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篇

丰富中共党史基本读本，书写多彩鲜活生动党史

继《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之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上册，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记述党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历史，重点展现了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立足中国国情，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教训，创立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集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生动性于一体，为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历史提供了权威正本。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则以编年体，辅之以纪传体、纪事本末体，遵照“重要”“典型”“鲜活”“平衡”的原则，确定编纂的要素、内容和特色，充分依据来自中央与地方、区域与境外等方面的权威史料，并尽可能运用档案、文献、回忆、实物等进行多角度考释、补正，系统性、贯通性研究了这一时期党的历史，编纂成就一部波澜壮阔、丰富多彩和鲜活生动的党史。

“两个结合”是必由之路，深化拓展学理化研究

“两个结合”是党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其中“第二个结合”是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写出版《“两个结合”基本问题研究》，集中围绕关于“两个结合”的哲学问题、历史问题、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等基本问题，从时代条件、要素构成、辩证关系、内在机理和本质特征等方面，着力把握“两个结合”的历史背景、思想内涵、精神品格、时代价值和重大意义，彰显“两个结合”的历史底蕴、活的灵魂、发展脉络，揭示其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化和拓展了“两个结合”重要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展现了“两个结合”的问题意识、时代意识、战略意识和国际视野，具有前沿性和创新性。

探索和透视中共党史党建学，把握其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

中共党史党建学将学科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党务工作理论与实践，确立为所属4个二级学科。有学者提出，要明确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学科属性，处理好政治性与学术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系统性与分支性、基础性与专题性之间的关系。有学者发表《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认为，这一学科的本体论是对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的科学认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决定了其本质属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是其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其基础理论；认识论是对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发展历程、基本特征、价值功能、资料支撑等学科基本问题的整体把握和科学认知；方法论则是对指导党史党建研究的理论原则和一系列方法的系统认识。该学科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形成紧密联系、相互交织、整体发挥作用的有机统一体，共同构筑起本学科的理论知识体系。

有学者认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涵盖与中共党史党建紧密相连的历史、理论和现实问题，在知识创新、学术格局、论证深度等方面，要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是具体的实证研究、经验研究所无法取代的，其体系建构需要达成“拒绝学科依附”、“拒绝理论移植”、“反对玄思和庸俗化”，“坚持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等学术理论共识。

深化拓展红色文化研究，提出“赶考”历史主动精神

红色文化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理念、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有学者认为，红色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深入研究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红色文化研究的首要任务，需要在历史长周期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宽视野中考察和分析问题，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代以来的变革和革命精神与红色文化有机地联系起来，将红色文化置于人类文化创造、文明更新和共同价值寻求的全球视野中尤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演进中加以考察。

围绕进一步挖掘“赶考”历史内涵，推进香山革命历史研究，有学者提出“赶考”历史主动精神这一概念，强调历史上的“赶考”是一种历史主动，党的“进京赶考”，是党的理想信念、历史思维、实践性、问题意识与历史主动精神的统一。党的“赶考”历史主动精神，源于解决中国问题的革命斗争实践，是红色文化的自觉性、自主性和先进性的重要标识，更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内涵和鲜明特征。

挖掘考释党的历史文献，发现党最早官方文献集

《向导》周报是党创办的第一个机关报，发表了大量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布的文件，是大革命时期党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有学者认为，《向导》周报1926年5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是党首次就某一方面专题内容选编出版的中央文件集。其主要依据是，《向导》周报1926年9月出版的《论北伐》一书中刊载《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一书的广告称：“这是一本集子，包括中国共产党所有宣言、告民众书等。”该书收入的是自建党至1926年间，党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部分文件，并有明确的出版机构、出版时间和定价。这一观点修正了日本中共党史专家石川祯浩在其2014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编纂党史资料的进程——以20世纪50年代的杂志<党史资料>为线索》一文中的观点，后者认为“1938年2月由解放社出版的《红色文献》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官方文献集”。

