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促进“中国之治”，鲜活案例丰富学科建设

　　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制度建设确立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线。学者普遍认为，现代化的关键是制度，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过去七十多年尤其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形成了较完备的制度体系，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并行的“中国之治”。有研究指出，这种成功主要源于制度建设内生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体现为始终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对制度效能的整合转化，兼顾制度的整体性与层次性、激发社会主体的能动创新，以及在社会主义政治基本原则下保持开放、根据实践发展持续进行制度调适。

　　在政治制度建设领域，民主制度尤受关注。有研究将中国民众对民主的理解划分为参与观、权利观、协商观和绩效观四大维度，其中参与观和权利观的认知比例持续攀升，显示出公众对公共事务的活跃度与权利诉求不断增强。与此相呼应,“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民主价值与制度形态的统一：微观层面注重公民权利的程序规定与实质保障，中观层面围绕政治制度体系的科学构建与有效运转，宏观层面则面向新型政治文明价值的整合。在实践层面，“群众路线”被学者视为中国特色民主制度的重要信息机制，兼具社会动员和政治沟通双重功能，也为民意整合与共识回应提供了有效渠道。“共同缔造”“北京经验”“枫桥经验”等基层治理范例则丰富了这套制度的内涵。如“共同缔造”借“五共”工作法（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将“共同性”融入日常生活实践；北京等地的“接诉即办”改革，则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的敏捷治理，借助政社协同推动共治共享共建。这些制度创新不仅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也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了鲜活素材。

　　“超级选举年”再析选举政治，数字能力进入研究视野

　　政党在国家建构、选举竞争和社会动员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由此使得政党和政党制度引起学界进一步关注。一系列研究表明：政党在国内外政治中扮演着决定性角色，成为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的核心组织者和实践者。这在亚非地区表现尤为显著，显示出全球南方的政党形态与传统西方的多党竞争模式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伴随数字化浪潮的涌现，数字化政党兴起：议题算法化让政党能够更精准地对接选民需求；平台化参与促使政党由封闭式党员组织逻辑向开放式“用户服务”逻辑转变；竞争社交化则令政党竞争从相对统一的“举党竞争”走向分散化的“网红竞争”，个人形象与网络影响力变得更为重要。这些变化不仅提高了政党数字化能力的要求，也在政治过程与公共舆论互动中产生新的治理与风险挑战。

　　2024年被称为“超级选举年”，学界也围绕选举政治展开了研究：在中国大陆，研究显示，性别对人大代表投票选择、脱贫攻坚对基层选举投票率有显著影响；在欧洲，传统政党与新兴政党之间此消彼长，加之政党—社会对齐模式的重构，给欧洲议会选举格局带来动荡；在拉美和非洲，不同政党的崛起与衰退、社会联盟和政治对抗持续发酵；在美国，生成式AI的推广导致选举活动出现信息自动生成、动员群体目标微观化、政治选择的分化和价值极化以及过程治理有机化的新特征，对代议制与美式民主产生强烈冲击。

　　地缘政治重回聚光灯下，全球价值链冲击受关注

　　近年来，国际政治的主旋律从全球合作转向大国竞争，国际安全和地缘政治重回聚光灯下，同盟、经济与网络因素相交织、“泛安全化”明显。学者指出，美国对华遏制加剧，其盟友态度可能从“对冲”转为“选边”，但因各国实力与内政的差异会影响其对待风险的态度和承受能力，不同国家转向幅度存在差异。大国竞争对全球价值链冲击同样受到关注。研究显示，短期内全球价值链具备较强韧性，但若地缘政治对立持续，产业布局或将作出深度调整；一些超级企业面临经济要素“武器化”所致的选边困境。数字空间也成为新的大国博弈场域，学者指出美国凭借技术与规则试图维持单极地位，导致数字地缘政治竞争出现失序苗头。

　　在全球竞争愈演愈烈的态势下，南方国家日益崛起，团结、自主和抵制外部干涉的呼声不断高涨。研究显示，他们在国际传播中努力破除西方中心论，构建多元化的“南方话语”。中国作为“全球南方”一员，借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这些国家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帮助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与制度性权力。尽管美西方试图通过区隔中国与南方国家、扶持印度争夺南方领导权、拉拢特定国家等方式削弱中国影响，但“全球南方”崛起的势头仍在持续。学者呼吁，中国需要从“基于威胁”转向“基于能力”的安全理念，将开放与共赢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核心思路，并与外部世界保持良性互动，从而在国际与国内安全治理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更具包容性的路径。

　　(作者刘颜俊、郭凤林分别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