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的2024年，是北京大学八零级毕业四十周年，为此，学友会在去年九月底组织过一次盛大的庆典活动，总标题是《北大八零，一生同行》。作为这一群体的成员，实际上我从清明节前就已加入其中了，因为在北京一次小型的组委会上，大家都说庆典应该怀念已经离世的同学们。这句话顿时让我感慨万千。与其说是感慨，还不如说是对故人的思念。当然，说到思念，必然会涉及到与我们生命有关的逝者，无论是从传统文化上，还是从个人的情感上，对于逝者的这份思念都是永远不变的。已故的他或她今天虽不在场，但一定比我们要年轻得多，并且一直储存于每位老同学们的记忆中。

跟我一起考入北大的发小叫于伟力，我们两人从小学开始就是同班同学，一直到中学与高中都没变。每个学期几乎形影不离。同学们叫他“阿力”，同时叫我“阿毛”。高考填志愿时，他问我：“你敢赌一把吗？咱们报志愿只报北大，没有第二志愿，其他都不填。”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除了北大，其余不考虑。”

这话拿到现在听起来，似乎有些狂妄，但在当时，无论从他的学习成绩，还是平时不太复习功课，可一考试却保险拿下第一名的猛劲，口出狂言是令人折服的。至少，对于当时的我就是这样。我在他面前总是很自卑。他会游泳，蝶泳游得很漂亮，因为成绩突出，还被送到解放军队参加选拔赛。他读书很多，知道世界大事。他第一时间知道了列侬被暗杀的事件，然后大声告诉我“披头士列侬被杀了”，可我竟然不知道谁是列侬。

阿力是一座山，而且是我从小就无法翻越的一座山。尽管如此，我当时还是应了他下的赌注，填写志愿时只写了北京大学西语系，其他全是空白。最终，全高中考入北京大学的只有我们两个人。尽管因为考分不及他，我被编入到了东语系日语专业，但北京大学不变，与他一起的欢乐自不待言。

入学后，我有相当一段时间闹专业思想情绪，不愿学日语，一直跟着阿力去蹭英语课，而且老去他宿舍山南海北狂聊，跟他同宿舍的除了班长于晓之外，还有俞敏洪、王劲等人。有时在五四操场踢球，我恨自己不是西语系英文班的，甚至连去食堂吃饭都算在内，总看阿力他们去学几，我就去学几。所有这些就像一位透明向导人一样，有时是真人，有时是气氛，这让我一直有一种被拖着走的感觉。

阿力的社交面很广，我跟着他也混迹于当时的校际社交圈，包括认识当时还在人艺学员班的宋丹丹、写小说《你别无选择》的刘索拉。无论是海淀区，还是朝阳区的外交公寓，但凡有什么聚会，我跟他都是骑自行车去赴会的。不用说，我骑车也骑不过他，总是在他三米之外追赶，挺累的。

有一张老照片是我拍的，场面是北京大学办公楼的舞台。这应该是大一时搞的什么庆祝活动。那段时间，我跟阿力学摄影，在32楼1层东语系的一间仓库房里搭起了一个暗室，用显影与定影冲洗黑白照片。用现在的话说，完全就是一对发烧友。至今我还记得这张照片是在阿力的指导下拍的，当时他对我说：“拍舞台一定要拍出观众与表演者的关系。别忘了，舞台永远是一座桥梁。”

我用微信问了老班长于晓，请他看下舞台上的都是谁，他的回答是这样的：“前排从右向左：刘江、赵毅、王建宏、周华。从左到右：王建光、张美菲。其他还没人认领。”不用说，时隔40年，现在大家仍然维系在一个群里，实在让人心暖。