《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实际上是一部关于中国共产党立场、政策和主张的中央文件选集，开创了编纂出版党中央文件的先河，为此后开展党史研究积累了宝贵资料。

（作者宋月红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文化学篇

春节入选世界非遗，推动文化互鉴共享

2024年12月4日，春节入选世界非遗，这是对其文化价值的肯定。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不仅是家庭团聚、辞旧迎新的时刻，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春节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其入选世界非遗不仅有助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也为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互鉴和共享提供了新的契机。

我国学者对春节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释，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成果和代表观点。首先，有学者指出，春节文化的全球传播是中国文化自信的体现。春节文化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不仅增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也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其次，在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关键。有学者提出，要充分挖掘春节文化的内涵，结合现代社会的特点，创新春节文化的表现方式和传播手段。同时，也要注重春节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再者，在春节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中，策略的选择至关重要。有学者建议，要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特点，采取差异化的传播策略。例如，在西方国家，可以通过春节庙会、文化展览、艺术表演等形式，展示春节文化的魅力。此外，还要注重春节文化的本土化，使其更加符合当地民众的文化习惯和审美需求。

数字文化赋能传统文化，延展中华文化内在表达

在以人工智能（AI）、大数据、虚拟现实（VR）为代表的数字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文化呈现与传播的数字化转型成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思路。尤其是人工智能创作内容的生产方式（AIGC）技术的突破对人文学术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其作为一种全新的、强大的生产工具，持续引领数字文化生产的范式迭代更新。有学者认为AIGC的蓬勃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提供了更为丰富多彩的有效途径与方法，AIGC技术的应用不仅改变了传统文化内容的生产与传播格局，而且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展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和发展潜力。

在探讨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知识生产与传播策略转型时，有学者提出AIGC技术能够推进传统文化内容生产的跨媒体融合发展，通过音视频图文等多模态融合与转化，让传统文化内容以更贴合现代媒介传播的形式进行传播；同时，AIGC技术还能降低文化生产技术门槛，赋能传统文化内容的全民共创与个性化生产，让大众可以更为便捷地利用数字技术提取与应用传统文化元素。AIGC技术以“虚拟现实”为样态呈现，聚焦智能技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间的叙事融合，可有效提升文化作品的生产传播效率，模拟、延展和丰富中华文化内在表达。

春节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入选世界非遗，彰显了中国文化魅力，推动学界加强相关研究。

文化新质生产力引关注，沉浸式文旅成为新引擎

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概念、理论与实践逐渐被纳入学界视野，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有学者将文化新质生产力定义成是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内呈现出的新质态、新类型，其通过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共同发力，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在文化生产、消费、交换等领域形成了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可为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化根基和精神引擎。有学者提出，新质生产力驱动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也是新质生产力向文化新质生产力的质态具化过程。新质生产力沿技术、业态与模式逻辑重塑文化产业的技术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以智能创意工具提升生产效率、以新型文化业态优化产业结构、以价值共创模式改善创新生态。

有学者认为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也是文旅深度融合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随着科技的不断应用，文旅体验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科技赋能文旅深度融合涉及多种技术的融合应用，文旅科技代入感、文化旅游产品的质量和游客的体验感不断增强。近些年来，沉浸式文旅作为新质生产力在文旅领域的具体体现，成为城市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正成为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承载。因此，必须加快构建相关学科理论体系与行业评价标准，推动文化新质生产力成为新时代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

文化遗产保护思想深化，保护标准体系继续完善

在新时代中华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当中，明晰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厘清文化遗产保护逻辑至关重要。有学者认为文化遗产保护思想的形成、发展、演变和在其引领下的保护实践表现为四个特色鲜明的历史阶段，即重道轻器的古物保护、注重象征意义与精神传承的文物保护、恪守“原真性”原则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强调活化利用的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不再局限于文物本身，而是将与其相关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保护。自2023年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思想与实践发生显著变化，活态传承的理念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推广与实践。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保护思想的深化和拓展上，更体现在保护标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上。

