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以学院派批评为主流的文学批评似乎遇到了某种困境，这种困境不仅是指它在面对新兴文学现象时无力给出具有说服力的美学理解和思想阐释，更在于它缩减成了一种自说自话的学术工业制造物，不再面向文学和热爱文学的读者发声。学院派批评的产出主要是为了满足学术体制的考核和认可，由此生产出来的文学批评，尽管在历史视野、理论深度、学术规范等方面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却也逐渐变得僵化和缺失活力，面临着读者流失的严峻问题。作家不愿意读，批评家同行不爱看，普通读者更提不起兴趣，这已成为批评家们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文学批评不再迷人，根本原因也许不是它变得越来越专业和艰深，而是这些批评忘记了批评本质上是一项精神活动，是批评家与作品、作者、读者的生命之间的交流。

谢有顺虽然也身处学院之中，他的文学批评却始终保持着自身独特的品性，坚守着文学批评的初心。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三十余年的批评事业中，谢有顺的文学批评不仅获得了莫言、贾平凹、格非、李敬泽、陈晓明、孟繁华等评论对象和批评家同行的认可和敬重，还收获了众多文学圈外的普通读者的热爱。不少作家在文章中都曾表示从谢有顺的文学批评中得到了启发，一些青年学子因为读了谢有顺的文章而爱上了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界，谢有顺的文学批评确乎是一个别样的存在。他的文学批评何以能受到作家、批评家以及普通读者的喜爱？谢有顺近期出版的文学批评集《文学的深意》给我们提示了部分答案。这本书收录了谢有顺近年写下的二十余篇文章，其中既包含了他最新的思考，也延续了他一贯的批评气度和神采。通览《文学的深意》，谢有顺文学批评的特质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充分尊重作品的文学性

简言之，就是把文学当作文学，把它们当作真正的艺术品进行美学的分析，而不是把文学作品当作社会学、思想史的材料。当下许多文学批评泛化成了文化研究，它们可以围绕一部作品做各方面的历史解读和症候分析，理论缠绕，旁征博引，唯独不能进行艺术上的分析和判断。这种做法一方面昭示了批评主体在审美上的无能，另一方面也否认了审美意义上的文学性，至少不再承认文学有其独有的美学形式。谢有顺有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他知晓文学创作的秘密与甘苦。他在分析作品时更多是从创作的角度出发展开讨论，耐心地和作者探讨故事应如何展开，但又不只是停留在叙事技术的层面上，最终还是指向叙事如何抵达内在的灵魂世界和外在的时代变动。在对长篇小说《回响》的讨论中，他细致地分析了作家东西是如何在《回响》中写出了有重量、有内涵的疚爱，如何在日常语境中把情节的转折写得合情合理，如何写人物心理世界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他指出《回响》的叙事重点在于逼视潜藏在日常生活之下那个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东西由此写出了日常生活的深渊，也写出了心理世界的幽暗和裂变，并重铸了爱的信念。（《日常生活令人惊骇的一面》）这种对待作品的耐心与尊重正是谢有顺所强调的批评的核心精神——在作品中作出令人信服的专业解释。

二、重视作家论

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作家论是一个宝贵的传统，李长之、沈从文、李健吾、茅盾等人都留下了大量精彩的作家批评。到了今天，年轻的批评家们受“新批评”、结构主义、“作者已死”、“历史化”等思潮的深刻影响，与真实的、活生生的、富有创造力的作家渐行渐远，对作家论普遍失去了热情。谢有顺依然注重这种对作家进行整体把握的讨论方式，他在主编的“中国当代作家论”丛书总序中指出，“现在很多文学研究，其实缺少对作家的整体性把握。仅评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或者是某一个阶段的作品，都不足以看出这个作家的重要特点……如果没有整体性理解一个作家的能力，就不可能把文学研究真正做好。近年来在重知识过于重审美、重史论过于重个论的风习影响下，有越来越忽略作家论意义的趋势。”书中第二部分“个体的凝视”收入的便是谢有顺近年写下的当代作家综论。谢有顺对当代作家的深入理解与有效阐释有力地提醒了我们，作为一种理解文学的方式，作家论远未过时。

三、有宏大文学视野和清晰判断

谢有顺长期保持着对当代文学现场的观察，积极参与相关的讨论，敢于对最新的文学现象发声。关于当代小说面临的问题，谢有顺指出其根本的问题在于没能较理想地平衡好实与虚、小与大的关系，现代小说要做的是从极端抽象的艺术探索中撤退，同时避免沦入经验主义和感觉主义的泥淖，让写作变得既感性又理性。平衡和综合好实与虚、小与大、自我与世界之关系，是现代小说应更新的观念。（《召唤一种新的现代小说》）

近年来“新南方写作”引起不少讨论，面对这一新的文学命名，谢有顺从中看到了作家和批评家们对一种写作新质的张扬以及重建一种文学秩序的渴望。但他也指出，地理意义上的地方性并不会直接生成文学意义上的地方风格，一种写作精神的养成，是地方经验、个体意识和文学想象共同合力的结果。文学最终必然走向南方与北方的融合汇通。（《文学写作中的南与北》）

谢有顺的批评立场既不偏激亦不模糊，他能够洞察不同观点的合理性，并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这种能力与他独立、开放、包容的批评态度密切相关。他对文学信念的坚守让他始终能够保持一种相对独立的姿态，而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则使他不断吸收古今中外丰富多元的思想和艺术资源。这正是他发出的声音能够获得文学界认可，并产生积极影响的关键所在。

四、对文学批评有强烈的文体意识

这种文体意识，体现在批评语言的优美、准确并充满生命的感悟上。批评不是作品的附属品，而是一门独立的艺术。谢有顺把文学批评当作美文来写，从文章标题、行文逻辑、遣词造句，他都有自己的追求。他的文章语言明白晓畅，说理清晰，观点鲜明，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他拒绝一切远离生命本身的话语，他的文章不会有故作高深的学术“黑话”和强行套上的西式理论，更没有学术八股文的呆板。“我所梦想的批评，它不仅有慧和学识，还有优美的表达，更是有见地和激情的生命的学问。”（《如何批评，怎样说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谢有顺高度赞赏李静的文风，“她行文潇洒，但用词谨慎；她锐利诚恳，但表达质朴；她的文字风格明晰、透彻，但暗藏着智慧的面影。”（《对人心和智慧的警觉》）谢有顺深感当下文学批评面临的主要危机并不在外部，而是来自批评本身。在他看来，只有创造一种文体意识和话语风度的自觉性，用有生命力的语言去表达人类内在的精神生活，批评才能得到真正的尊重。

除了上述四点，读者对谢有顺文章的喜爱或许还源于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谢有顺的批评文章是在场的、有心灵体温的写作，我们在他的文章背后看到了一个精神明亮、神采奕奕，有着健旺人格和价值信念的人。文如其人，文章和人终究是难以分开的，正如谢有顺在代后记中所强调的：“人是一切艺术和学术的灵魂。如果到处都是卑琐、逐利、斤斤计较的灵魂，哪里会有什么好的文学、好的学术？”（《人格仍然是最重要的写作力量》）在这篇访谈中，谢有顺重申了写作主体的地位，在他看来，写作者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比写作技巧要重要得多，“写作变革的大方向应该是道德勇气的确立和理想信念的重铸，写作的最终成果是创造人格、更新生命”。这不过是简单的常识，却被多少人忽视了。不仅是文学批评，任何形式的写作都不应和背后那个鲜活的人脱离联系。

（作者为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