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云
儿时，我家的年夜饭要“装碗”。入冬后，父母就开始筹备了。
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回两三棵白菜（我们叫它“京白菜”）、几个洋葱头，宝贝一样存放在地上，蒙着麻袋片，怕冻又怕干，专等过年做菜。第二件事是用莜面换大米。农闲时，零星的坝下人用马车拉着农产品走村串户换莜面，有青绿的小苹果、红嘟嘟亮晶晶的海棠果、敷着白霜的黄澄澄的冻柿子，偶尔也来一个换大米的。我家人口多、劳力少，挣不回工分，分到的粮食不够吃，年年青黄不接时到坝下借玉米裹腹，自然惜粮如金，从来不舍得换水果，偏偏要换几斤大米，年三十晚上吃一顿水捞大米饭。怕村里人笑话，父亲悄悄跟着换米人走到邻村再换。即使在村里换米，也要瞅四周无人。少不更事的我，看到莹白的大米，便欢欣鼓舞。
进腊月，先张罗着卖猪。母亲年初赊了猪仔，一把糠一把野菜地喂养到年底，一笔一笔的赊欠款等着它还，年货等着它置办，卖猪成为年终最大的事。猪出栏的天气总是滴水成冰，出奇的冷，母亲把熟烂的甜菜叶和糠皮之类的搅拌起来，放到锅里熬煮，还破例抓两把莜面拌进去，猪食盆端到院里，依然热气腾腾，散发着好闻的味道。全家人盯着猪“嗵嗵”吃掉最后一餐，扭着圆滚滚的肚子上路……也有猪病死或出不了手的年份，有卖猪钱一分不剩还了债的年份，只能借钱置办年货。有钱没钱，这年也得过，年夜饭照样吃，这是父母亲与村人不同的执念。
母亲用盆子泡了蚕豆，放在热炕头上，捂得严严实实，随着阳光移动。不几天，蚕豆胀得饱满胖大，鼓鼓的。父亲倒出半盆，在光溜溜的蚕豆尾部横切一刀，准备炸“兰花豆”。剩下的蚕豆再泡几日，顶出嫩芽，母亲一粒一粒剥掉豆皮，用开水淖过，冻起来，留着炒菜。
一条儿红白鲜明的猪肉拎回家——常常是母亲从杀了猪的村民家赊的，要价虽高，却有一年的还账时间，解了眼下没钱之急。
该端豆腐了，这活儿由父亲承担。村里没有豆腐房，端豆腐要到邻村，先预订，排队，临年去取。父亲顶风冒雪出门，回家时棉衣皮帽皆白，脸冻得乌紫，胡茬上哈满霜雪。他用冻僵的手费力捡开布包，几块方方正正的嫩豆腐还冒着热气。
之后是轧粉条，擀粉片。磨土豆粉是母亲住到村里后“半路”学到的手艺，需要把洗净的土豆擦碎、过水、沉淀、出粉、晾粉等繁复的过程……她始终没学会轧粉条，每年请赵婶帮忙。赵伯在供销社工作，也是小村后迁入的“外来户”。赵婶个子不高，微胖，双颊红扑扑的，很健谈。她伏在热气滚滚的锅台上轧粉条时，说东道西，俏皮话一串一串。父亲会顺便让赵婶擀一些粉片。母亲把轧好的粉条一砣一砣摆在篦上，菱形的粉片摊放在案板或大盘里，放到院里冻着。完活儿后，母亲和赵婶面对面盘腿坐到炕头上，互为对方“绞脸”，即用白棉线打着纽一根一根拔掉脸上的汗毛，整张脸立马污垢尽除，容光焕发起来。我端着碗美滋滋地“吸溜”凉拌粉条。
