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同志诞辰131周年的日子。1918年至1920年年间，风华正茂的青年毛泽东频繁进出北京大学红楼，在这里汲取着各种知识和思想营养，使自己在学识和能力上得到了巨大提升。也正是在这里，毛泽东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领路人——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并在他的影响下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并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让我们一同走近青年毛泽东，了解他在这里所留下的深深印记。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高校间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他们试图通过留学，学习西方的新知识、新思想，挽救国家危亡。1918年6月下旬，已在北大任教的杨昌济来信，告诉自己曾经在湖南师范大学的学生毛泽东，法国政府来中国招募工人，正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好机会。同年8月中旬，毛泽东与罗章龙率领湖南青年，从长沙启程赴京，也由此开启了青年毛泽东的两次来京之旅，并与北大红楼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初次来到北京的毛泽东暂住在老师杨昌济家中，即豆腐池胡同15号（现9号）。一面负责湖南青年赴法留学之事的沟通和组织工作，另一面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对国内问题进行大规模的自由研究，但生活费是个大问题，大家“非找个工作不可”。

杨昌济帮忙致信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看是否可以在校打工，“要不做北大教室清洁员?擦擦黑板、打扫完卫生还可以旁听······”蔡元培帮他们出了个更好的主意：与其做个教室清洁员，不如在图书馆工作。遂写信给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主任)的李大钊，“毛泽东为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工作，请将他安排在图书馆中……”。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位于北大红楼一层西侧的第二阅览室（新闻纸阅览室）就成为了青年毛泽东的临时工作地点，毛泽东在回忆时说：“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怀中（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

也正是在这里，他开始有时间和机会大量系统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了解马克思主义。由于工作关系，毛泽东能阅读到各种新出版的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他时常到时任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处请教，也常读到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还参加过李大钊组织的学生研讨各种新思潮的活动，在这一时期“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在1918年11月聆听了李大钊的演说《庶民的胜利》，也研学过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回忆：“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

1949年3月，毛泽东随中共中央迁往北京时回忆第一次到北京的这段岁月时，感慨万千地说道：“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指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广泛参与和开展实践调研

毛泽东在北大红楼工作期间，还经常参与社团活动，他参加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1919年10月16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向55人颁发听课证书，毛泽东的名字出现在32名“得听讲半年之证书者”名单上。

毛泽东还在新闻学研究会听《京报》社长邵飘萍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课程，后来他曾回忆道“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

不仅参与社团活动，1918年和1919年冬春之际，毛泽东曾两次来到长辛店，白天在铁路工人中间活动，晚上到留法预备班，一方面深入调查工厂和工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另一方面了解长辛店留法预备班青年们半工半读的情况，协助解决他们的困难。

1919年3月，经过半年的学习准备，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从北京到上海乘船起航，毛泽东出京为他们送行，自己却决定留在国内。他认为：“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而他自己，就是要“留在本国”的那部分人。

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19年12月18日，青年毛泽东作为驱张运动主要领导人，率团赴京请愿，第二次来到北京。

毛泽东抵京后，立即四处奔走呼号，积极联络湘籍学生、议员、名流和士绅，成立“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在他的主持下，北京成为驱张运动的大本营。毛泽东重视新闻舆论的力量，开办平民通讯社，担任社长，平民通讯社成立当天，毛泽东发表《〈湘人力争矿厂抵押〉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文》，在北京《晨报》全文登载。白天，他们外出活动，调查访问；晚上，他们伏案整理材料，编辑、撰写、油印稿件，寄发全国各大报社。驱张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形成强大舆论压力。

毛泽东一边积极组织开展驱张运动，一边积极探讨对湖南乃至中国实现根本改造的方法。来京之前，毛泽东草拟了一份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构想。抵京后不久，他就和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取得联系，并在1920年1月正式加入这一团体。驱张运动不断发展，也深刻影响着毛泽东对改造湖南问题的认识。毛泽东多次与师友探讨改造湖南问题，3月12日，他致信黎锦熙，请教“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并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从“军政”“财政”“教育经费”“自治”等方面阐释建设湖南的条件。

也正是这段时间，研究苏俄和十月革命成为当时的热潮。毛泽东广泛接触了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等人，多次同他们讨论赴俄留学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等问题。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有兴趣。“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所说的“三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著）《阶级争斗》（考茨基著）以及《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这些著作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

后来毛泽东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如今，“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在北大红楼内展出，广大观众可以走进这座百年红色建筑，参观和瞻仰青年毛泽东曾工作的第二阅览室，通过展览内容更加深入了解他两次来京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光辉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