在北大校园内，有不少名声在外的“园中之园”，季先生曾经居住的朗润园便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一个。

朗润园位于未名湖的北侧，园中也有一个秀美的湖，但名字起得很朴素：后湖。季先生在治学之余喜欢到湖畔散步，经常会碰见同住一园的张中行、邓广铭、吴组缃诸先生。这几位学者都是季先生“乐与数晨夕”的“素心人”，是他心中钦慕的君子。与我们惯用的“吃了吗”“忙什么”等招呼语不同，季先生与他们相见，经常是双方相向微笑着“抱拳一揖”，然后各奔东西。偶尔“站聊”几句，也是雅言清谈，关涉的多是学界或读书的话题。试想一下：在茂林修竹、翠湖青山的背景下，几位鹤发童颜的学者每天以这样的方式相遇、呼应，堪称后湖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而随着这几位哲人的先后逝去，这样的“君子风范”已成朗润绝唱。今年正是季羡林先生仙去十五周年。

邀请季先生当顾问

我在北大上学时，虽然也常去环境清幽的后湖读书赏花，但并没有“偶遇”过季先生。直到2003年我才因工作关系，有幸拜见了季先生，得以当面聆听教益。

当时我正在编辑一套插图珍藏版“20世纪外国经典作家传记”系列（有《川端康成传》《福克纳传》《萨特传》等），作者均为国内外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包括叶渭渠、李文俊、吴岳添等。丛书编委会很希望能邀请到季先生担任学术顾问，以扩大这套丛书的社会影响力。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落在了我的肩上。以季先生在学界的地位与威望，如果能请季先生出山，对于丛书的宣传推广来说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但能不能请动季先生，其实大家心里也没底儿，我也只能以“自古成功在尝试”这句话来给自己鼓劲儿了。好在我们新世界出版社的周奎杰总编曾经是季先生的学生，我的同事张世林先生与季先生又是多年的老交情，有他们相助，我的心里踏实了不少。借着一次约稿的机会，我跟他们一起前往北大拜访了季先生。

季先生“惜寸阴”的功夫是非常有名的，他每天凌晨四点开始读书写作，几十年如一日，他家书房的灯光也因此被师生们亲切地称为“北大第一灯”。这一次我们拜访时，季先生同样是在书房边读书边等待，因为读得太入神，一点儿没有觉察到我们几个人已被秘书引到屋内，站在了书房门口。直到秘书连唤了两声，季先生才抬头望见了我们，连忙合上书，抱上爱猫出来相迎。季先生虽已至耄耋之年，但精神矍铄，一身布衣，朴素整洁，硬朗的身板挺直如松。说话时话语简洁，思路清晰，用季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尚处于“耳聪目敏”的状态。

到客厅落座后，我们的总编便把我引见给了季先生。接下来留给我的便是“自由发挥”的时间了。这真是一次不小的考验。向一位学界泰斗陈述一个选题设想，对于我这个当时已从事了十多年出版工作的编辑来说，可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经验，激动之余不免有一丝紧张。季先生笑容和蔼地望着我，眼神中含着鼓励。我把丛书的内容及作者阵容向季先生作了扼要的介绍，最后很恳切地提出了想请他当顾问的请求。对于社科院外文所这些专家的情况，季先生自然是很了解的，有的是他曾经教过的学生，有的则是他相当熟悉的朋友。季先生一边听我的叙述，一边轻轻点着头，但他一开始并没有对当不当顾问之事进行表态，他需要时间思考。

其间，我们主要是听他的秘书讲一些季先生的“轶事”，包括季先生几年前写的怀念恩师的散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所引起的小小风波。也许是由于长期跟随季先生的缘故，他的秘书的性情也非常耿直，并且十分健谈。季先生则谦和地坐在一旁，那只平时喜欢“伴读”“伴眠”的波斯猫此刻正舒适地躺在季先生的怀里眯着眼“旁听”。季先生听着秘书的笑言漫谈，并不发表看法，但到关键之处他会非常及时地补充一两句，言简意赅，颇有“点睛”之效。

作为晚辈，此次拜见季先生，我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正如黄永玉先生常说的那样，“耳朵是大学嘛”。等到秘书这边的热闹话题暂时告一段落时，季先生在我身旁幽默地轻声说了一句：“顾问顾问，不顾不问，不顾不问。”他是边抚弄着怀中那只漂亮的波斯猫，边笑着对我说的。这便是季先生允诺“挂名”的一种特殊方式了。这样的回答，真是富含巧思与智慧，既是季先生为人的宽厚，也包含着他对年轻人的体贴之情。我一听连忙站起来向季先生致谢，心中的一块石头也算是落了地。

对“顾问”一词所作的新解，季先生自己也颇为满意，这从他开心地把爱猫高高举起逗弄的动作中便可见出。他当然不会真的“不顾不问”，而是很有针对性地提了几条非常中肯的意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已把我介绍的十多位传主的情况在脑子里大致过了一遍，季先生思维的敏捷由此可见一斑。

偶尔一用“院士”

