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立之初，高梁河一战，宋军十几万人包围了燕京，结果惨败。不久，辽景宗耶律贤为报燕京被围攻之役，于公元979年九月，命其南京留守燕王韩匡嗣为都统，统率各路大军南下，进至徐河以北的满城西面，集结兵力，准备进攻镇州。

满城多山谷，易守难攻。宋军在此集结重兵，并且按照宋太宗赵光义先前制定的阵图，兵分八阵待敌。对于这种伸开十指攻击的打法，士兵们都感到很恐慌。

辽军来到，右龙武将军赵延进登高一望，只见辽兵漫山遍野、无边无际，心中很是忧虑，对主帅刘廷翰说：皇帝把边防事务委托我等，目的是克敌制胜。现今辽兵人多势众，而我却星罗棋布，力量分散，若使遭到进攻，恐怕难以抵挡。不如合兵一处，奋力出击，或可取胜，违抗命令而赢得胜利，不比丧师辱国强吗？

刘廷翰担心因为没有按照赵光义给定的打法作战而受到追究，反问道：万一不胜，怎么办呢？

赵延进语气坚定地回答：如果打败了，我赵延进单独领罪！刘廷翰还是犹豫不决。一旁的镇州监军李继隆实在看不下去了，高声道：用兵贵在适应战场变化，怎么能提前设定打法呢！违抗诏命的罪责，我李继隆甘愿一人承担！刘廷翰这才下定决心，于是按照赵延进合兵进击的战术调整部署，合八阵为两阵，犹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接，前后呼应。

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改变部署，宋军施行战术欺骗，派人找辽军诈降，并调动几路人马，加强正面攻击力量，增加迂回力量进行牵制。而辽军都统韩匡嗣却被宋军的诈降所蒙蔽，辽军也随之放松警惕。

不久，宋军已布好大阵，擂鼓进兵，几路大军构成动态的口袋阵，合力攻击辽军。辽军因事出意外，仓促应战，抵挡不住。韩匡嗣于是下令撤退，辽军兵败如山倒，溃兵全部逃入西山坑谷地带，死者不可胜计。宋军追至遂城，斩首万三百级，获马万余匹，生擒其将三人，俘老幼三万户，及兵器军帐甚众。

在宋辽的对抗中，像这样巨大的战役性胜利不多，因而显得弥足珍贵，更引人深思。

战争要从实际出发、相机而动，决不能从教条出发、从本本出发。《孙子兵法》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之事，赌的是军队的命运，是国家的命运，来不得丝毫的虚假和浮夸，来不得半点背离实际。不错，高明的军事家都非常重视做好军事方案，但高明的军事家也都非常重视从战争的实际出发，随机应变。而宋军打仗，皇上连阵图都给指定好了，不是用药方适合病症，而是要病症适合药方，焉有不败之理？

做事情一定要有担当。人没有担当，动作就会变形。而人要是有私心杂念，自然就不容易有担当，也就不会从实际出发了。宋军的主将刘廷翰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担心改变上级的阵图，打了败仗会受到追究，影响自己的帽子，因而迟迟不敢下决心，从实际出发调整阵形。幸亏宋军将领中还有赵延进、李继隆这样敢于担当的人挺身而出，表示如果发生意外，甘愿独自领罪受罚，否则战局真不可设想。

任何时候都要相信群众。史料中对宋军阵形变化前后士兵的情绪做了描述，虽然是寥寥几笔，但不啻画龙点睛。排兵布阵本是将军的事不假，但仗是要靠士兵来打的，这些士兵未必有多高的文化，但经过多年的战争历练，很多人都富有实践经验。对于一些打法，他们也是有发言权的。当兵力分散摆成八阵图的时候，他们感到很茫然，心中充满恐惧；当调整为两路阵形的时候，他们感到欢欣鼓舞、士气大增。我们不能要求宋代的将领有马克思主义的觉悟，但高明的军事家却都应懂得调动士兵积极性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