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卞孝萱艺术史文集》

日前，我参加了南京大学文学院和古典文献研究所主办、凤凰出版社协办的卞孝萱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卞先生晚年和我来往密切，一是因为同是扬州人，二是因为我们都喜欢艺术和文史。我在南京艺术学院读研究生时，一到两周就要到他家去一次，有幸得到先生的亲炙。回忆和先生的来往，至少给我四点启示。

以“专”求得研究的贯通

卞先生一直鼓励我，要将书画篆刻创作和文献学结合，“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卞先生在艺术史研究上主要集中在六朝至唐代、扬州画派与郑板桥、近现代学人艺术三个方面。如《兰亭序》在唐代的传播研究，《瘗鹤铭》内容、纪年、书风、署名的研究，“扬州八怪”中李方膺、汪士慎、高翔、边寿民的生平研究，郑板桥的诗词、题画、印章、流派研究等，都是“专题”研究，非常深入。在《卞孝萱艺术史文集》前言中，我曾总结卞先生艺术史研究的三个特点：专通结合，以小见大；文史互证，以艺证史；开拓文献，拨云见日。卞先生的艺术史研究，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在书画篆刻史研究中，强调专人专书的研究，如汉魏六朝书论、明清印论、颜真卿流派，以及宋克、周亮工、石涛、金农、齐白石等研究，力求把文献学和艺术创作研究相结合，突出专题研究，以“专”求得贯通。

研究作品注重细节

卞先生是扬州人，扬州的文化和艺术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在研究中，他关注前人未讨论的“细节”，赋予熟悉的内容新的价值。如他在讨论鉴真东渡日本带去的物品时，注意到“二王”书迹。在第六次东渡时出现了“王右军真迹行书一帖，小王真迹三帖”，这些帖从哪里来，历来没有学者讨论。卞先生通过对《晋书·王羲之传》《高僧传》等文献的考察和分析，指出其来源于浙东、浙西一带。又如对“扬州八怪”之一汪士慎的研究，考证出其54岁左眼失明，67岁双目失明，对于书画鉴藏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卞先生对郑板桥这位乡贤的研究更加细致，小到一首诗、一个词汇、一个创作题材、一件书法作品、一方印章，都有翔实的研究，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参照。

结交很多不同领域前辈

卞先生从年轻时起，就非常注重学术交往，交往的学人十分广泛。1943年他以《娱亲雅言》为题，征集书画诗文，交往了很多前辈大家，眼界开阔。从所来往的人来看，包括董玉书、夏敬观、柳亚子、夏承焘、柳诒徵、余嘉锡、陈垣、熊十力、钱基博、邓之诚、唐圭璋、宗白华、顾廷龙、王蘧常、容庚、傅增湘、杨树达、商衍鎏、张伯驹、齐白石、陈寅恪、胡小石等。这些人身份各不相同，有藏书家、金石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书画家等，这些人的著作和作品成为卞先生关注的内容。他收藏的文献与作品也成为他研究的对象。卞先生注重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的打通，“横向”关注时代的政治、文化、学术与艺术的关系，做到“知人论世”“知文论世”；“纵向”则注意文学艺术现象在不同时代的变迁。

卞先生曾风趣地对我说：“我年轻时和黄宾虹交往，现在老了，和你们交往，我好像活了一百多岁了。”他还和日本、美国、韩国等国学者来往。这种打破年龄界限、学科界限、国籍界限的学术交往与圆融的学术路径，体现了卞先生的学术包容和人生智慧。

惜时如金，提携后学

卞先生惜时如金，不说没有意义的空话套话，强调“真”。每次我到卞先生家，说完事情就结束，约好下次再见面的时间和要做的事情。在图书馆见面，也不多聊，直接读书，从不耽误时间。写文章不说空话，不游谈，文风简练。有时请他写个推荐信之类的，就让我在客厅等几分钟，写好后直接取走，不让我再跑一趟，十分务实。

他的文章，短的才几百字。如凌霞的《扬州八怪歌》过去没人关注，卞先生写了短文介绍后，《扬州八怪歌》逐渐被广泛引用。这些短文皆真知灼见。他对年轻学人的文章，常常加以指导和鼓励，有的还推荐给合适的刊物发表。我写的讲义《中国书法史》（中华书局版）、编校整理的《周亮工全集》（凤凰出版社版）等，都是卞先生赐序增色的。他八十高龄，还参加了我博士论文的开题，给予具体的指导，不断给予我鼓励。他甚至在我的作品集序中说“他日当与吾乡先贤相比肩”这样鼓励后学的话，让我特别感动。卞先生为人的宽厚，深深影响了我们这些晚辈，教育了我们，也启发了我们。

（作者为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