2011年初，我在北京参与磨铁公司创办杂志书《知日》，期间跟于晓、徐小平，还有磨铁图书创始人沈浩波等人餐聚。席间说起了阿力。于晓跟我说“我每回看到阿毛就像看到阿力一样。”这句话当即让我想起了日语有一个词叫“形见”，讲的就是这层意思，就像对一个人的思念可以寄托在另一个人或者一个物件上一样。1984年我病休半年，未能毕业。第二年的春天承蒙学生会的关怀，让我去取英国威猛乐队演唱会的招待票，而我还是跟过去一样，不知道谁是威猛，没打算去。阿力听罢，严厉批评我不看世界。他神通广大，居然也弄到了票，跟我一起骑车去了工体。演唱会的舞台很热烈，这对第一次接触摇滚音乐的中国观众来说，也许还不能适应，至少我就是如此。但阿力听着听着居然跳了起来，哪怕有民警过来制止他，他根本就不理睬，全身心地沉浸于现场的歌声中。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受到他很多的鼓舞，包括从病休中重振旗鼓，复学后顺利毕业在内。

阿力英年早逝，岗位是《中国日报》社，有关当时的细节，我在去年一些校友聚会活动后才听说了一些，但他留给我的印象是被定格在发小这个层面上的，周围叫我们阿力与阿毛的声音永远是童声的，犹如清泉般的透彻与纯真。我移居日本近40年，花甲之年与终极关怀之间基本上是没有距离的，“故人如斯，往事如梦”这句话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么有即视感，有时很充实，但有时又很无力，就像清明雨后的桃花一样。

北大八零级有一个公众号。去年清明节前后，我写了一篇回忆阿力的文章，同时也表述了自己对他的感谢。如果没有他在我的前面犹如一头猛牛一样拉我的话，我甚至都怀疑自己是否能考上大学。上高中时，每回在班上看到他以满分的成绩被叫上台领取考卷时，我都害羞地恨不得找个地缝儿往下钻。但他对我落后的成绩从来都不嘲笑，有时甚至还说：“老师很蠢，你的本事她不知道，分数全是表皮，顶个屁用！”

1987年我自费留学日本，因为缺钱，中途放弃了深造的机会，从一家鱼店的小伙计做起，最终做到远洋渔业的国际贸易，去过很多国家。后来，经历了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渔业的生意被重创，我也被介绍去了商社入职。再后来，我辞职了，决心弃商从文，走遍日本47个都道府县，尝试用日语写日本，连续出版了纪行文学的日语著书，并获得了日本的文学奖项。当时那些四处奔波的日子迫使我回国的机会剧减，与阿力之间的交往全靠的是信件。他一直鼓励我用外语写作，尤其赞同写别人应该大于表达自己，并说我从小性格细腻，心思缜密，是典型的金牛座。这是我头一回听到有关星座的事情。

公众号的文章在朋友圈内流传，没过多久，我收到了阿力女儿的微信联系，她告诉我她的母亲和奶奶都说阿毛是他父亲最好的发小，情同手足。顿时，这让我有了一种强烈的“似是故人来”的感觉。至此为止，尽管我从来没见过阿力的女儿，但这一切就像在冥冥之中被安排好了一样，我仿佛又见到了阿力本人。

我跟他的女儿约好北京见面。她从美国飞北京。为此我跟中学的老同学们餐聚，所谈的话题之一就是阿力。我希望把大家的印象转告给他的女儿，因为对她来说，父亲的存在恰恰是寄托在我们这群人的记忆当中的。

我与阿力的女儿见面是一个周六的晚上，北京下了整整一天的雨，犹如绸缎般的灰色布幕延续得很远很远，让人无法辨别天界。我向他女儿转达了一位老同学说的话；“如果你想知道父亲是怎样的人，看看有多少人想见你就知道了。”

的确，老同学们都想见她，但毕竟是第一回见面，所以这回暂且让我捎话给她，大家异口同声；“阿力无差评！”实际上，我跟阿力北京大学的老班长于晓也联系了，他们两人都姓于，属于本家，友情自不待言，但只因于晓那时正在欧洲旅游，无法赶回北京，期待下回大家的见面。写到这里，有一点逐渐让我觉得清晰了起来，或许这些都是阿力在天之灵的嘱咐，他想通过我们的记忆告诉他女儿父亲的思念以及如山的爱。同样，我从他女儿专注的倾听中也能感受她对父亲的思念犹如夜空的星光，默默闪耀在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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