“叮咣”的炮仗声，“噼噼啪啪”的爆竹声时而从街上传来，大年马上就到了。窗户上黑乎乎的旧麻纸换成浸过油的明亮的新麻纸，贴着红艳艳的窗花，下面玻璃上那道长长的裂缝也表了红彤彤的纸条。哥哥糊的红灯茏也像模像样地悬挂在屋檐下。屋里新刷过大白，墙上贴了簇新的年画，比平日亮堂多了。年画是父亲买的“四扇屏”山水图，有松有梅。母亲抱怨这年画黑压压、青幽幽的，不喜庆。我也喜欢邻居家花红柳绿的人物年画。父亲不理会，年复一年买回“四扇屏”张贴。
腊月二十九，平日从不做饭的父亲上厨了。
他比画着把猪肉分成三块，一块又切成长方形小块，放在锅里煮到八成熟，捞出来，在猪皮上抹了红糖，清锅，烧油，“哧啦”一声，把肉块放进锅里过油……少顷，用筷子颤颤地夹出，肉块焦黄中带着深红，油渍渍的，泛着亮光。父亲把另一块猪肉去皮剁碎，留一点做馅儿，其余的加调料，放土豆粉，团成小丸子，齐齐地摆开。还剩下的一小块肉，用来炒菜。
肉有了各自的归宿，就开始炸丸子，炸豆腐，炸“兰花豆”。炸好的肉丸儿放到一个带盖的阔口浅底瓷盆里，盆子釉色浅粉，镶了一圈细碎的白梅花，因盛了肉丸子，小梅花在我眼里也金贵起来。最后出油锅的是酥脆咸香的“兰花豆”，足有小半盆。村里产蚕豆和胡麻油，但村里人不会炸“兰花豆”。我家的“兰花豆”，大年初一分享给前来拜年的小孩子。
年三十的午后，装碗的时候到了。父亲挽着袖口系着母亲半旧的蓝布围裙站在锅台边，切菜、放调料、上锅蒸。一般会凑六大碗，最丰盛时凑足八大碗，上面摆着肉品，下面堆着“撑碗”，有的出锅后还倒点煮肉汤，说是上色调味。父亲的忙碌郑重而有条不紊，还饶有兴致地讲故事，记得讲过一个穷秀才过年的故事，说有一个秀才赊了一颗猪头过年，没想到猪头煮熟时，债主赶来要钱，他自然拿不出，债主掀起锅盖提走了乱熟的猪头。秀才没奈何，信口赋诗一首，第一句我全然忘却，后三句是“……煮熟的猪头要现钱。有朝一日时来转，天天给他过大年！”逗得我们响亮地大笑。母亲跟着乐，她烧开水在锅里煮大米，煮到米心稍硬时，用笊篱捞到铺着笼布的笼屉上，上锅再蒸。不一会儿，锅盖缝里冒出缕缕奶白色的雾气，浓浓的肉香、菜香、米香在屋里缭绕飘荡。
父亲“会吃”和出生有关。他出生于一个殷实开明的商人家庭，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抛出血本供子读书，父亲因此荣耀地考入市里的中学。然而，时运不济，父亲临近毕业，祖父患“鼓症”撒手人寰，17岁当家的少爷没有守住脆弱的家业，家道很快败落。后来，父亲替人要账流落坝上，应考加入教师行列便留下来。他靠肚里的“文化水儿”安身立命，娶妻生子，微薄的薪水勉强养家糊口。六十年代，被“下放劳动”，带着一家老小来到只有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务农。那年月，遇到外乡人，父亲总说自己“没文化，不识字”。偶尔有人称其“杨老师”，他像被揭了伤疤，颇不痛快。父亲经常告诫母亲要“忍”，挂在嘴边的话便是：“能忍者自安，知足者常乐。”然而，有些时候是“忍”不住的。比如，面对大年三十丰盛的“装碗”。
