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中国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近代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思想的伟大翻译家，其著述对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

“介绍西洋哲学，推严复为第一”

严复每有译著，便呈请教育家、古文家吴汝纶审正。吴汝纶读了严复《天演论》译稿后，致严复函，说：“盖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匪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蒙，亦缘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也。”其中对于严译《天演论》之思想，乃至其文笔，并有高度评价。吴汝纶在其所撰《天演论》序中，更具体谈道：“抑严子之译是书，不惟自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怵焉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进一步揭示了严复翻译该书的鸿深命意，及其将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梁启超的学术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以戊戌变法、西学东渐的时代大潮为背景，对严译系列著作的历史地位，作出了裁断：“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充分肯定了严复翻译开疆拓土之贡献。梁启超又在介绍严复新出的《原富》译著时，盛赞有加：“严氏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此书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出世，其精美更何待言！”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对于严复的翻译，同样有着甚高的评价，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他译的最早，而且在社会上最有影响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禅。”

许多人取《天演论》译词为名字

严复是一个严谨、喜爱较真的人。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谈道：“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顾其事有甚难者……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名词的难译，是因为在中文中难以找到相对应的现成词汇，进一步讲，名实相符，名理吻合，在翻译中，方可能准确揭示西学精髓。格外看重名实关系的严复，自然不会仅仅将名号看作一个符号，还有着切实的思想意义。

这也让他的译著赢得了更广泛的认可。到了鲁迅、胡适读书的时代，严译名著，尤其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其影响更是与日俱增，已然成为一股思想的旋风。据鲁迅的散文《琐记》中描述：“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整）。”

又据胡适《四十自述》中记载，他在上海澄衷学堂读书的时候，老师杨千里对他影响最大，杨千里给同学们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的作文题目。胡适说：“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

《天演论》在当时风靡一时，甚至成了中学生的读物。如胡适所说：“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影响所及，许多人用了这种名词作为自己和儿女的名字。胡适举例说，如陈炯明号竞存；他有两个同学，一个叫作孙竞存，一个叫作杨天择；就连他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为名。

先进的思想成为宝贵财富

晚年的严复虽不赞成在当时的中国实行共和，排斥暴力革命，批评白话文运动，倡导尊孔读经，不再是曾经的领导时代潮流的新锐思想家，但对时评政论依旧兴趣浓厚。他关于时局的分析，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或犀利深刻，或激浊扬清，都透露出他思想家的洞见。

孙中山曾读严译《天演论》，赞其：“自达尔文书出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归于进化矣。”严复留给历史最宝贵的财富，当然是其先进的思想。诚如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述：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不惟如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严复接受晚清学务处(学部)的聘请，自宣统元年(1909年)起担任学部编订名词馆总纂。《与学部书》便是严复任职名词馆时所作。这篇文字中，严复反复强调了教育国民、开发民智的重要。他认为，学务难办，这是实际，原因不止一端；但不办学务，民智不开，一切新政都将失去基础。所谓：“盖不独兵战、实业，事事资于学科。”

新的时代，我们重读严复，必然会有新的发现，获得新的启示，有着新的意义。

（作者单位：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