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由于图书节等活动的举办，让不少朋友都记住了一座河北小城，名曰“涿州”。  作为河北省的一座具有丰富人文历史资源的古城，涿州与张家口下辖的蔚县、宣化、鸡鸣驿，唐山下辖的遵化，秦皇岛下辖的卢龙、山海关，保定下辖的易县、涞源、定州、曲阳，石家庄下辖的正定、赵县、平山，邯郸下辖的永年广府、磁县、临漳等，可以被称为燕赵大地上为数不多的历史文化名城。

最值得说上一句的，是它与北京之间的距离，只有60多公里。在历史长河中，涿州与北京之间，有着太多太多的联系了。

万历帝之母李太后，为涿州修建起两座桥

自北京南下，走107国道入涿。在经过下胡良村之后，于国道西侧的胡良河上，会出现一座古朴至极的石桥，这便是第七批国保单位下胡良桥了。距离下胡良桥不远处，是与其同为明万历二年（1574）始建、位于拒马河上的第六批国保单位永济桥。

在下胡良桥的南侧，原有碑亭一座，亭内古碑上的铭文，乃明代万历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亲撰。在其碑文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话“涿州北有河二，自西山诸泉来者曰胡良河，距城七里；自紫金关外铁崖巢入者曰巨马河，距城二里”。在涿州的两条河道上架桥，何以惊动当朝首辅亲自撰文。关于此事，在碑文中有明显解释：每当夏秋发水，波涛汹涌。在官道上行走的官民无处躲避，以致每年溺水身亡者数百人。当朝李太后心心念念，从宫中拿出银两募工。一不耗费民力，二不取款于府库。不过数月，下胡良桥与巨马河桥皆成。

毗邻京师的涿州，竟然经常出现淹死数百人的惨剧，这自然引起了李太后的关注。此事不仅事关百姓疾苦安危，更是有伤国体政声，而且地方也向朝廷奏请涿州修桥之事。所以，此二桥非修不可。那为什么皇帝不下旨、朝廷不出钱，却要由皇太后用自己的钱来修桥呢？

明朝万历初年，由于皇帝朱翊钧年幼，由母亲李太后代为听政。就拿修桥建庙的事来说，此乃李太后修德行善、赢取天下民心的重要之举。有资料记载，北京阜成门外八里庄的慈寿寺及永安塔，高粱河畔的万寿寺，宣武门外长椿寺等，都是李太后供奉金所建。

有了资金保障，又有张居正、冯保等人的尽心督办，如涿州二座桥建造这样的工程，必然会保质保量保进度。就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二桥工程便顺利完工了，所花银两不过七万。而嘉靖年间修造琉璃河石桥，却花费三十万两。两相比较，涿州二桥的工程费用，还不及琉璃河石桥的四分之一，然工程质量与精细程度都超过了琉璃河桥。

万历十五年(1587)，巨马河桥堤损桥毁,李太后仍出宫中供奉金重修。天启六年(1626),该桥又一次重建。崇祯后,“河徙而南,水不由桥行”，巨马河桥闲置,成了旱桥。

改道后的巨马河水势依然不定，对涿州的交通与民众生活也依然构成威胁。到了乾隆二十五年( 1760)，直隶总督方观承奉旨再修石桥。这座延展了原有石桥的新桥修成后，被乾隆帝赐名为“永济”,并御书“永济桥”三字，制《重修涿州石桥碑记》。

据有关资料表明,清代多水患,永济桥经常被水冲毁.光绪年间直隶总督李鸿章撰写的《重修涿州永济桥碑记》中，详细叙述了水患和维修永济桥的有关过程。

下胡良桥为单路五孔石拱桥，全长69米，望柱头雕成方形卷叶，栏板、望柱各33块均为素面无饰。

至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为抵御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曾炸毁桥北两孔，并在桥东侧搭建浮桥通行。待到1954年，政府又对该桥炸毁处重修，且于桥头刻上“一九五四年整修，胡良晓月”字样。1987年初，一直使用下胡良桥的京广公路得以扩建，在下胡良桥东边建公路新桥，原桥开始作为一般辅路桥使用。

北京有座金代的涿州“科举门”