有学者认为，关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化工作实践，这将凝聚全球文化遗产保护共识、共享文化遗产保护先进适用技术和最佳实践经验，推动全球文化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助力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有学者做出积极展望：文化遗产要紧密结合新质生产力，遵循故事性、知识性、学术性的传播逻辑，增强大众对文化遗产的共情点、感知力，重构文化遗产不断满足传承发展民族文化、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的体系，有效彰显和发挥文化遗产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卜希霆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国文化产业协会沉浸式文旅产业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彭雪千为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

法学篇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时代议题研究出成果

法学界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围绕着法治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中，以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等基础性时代议题成为学者们重点关注的主题，呈现出一系列紧跟时代脉搏的研究成果，比如继续以科学立法保障和落实改革成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社会各方面改革保驾护航。

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得到深化，基本理论应用于实践议题

法学界针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等进行了全面和体系化的研究。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涉及理论和实践等多个维度，研究的主题涵盖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深刻内涵挖掘和实践伟力阐发等方面。在理论层面，学界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在逻辑和理论特色进行深度阐发，展示出其思想的科学性。在实践层面，学界针对合宪性审查、法治政府建设、司法体制改革、枫桥经验等重点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进一步展示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于法治理论研究和法治实践完善的指南作用。

此外，来自不同部门法的学者也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理论应用于生态法治、法典化、监察体制改革等鲜活实践议题。

直面中国法律实践，建构法学知识体系

法学界直面中国的法律实践，在基础理论和部门法教义学上不断推进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法理学者的研究领域依旧多元，主题跨越法教义学、司法裁判理论和立法理论等。

《民法典》的适用引发很多新兴问题，一系列司法解释出台。《合同编通则解释》于2023年12月份开始施行，相关的民法教义学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热点。《公司法》《行政复议法》和《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的修订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回应了实践中不断涌现的现实需求，也激发起不同部门法学者针对新立法的研究热潮。刑法学研究保持了稳定的教义学风格，但针对互联网犯罪、轻罪治理、网络暴力治理等新兴实践议题有更多的关注，有学者建议应当在发挥刑法的社会治理功能的同时以法治进行强约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于2024年3月开始施行，其司法适用问题也受到刑法学者的较多关注。程序法的学术研究依然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同频共振，针对认罪认罚从宽等刑诉法修改的重点主题有持续的关注和探讨。

数字法学研究全面开花，新兴数字应用立法成热点

2024年见证了数字法学研究的全面繁荣。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技术上不断取得突破，智能科技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加深。如何从法学角度进行回应成为法学界面对的一项迫切任务。众多法理学研究者针对数字人权的证成、数字法学的学科属性、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挑战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议。有学者否定数字人权是一种独立的人权形式，也有学者认为数字法学尚未具备独立性。在域外人工智能立法的激励下，多位学者针对人工智能立法提出学理建议，提出学者版的《人工智能法》。但也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宏观层面的立法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数字科技所引发的个人信息保护、数据产权的界定、知识产权保护等新兴难题大大地拓展了部门法研究的边界，促使众多学科针对科技挑战进行回应，比如针对数据产权的划定难题而对传统权利理论进行更新。同时，随着数字技术不断融入公共权力实践，自动化行政不断涌现，智慧司法形态不断成熟，对数字权力的边界和数字法治的内涵进行反思也成为法学研究者的一项理论任务。

另外，新兴数字应用的具体立法和司法应用也引发众多学者的关注，比如随着自动驾驶汽车初步具备上路条件，如何从立法上对自动驾驶进行规制成为一大热点。由于人工智能科技对法学研究的重塑效应不断彰显，2024年的法学研究已经做出实质性推进，数字法学的理论版图初具模型，如何完善数字法学的理论体系并针对数字权利保护、数字法治建设等议题提供体系化的回应方案，成为接下来法学研究的一项艰巨使命。

