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在自身显出“年久失修”的疲态时，遇到西潮冲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不仅内部出现太平天国运动，对外抗争也连连失利。由于被西方改变了思想方式，接受了战不能胜是因为野蛮无法对抗文明的观念，相当一些人在创巨痛深之余把问题归咎于传统，并出现杜威所谓“用西方概念的鸽笼子把中国的事实分格塞进去来解释中国”的现象。两者的共同结果，就是中国主体性的失落。

　　把传统“讲坏”，也可能是无意中“讲错”传统

　　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一群号称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人，却表现出已陷入失去“本位”的状态而不自觉。1935年，王新命等“十教授”提出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主张，强调中国当时的政治形态、社会组织和思想内容所化育的人民已“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以此凸显中国主体性的失落和本位文化建设的必要。然而他们意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强调自己想要建设的中国“本位文化”，是一种不同于“过去中国”的“创造”。自诩“本位”者明言与自身的传统切割，这样的定位特别能体现反传统倾向的深远影响。

　　反传统倾向始于晚清，到新文化运动时极盛，致守旧者全面失语。除了以“打倒孔家店”为表征的激烈反对者，一些喜好以外国眼光反观中国的读书人，也自己站到客位，以一种新眼光自我反省，连带着把传统“讲坏”。我们现在所说的传统，多呈负面形象，甚或“不成模样”。所谓“讲坏”不必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无意中“讲错”。而这样的认知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近代的认识，特别需要有所反思。

　　几十年前，已有学人提出，有些所谓的“传统”，实际上是受社会和政治变迁的影响而构建出来的。且不论传统是不是后人的“发明”，当我们开始思考和言说“传统”之时，其实已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新的时代，而把过去界定为和“我们的时代”不一样的“古代”。

　　对后人而言，“古代”其实极为重要。昔年布克哈特在巴塞尔大学教历史课，在第一章就强调，“古代对我们有极为特殊的重要性：我们的国家概念起源于此；这里也是我们的宗教，以及我们文明中最持久部分的诞生之处”。尽管他的“祖辈”不同于他所向往的“文明民族”，但后者的灵魂、功业、使命和命运却“在我们身上存续”。换言之，文化比血缘的种族更重要，能成为“传统”的才意味着后人认同的“古代”。它一旦被“讲错”，“我们”自己的认同就可能失本。对于历史叙事更具多元性的西方已是如此，对于本就强调历史连续性的中国而言，成为“传统”的“古代”就尤为重要。

　　如果把近代视为“我们的时代”而区分于“以前的时代”，从外来的影响看，西潮冲击的确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可以作为区隔的标识；而从内部的演变看，以帝制终结为表征的那一二十年，或更能表现变化的根本性。与帝制终结相伴随的，是“天下”理念的淡出，在思想上带来所谓“国家”和“社会”的新观念，引出两者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持续纠缠。

　　近代把传统“讲错”的根由

　　近代把传统“讲错”的一个直接原因，或就在于承上启下的清代所具的特殊性——通常视为“近代”开端的，是被称为晚清的清代后段。而清代自身的结束，也代表着帝制中国的终结。清代本就是一个特殊的朝代，它以异族入主，又遭到非我程度更强的西潮冲击，表现出双重的他人（the other）状态。从较长时段的眼光看，清代的特殊性在于，首先它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朝代，故时人在对当代问题的讨论中，经常动用历代反复积淀的种种思想资源，其丰富程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其次它又是“现代中国”之前的最后一个朝代，故其一朝一代的具体情状及所遇到的问题，常被“扩大化”为整个“传统”的问题。这样特殊的两个“最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时人和后人对“传统”的认知。

　　除了习用后天下的眼光来看待天下时代（包括天下崩散中的时代），近代把传统“讲错”的另一大背景因素，就是杜威所说“用西方概念的鸽笼子”来定位“中国的事实”。故要理解传统，就要回到主位，把中国传统定位在中国文化体系之中进行考察，以天下时代的眼光看待昔人所关注的根本问题。

　　需要据“史迹”而重新构建实际的传统

　　说传统是“发明”出来的，似有点“虚无”的倾向。惟近代对传统的认知，确实有构建的成分。在某种程度上，“讲错”即生成于有意无意的构建之中。当年为了“改良”甚或革命的需要，不少读书人通过重构传统来认识令人不满的“现实”，产生出一些有影响力的新见。如时人在学理上强调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专制，但实践中又鼓吹中国应走向强有力的大政府模式，“专制”竟成为一种无力的统治方式，显然是矛盾的。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固定”认知，即认为传统中国在时间上是长期“停滞”的。而这一认知又建构在中国人安土重迁的空间观念之上，不啻以共时性诠释历时性。

　　实际上，历代朝廷诚不无专制的一面，却也可以是个小政府；而安土重迁的观念，并不妨碍乡村活络的流动性。由于以前的当政者多以与民“相忘”的放任态度为政治理念，得以形成一种内有专制、外有自治的小政府模式，在降低统治成本的同时，使民间有相当程度的自主，可以保持充裕的流转相通。而在下富于流动的乡土社会，既是“相忘”的前提，也是在上那“专制”的小政府得以长存的基础。

　　上述看似对立的因素本相互关联，也长期辩证地共存，在近代却被抽取出来僵化为单向的刻板印象。正因这类认知的逐渐固化，实际的传统多是被“讲错”或是被遗忘，特别需要据“史迹”而重新构建。

（作者为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