有件涿州的金代文物，而且是反映涿州文脉之盛的重要文物，居然被安置在位于朝阳区通惠河畔的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内，这便是涿州的金代“科举门”。一副撰写着“业建范阳绵世泽，勋成涿郡振家声”文字的对联，就贴在“科举门”上。“范阳”、“涿郡”，实乃涿州的旧称。

据学者的考证，涿州孔庙始建于唐代，这是祭祀圣贤与讲经习礼合而为一的官方机构。随着涿州文风渐盛，元代的“科举门”、明代“涿州重修儒学碑记”、清乾隆年间用旧碑改刻的顺治“晓示生员卧碑”（也就是中央制定、再颁刻到全国各地官学的“学生守则”）纷纷出现。这些文物，而今都“落户”于 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

北海公园内的“快雪堂法帖”，来自一个涿州人

漫步于北海公园北岸，在临近五龙亭的地方，有个门额上悬挂着溥杰先生所题“快雪堂书法博物馆”的院落。这是一处三进院落,第一进为“澄观堂”,是清代帝王读书之所;第二进为“浴兰轩”，乃明末清初帝后消暑游乐的场所。到了乾隆四十四年(1779),为了保存《快雪堂法书》石刻，乾隆帝下旨仿照长春园内淳化轩的规制，于“浴兰轩”后建造起“快雪堂”，从而形成了第三进院落。 “快雪堂法书”石刻,实乃顺天府涿州人冯铨倾力成就的重要文物，然冯铨却有着复杂的人生经历。

冯铨是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进士，因受其父获罪罢官的牵连,亦回原籍。到了天启四年(1624),魏忠贤进香涿州,冯铨跪谒道左,得复故官。此后，攀附魏忠贤的冯铨屡有升迁,先后担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三朝要典》总裁官、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由于他贪贿太甚，为魏忠贤心腹崔呈秀所嫉，不得不提前致仕。待崇祯初年，随着魏忠贤被诛,冯铨亦获罪，后赎为民。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摄政王多尔衮以书征召冯铨,恢复其大学士职衔,令其入清廷内院协理机务。此后，冯铨被先后授弘文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冯铨与大学士洪承畴曾疏请恢复明朝票拟旧制，又与大学士谢升等议定郊社、宗庙乐章。冯铨在清初的仕途，也是起落不定。到顺治十三年(1656),冯铨以年老加太保致仕，但仍留在清廷以备顾问。顺治十六年( 1659 )，清廷命其以原衔兼中和殿大学士。冯铨于康熙十一年(1672)卒，谥“文敏”,但随即又削除其谥号。

冯铨虽有政声,但晚明依附魏忠贤,清初又为贰臣，因此遭到后人病垢,名声不佳。在中国文化上，冯铨倒是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便是辑刻了题名为《快雪时晴》的历代法书刻石,并将刻石传拓留存后世。

其实，这套刻石在历史上有三个拓本，即涿拓、建拓与内拓。涿拓是刻石完成后，于冯铨的老家涿州所拓；建拓是刻石流落至福建时的拓本；内拓就是乾隆帝得刻石后，交给内府所拓。历代评价以涿拓为贵。而今，涿拓本藏于故宫博物院。

《快雪时晴》历代法书刻石,是冯铨辑选了他所收藏的晋代至元代,包括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以及王献之、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怀素、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赵孟颓等21位书法家的共计81篇书法名作。冯铨请当时的镌刻名家刘光旸摹刻上石，待康熙年间冯铨的后代因家道败落，将石刻质于州库，后由易州牧、福建人黄可润赎出，并带回福建。此后闽浙总督杨景素又从黄可润手中购得此套石刻。乾隆四十四年（1779），为讨得皇帝的欢心，杨景素将这套石刻进献。乾隆帝见到石刻，如获至宝，龙心大悦。为了保存这套稀世珍宝，乾隆帝下旨建造楠木大殿,将石刻镶嵌在东西两廊内壁上，并亲自题写了《快雪堂记》亦镶于廊内。

到了民国初年，“快雪堂”成为“松坡图书馆”的旧址（放置中文书籍），作为梁启超对自己爱徒蔡锷将军的纪念。

（此文曾发表于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