终于可以开席了。母亲在炕席中间铺好一小块塑料布，放了筷子。那时，家里连小炕桌都没有。父亲上炕，我们几个孩子嘻嘻哈哈团团围坐。母亲小心翼翼地把蒸好的肉菜依次端上来，整整齐齐摆到塑料布上。圆圆的外焦里嫩的肉丸子、薄厚均匀的褐红的梳篦子（扒肉条）、方方正正的酱紫色的瘦肉块……拨开上面的肉，看到底下的“撑碗”，黄灿灿的油炸豆腐、滑溜溜的土豆粉片、布满纹理的洋葱头、乌黑的木耳、条块均匀的“京白菜”。每人面前，有一碗香喷喷暄腾腾的白米饭。母亲最后上炕，一条腿斜跨在炕沿上。她的短发乱了，鼻尖淌着细碎的汗珠，脸上却散发着平日少见的光泽。
父亲端起一杯酒。喝酒是他一生的嗜好，就如“装碗”是我家过年的必须。
“下放”农村后，无钱买酒，只有节日打几两解馋。在父亲轻轻的啜酒声中，我们的筷子纷纷伸向那一碗碗色香味俱佳的肉菜，大口大口拨拉着劲道清香的米饭，谁也不理会母亲几乎很少夹菜。
就在我们乐淘淘开怀大吃的时候，父亲忽然发脾气了，不停地斥责，出气越来越粗重……因患心脏病，他脸色黯黑，罩了一层酒晕后转为绛紫，混浊的眼睛也严厉起来。父亲为什么在年夜饭上发脾气，那时我还不懂，只觉得父亲不近人情。
父亲边喝酒边琐琐碎碎地骂，就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呼呼”生气，蔫头耷脑的子女个个不入他的眼。终于，母亲涨红了脸，重重放下筷子，不吃了，她一边下炕，一边怒声叫嚷：“还让不让人过这个年？”父亲立即不吱声了，饮一口酒夹一口菜，不再发脾气，脸色依然暗沉沉的冷冽。
这境况年年上演。年三十村里人不串门，他们不知道我家会借钱筹备年夜饭，不知道我家会“装碗”吃扒肉条、蒸丸子，更不知道父亲会在年节找茬儿发脾气，把亲手酿造的喜庆气氛搅出一片荒凉。
父亲在村里，带点技巧性的农活儿都不会做，只能受笨苦。春天，一步一陷地顶着漫天风沙跟在犁犋后面泼粪，有的村民欺负外来人，把粪斗子装得堆成尖，他拼了死劲撑着，绳子勒进肉里，肩膀上留下一道一道的血印。冬天，他和一个又瞎又拐的老人给队里的牲畜铡草，冻得双颊青紫，鼻涕流淌。父亲病了，全身浮肿，喘着气呻吟，他说得了“鼓症”，怕是和祖父一样了，那时父亲恰好和祖父病逝的年龄相仿，全家人恓恓惶惶，吓坏了。幸好遇到好中医，父亲吃了几十副中药，捡回一条命。父亲病后，生产队照顾他放猪，这算轻活儿。在滩里放猪的父亲头戴草帽，身穿母亲缝制的黑布制服，手攥皮鞭，仰着下颌高声吟诵：“天空中雄鸟乱飞……”阵阵微风吹来，鸟儿啾啾喳喳鸣叫，蝴蝶在草叶上舞动，碧绿的蚂蚱飞起又落下，蜻蜓成双结对地掠过。和父亲一起放猪的我，感觉到他的畅快，当然，也晒笑他的吟诵，何以得知空中飞的是雄鸟？
大年初一起五更，笼过旺火，天尚漆黑，村里的小孩子们便挨家挨户拜年。这是缺亲少友的我家年节时最热闹的时刻。小孩子一拨一拨涌进门，高声叫喊：“大爷、大娘过年好！”也有喊大爷爷、大奶奶的。“过年好，过年好，都好……”父亲笑眯眯地回应，为每个孩子分送一支烟，再抓起一把“兰花豆”放到孩子们手里，开心地看着他们“咚咚咚”呼啸而去。母亲也笑，似乎忘了年三十父亲发脾气的事。
如今，当年村里拜年吃过我家“兰花豆”的小孩已步入老年，提起早已仙逝的父亲，他们依稀记得，总是说：“大爷可好呢，一点脾气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