季先生曾经公开辞谢别人强戴在他头上的三顶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但对于“中科院院士”这个头衔还是颇为自豪的，那是他心中珍视的一项荣誉，但也只是在重要的场合才偶尔一用。

2006年，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与美国著名宗教领袖路易·帕罗的三次对话内容整理而成的图书《江边对话》准备由我社出版，我同时担任了此书中、英文版的责任编辑。为了更好地宣传此书，我再一次延请季先生写推荐语。季先生慨然应允，很快便托秘书转来了他的精彩评语：“这是东西方文化之间、宗教信徒与非宗教人士之间的一次真诚对话，可谓开创之举。此书对中美两国人民更好地理解对方及本国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对此书出版的意义作了高度肯定。此书另一位作者帕罗先生则邀请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前国务卿舒尔茨写推荐语，可见规格之高。

在进入封面设计环节时，我准备把中美双方四位名人、学者所写的评语放在此书的封底位置。因为要写推荐人的头衔，为准确起见，我便打电话给季先生的秘书。当时季先生正在住院，秘书拿着电话到病房征求季先生的意见。我把另外三位名人拟用的头衔跟季先生说了一遍，季先生听完后立即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说：“就写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有了季先生这句话，我便很放心地在中、英文版的封底写下了他这两个最重要的身份。这也是季先生第一次在书封上使用“院士”的头衔。其实季先生在1952年就获得了这一荣誉，当时叫“学部委员”，后来称“院士”，只是平时不曾用过，但此次是关系到国家层面，影响深远，季先生也是充分考虑到这一点才使用这一头衔的。

《江边对话》一书目前已有多种文版在全球发行，并已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无疑，季先生的热情推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对我这个年轻后辈的工作的大力支持一直使我铭感于心。

君子之德风

季先生在住院期间笔耕不辍，他把几年时间积累的文稿编成一集，起了个很恰当的书名《病榻杂记》准备出版。当时全国有好几十家出版社在争抢这部书稿，其中不乏实力雄厚的老牌出版社，有的还开出了非常优厚的版税条件和相当可观的首印册数。但季先生丝毫不为所动，他按照先前的约定把这部书稿交给了我社的资深编辑张世林先生。问及原因，季先生轻轻吐出四个字：“君子一诺。”可谓掷地有声。

季先生文、学兼修，著译等身，他在东方学、古文字学等领域的学术造诣举世公认，他的散文创作以“真情、真思、真美”（乐黛云语）而著称，一向被视为学者散文的代表。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称季先生的文章“娓娓动听，光芒四射”，但季先生却谦称自己只是个“杂牌军”：“文笔不如作家，学问也不是很深厚。”他曾经专门论及“为人”与“治学”的关系：“道德文章，先讲道德，然后再讲文章，这是基础，为人第一，学问第二。”这也是他一生践行的原则。

季先生的君子品德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是在对师友的态度上：“文革”期间，顶住压力不肯参与“批斗”恩师陈寅恪；上世纪80年代率先打破禁区为胡适说话，后又出任《胡适全集》主编并撰写了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总序，“以此报知遇之恩于万一”；上世纪90年代赞誉学者张中行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称他“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

同时也闪耀在日常小小的善行中：他朴实谦和的外表曾被入校报到的北大新生误认为是“老校工”，办入学手续时请他帮忙照看自己的行李，季先生在原地站立两个小时忠实“履行职责”，毫无怨言；住院期间听说医护人员爱读他在报上连载的《留德十年》并盼望得到他的签名本，季先生很高兴自己的书对别人有用，立即吩咐秘书：“买去！”“都给！”自掏腰包先后购买了600多本图书，一一签名相赠。

还反映在他那令人钦敬的胸怀和气度里：《清华园日记》出版时，编者曾建议删去个别有碍“大师”形象的句子，季先生却觉得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圣人”，坚持“按原文出版，一字不删”。有位从前的学生拿了一部书稿，想请季先生题名推介，他的心中很是忐忑，因为“文革”期间他曾参与批斗过季先生，但季先生对过去的事只字未提，他在看完书稿后欣然提笔作了推荐。这一“以德报怨”的行为让这位学生感愧不已……

季先生曾经记叙过他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段“种荷”经历。虽然此前也有不少人在后湖内陆续撒过种子，但都没有结果。直到有一天季先生收到了友人从湖北洪湖寄来的莲子，局面才有了彻底的改观。可能是有感于季先生的心诚（把莲子一颗一颗认真地敲开），或者是来自洪湖的莲种确实与众不同，经过三年耐心的等待，季先生撒下的这一把种子，终于在湖底生根萌芽，并且长势旺盛，很快便形成了“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浩荡阵势。后湖也由此变成了风景怡人的荷塘。那一池挺举的风荷，既是季先生留给世间的物质的馈赠，更是一种精神上恒久的流芳。“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名言不正是季先生精神品格的真实写照吗？

我国历代诗文中素有以花品喻人品的传统，如以牡丹比富贵，菊花喻隐逸，荷花则因其高洁的品行而被称作“花中君子”。具有“香远益清”品格的季先生，他的“以荷而传”，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