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根据第三纪以来哺乳动物进化和自然环境变迁的事实，推论中亚这块贫瘠干旱的广阔原野，昔日曾是孕育人类的“伊甸园”。如奥斯朋（H.F.Oshorn）、马修(W.D.Matthew)和葛利普(A.Willam Grabau)等著名的科学家都力主这种学说。在他们的影响和推动下，一些国家先后组织考察团进入中亚地区。

早在1914年，天津北疆博物馆创始人、法国著名采集家桑志华 (F.ather Emile licent) 神父就在黄河流域开始了为期10年的考察活动。1920年他在陇西黄土高原发现了丰富的三趾马动物群化石，又在甘肃庆阳以北更新世晚期的黄土堆中发现了3件人工打制的石制品。这是在中国土地上首次发现旧石器，意义重大。这一考古发现不仅用事实纠正了“中国无石器时代人类”的偏见，而且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在中国寻找早期人类化石的愿望。

1922年，桑志华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东南发现了著名的萨拉乌苏遗址（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境内）。1923年桑志华和另一位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ree Teilhard de Chardia）先后两次对这处遗址作了进一步调查发掘。除发现丰富的保存完好的披毛犀、河套大角鹿、旺氏水牛、野驴、羚羊、骆驼等33种哺乳动物以及鸵鸟等11种化石外，还发现了一批旧石器和一颗人类的上门齿化石。根据动物化石定为更新世晚期，距今3.5万年左右。此外，他们还在宁夏武灵县的水洞沟，发现了一处非常丰富的旧石器时期晚期文化遗址。

与法国人在黄土高原活动的同时，由著名的博物学家、探险家安德鲁（Rey Chapman Andrews）组织领导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亚洲考察团，从1921年起，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在蒙古的戈壁滩寻找早期人类的踪迹，但成效甚微。然而，他们在采集第三纪哺乳动物化石方面的收获却非常丰硕。他们的考察成果有力地证明了中亚高原是旧大陆哺乳动物进化的一个重要舞台。

“中亚热”的兴起最终导致了周口店遗址的发现。

1914年5月16日，北洋政府的农商部来了一位隆鼻深目的外国人，这个人叫安特生，来自瑞典，是位著名的地质学家。安特生此行是受中国政府的聘请，来华任矿政顾问，以协助开展煤田及其他矿产调查。安特生未曾料到，一段震惊世界的古人类文明正等待着他去揭开神秘的面纱。来华以后，安特生给各地在华的外籍人写信，随信附上德国慕尼黑古脊椎动物学家施洛塞尔对中国动物化石的鉴定结果，请他们注意收集和提供化石产地的线索。施洛塞尔鉴定的材料是德国医生哈贝尔从北京药店收购的，能够认出来的哺乳动物有90种之多，其中一颗牙齿很像是人的左上第三臼齿。1918年2月，安特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在北京任教的化学家麦格戈·吉布。这位化学家出示了一些包在红色黏土中的碎骨片，说是从周口店附近的鸡骨山采到的。这立刻引起了安特生的极大兴趣。3月22日，安特生赶到鸡骨山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考察。鸡骨山在今天的周口店火车站西南2公里处，是濒临华北平原的一座石灰岩小山。安特生在此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只找到两个种的啮齿类和一个种的食肉类化石，进一步发掘又感到希望渺茫。施洛塞尔描述的那颗似人似猿的臼齿到底来自何方？1921年初夏，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到中国，安特生安排他先到周口店鸡骨山发掘，目的是让他体验一下中国的农村生活，以便于日后工作。不久，安特生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亚洲考察团首席古生物学家葛兰阶到鸡骨山发掘现场看望师丹斯基。一位老乡告诉他们，离这不远的地方能够采到更大的龙骨。安特生一行在老乡的指引下来到鸡骨山北面的一座石灰岩小山头，这就是龙骨山。发掘的收获出乎意外，他们采集到肿骨鹿化石和犀牛、猎狗、熊等的遗骨。安特生注意到堆积物中有一些白色带刃的脉石英碎片。他认为，凭借它们锋利的刃口用来割切兽肉是不成问题的。它们会不会被我们人类的祖先用过呢？这种可能并非不存在。他轻轻地对师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两年后的深秋，在安特生的要求下，师丹斯基再次到龙骨山发掘考察，而后返回欧洲，在乌普萨拉大学着手研究他从中国运去的化石标本。不久，有了惊人的发现，他从周口店化石中认出一颗明确的人牙早在1921年发掘时就发现了一颗，这是一颗古人类的后臼齿，牙冠已经磨掉了，而新认出的是一颗前臼齿，牙根虽已残缺，牙冠却保存完好。师丹斯基最终把前后发现的两颗牙齿鉴定为“真人”。

1926年10月22日，中国地质调查所、北京自然历史学会、北京协和医学院等学术团体在北京联合举行欢迎仪式，迎接一位尊贵的访客瑞典皇太子。会上安特生代表维曼教授介绍乌普萨拉大学关于中国古生物研究最新成果，发布了周口店发掘到两颗人牙的消息。这一消息的宣布，震撼了中外学术界。因为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亚洲大陆上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过年代这样古老的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