（作者郑玉双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新闻传播学篇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深化，概念探索丰富自主知识体系

以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为目标，2024年相关研究持续深化。有学者从主体意识、理论基础、学科逻辑和全球视野四个层面入手，提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化路径；亦有学者回溯百余年历程，系统总结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脉络。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一方面立足经典，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新闻实践的历史文献中提取新知，丰富或廓清一些既有认识；另一方面把握当下，积极探索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具体实践领域结合的新路径，在教育中不断夯实理论基础并提出创新路径。

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学术创新。不少学者围绕新闻传播领域的“元概念”深入探索。有学者突破以文本为中心的新闻认识论，提出“新闻世界”概念；有学者就“数字新闻”的基础概念、实践过程、社会效应等系列问题进行阐述；有学者基于深度媒介化现实，提出“平台世界”等概念；有学者从多个维度讨论“平台交往”“数字生命”等新鲜命题。

技术迭代加速传媒变革，媒体深融推动研究升级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迭代，深度影响新闻传播实践与行业格局。一些学者着眼全局，探讨AI带来的信息生产范式变革、传播秩序重构、价值伦理风险等结构性、整体性问题；一些学者着眼具体，探讨AI在国际传播、新闻生产、传媒教育等领域应用中产生的针对性、局部性议题。在此趋势下，智能传播研究成为热点，拓展并重塑学科既有知识边界。人机互动的程度不断加深，一些学者勾勒人机共生的未来图景，虚拟情感融入社会亲密关系，在真实社会语境中引发对智能体行动者角色的理论反思。此外，2024年是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30周年，有学者回望媒介技术史，有学者关注互联网的技术隐喻，亦有学者从技术、资本和政治驱动的视角理解互联网与全球地缘。

2024年是媒体融合战略实施10周年。10年融合重塑了传媒业肌理，有关媒体融合的研究也超越了具体的方法路径层面，不断升级。有学者对“中国式媒体融合”做了“清单式”梳理，探讨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有学者总结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新闻创新的模式，亦有学者关注不同垂类的创新案例。还有学者以未来为面向，提出应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全党办报”迭代升级为“全党办媒体”，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提供操作框架。

国际传播研究凸显“南方转向”，区域国别研究注重交叉视野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国际传播研究持续走向深化。受国际政治等复杂性因素的影响，面向“全球南方”传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借助共建“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倡议，有学者提出要关注当下国际传播叙事的“南方转向”，借此打破美西方主导性叙事迷思。以建设“传播共同体”为目标，有学者提出以主体协同、内容协同和渠道协同为构成的“协同传播”范式；亦有学者提倡以建设“话语联盟”等途径增加国际传播协同能力。

立足于传播效果，近年来以区域与国别来细化国际传播的研究受到重视。有学者认为，区域国别学为重新审视国际传播中“他者”与“自我”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知识路径；亦有学者指出，以精准化为目标的国际传播呼唤更多“在地化”知识，区域国别学研究中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合作的知识融合是有益路径。

新质生产力赋能传媒业，数字出版成为出版研究聚焦点

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为传媒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践和理论的新动能。有学者提出“传媒新质生产力”“新质传播力”概念，为系统性审视传媒领域发展提供框架。有学者从传媒产业变革角度，提出“数智”时代下传媒业将迎来生产要素、生产模式、运行方式、组织结构、产业边界的系统性变化。

出版业是文化强国建设的排头兵。随着数智技术赋能出版业，数字出版不仅成为出版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重点，也是出版研究的聚焦点。围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有学者总结了出版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新态势；有学者提出要构建共享、共商、共进的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路径。围绕数字出版实践，一批学者围绕出版数据要素、数字出版新业态、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数字出版版权等重要议题展开研究。此外，2024年中国传媒大学等7所高校成为我国首批出版专业博士学位点，相应地，围绕出版领域高层次应用型领军人才培育的研究也成为业学两界的共同关注。

(作者李舒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院长、教授)

供图 王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