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顺胡同，如今安静到大声咳嗽，都会引起两侧住家的回应。这在八十多年前，是绝难想象的。而今，早已归于沉寂的百顺胡同，除了胡同南北两侧的房舍门前墙壁上，悬挂着“程长庚故居”“陈德霖故居”“迟月亭故居”“俞菊笙故居”的文保标志牌外，已经不再有任何足够吸引外界目光之处。当然，为数有限的匆匆过客，对于这些名字也未必感兴趣。毕竟，国粹艺术已经不再是大部分人娱乐消费的主体。但百余年前不是这样。那个时候，没有悬挂文保标志牌的百顺胡同街巷里，慕名而来的京剧爱好者们接踵摩肩，他们拜访京剧名伶，他们在胡同两侧的娱乐场所中欢声笑语。百顺胡同得以如此热闹甚至喧嚣，或许首先要归功于居住在此的京剧界鼻祖人物程长庚。

这位被业界人士称作“程大老板”的京剧泰斗，生于安徽首府安庆辖域内的潜山，这个地方是孕育徽剧的一方热土。自潜山出发，来到不远处的安庆，沿长江一路东去，至南京、抵扬州，再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带着徽剧功底讨生活的程长庚，也把沿途所学到、看到的花雅各部多种流派的精髓尽收囊中。初来京师，程长庚投身于三庆班。这个落脚于前门外地区的“四大徽班”之首，此时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夕。等到程长庚再次来京的时候，他成为三庆班的班主。大变革由此拉开了序幕。

程长庚的大变革，如同一场京剧界的“商鞅变法”。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班规。此时在各班社中皆存在着一个陋习——唱旦角的年轻男性演员要化好妆，于演出前站在戏台两侧，冲着台下熟客眉目传情，或干脆跑到台下陪客人喝茶聊天，再根据时间长短索取客人小费。散戏以后，还可能去陪着客人喝酒。程长庚定下一条戒规，无论是哪个旦角演员，也无论名气大小，只要散戏后陪酒，就一律开除。这种带有“自我革命”色彩的戒规，虽然让一些演员的收入暂时减少，但却有助于改善伶人的社会形象。

第二条戒规，便是“不准走穴，不准外出搭班”。这里面涉及到的，主要是一些年轻旦角的师傅。他们买孩子从小教戏，再让这些年轻伶人走穴赚钱。赚来的钱，由师傅们作为自己的养老钱。但这样一来，戏班子也变得十分松散。对此，程长庚想到一招：他严禁任何人私自走穴，外面要请堂会，则必须请整个戏班子，要挣钱大家都挣。这样做的结果，是由戏班来负责伶人们的生老病死。虽然维护了整个三庆班的团结，但程长庚也为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有一次，北京的都察院演堂会戏，长官要求必请程长庚来。组织者跟他一说，程长庚婉拒了：要请就要请我们三庆班全体去，如果你用四喜班的班底，单请我唱主角，我就不去！都察院仗势欺人，居然把程长庚锁了去，程长庚始终不低头。结果，公差竟然把他锁在了厕所边上。待锁了两个钟头后，都察院官员实在没办法，便只好让他走了。其实，此事放在程长庚进行变革之前，他不仅能免于这样的侮辱，还会得到一笔数额不菲的酬金。

再一项变革，是程长庚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在三庆班看戏，凡是听“程大老板戏”的，不许“叫好”。凡程长庚有戏，必在他演戏的茶园的墙上贴一黄条，上面写着：“四箴堂（也就是程长庚的堂号）演戏，不准叫好。”听众叫好本来是一种情绪宣泄，是情不自禁，可因为太喜欢他的艺术了，也就忍了。但这条规矩并不能推而广之。程长庚的戏不许“叫好”，别人的戏依然“好”声或“倒好”声不断。

再有一者，似乎也是程长庚为自己量身打造的，那就是“演戏开售，不准观众在戏园子里抽叶子烟”。他说叶子烟呛嗓子，会唱不出来音。这条规定，在当时仅适用于程长庚，因他戏好、面子也大。至于别的演员登台，瘾君子们还是会吞云吐雾一番的。多少年后，戏园子改成了剧场，观众们的一些看戏时的不良嗜好才渐渐消失。

程长庚的大变革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时，三场“人祸”先后不期而至。这便是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去世、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帝去世、同治十三年（1874）同治帝去世的三场国丧了。依照清政府的规定，给已故君主举行国丧期间，要有二十七个月不准动响器，这就等于不准官民人等娱乐。这二十七个月如何熬过？别的京城戏班或鸟兽散，或包银打折。只有三庆班开发全薪，一个子儿也不会少，但这份钱全部是由程大老板掏空积蓄来垫底。待一年以后，喜好戏曲的慈禧太后等人，估计也看不过去了，于是提出一个通融的办法：伶人可以不穿戏装，不敲响器，说白清唱。命令下达，京城内的一些清茶园，像景泰茶园、天和馆、春仙茶园等，便热闹了起来。程长庚也在忙碌着，他是有求必应，哪个地方请他“说白清唱”，他都积极参加。挣来的银钱，他都会拿分给戏班诸人，或发粮食、或发钱，以维持戏班的基本生活。那时候的程长庚，不仅管着三庆班，还管着苦苦挣扎着未散的四喜班、春台班。

程长庚活了七十岁（虚岁），算不得长寿，但也不算短寿。由他掌舵的京城伶人界的这艘船，经过了无数的急流险滩，终于要驶向一片广阔无垠的大海了。光绪六年（1880），程长庚在百顺胡同的寓所去世。

程长庚去世的时候，与他同列京剧“前三鼎甲”的余三胜已经去世十四年了，张二奎则去世二十年了。程长庚还在世的时候，据说十分羡慕张二奎。就是这个寓所距离程长庚不远的张二奎（位于石头胡同内），在他创立的双奎班里，培养出两位拿得出手的得意门生：一个是杨月楼，另一个则是俞菊笙。而这两位张二奎的爱徒，不仅能够顶门立户，撑起一片天地，而且两人都住在百顺胡同，整天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晃悠。垂暮之年的程长庚，不禁发出了无数的感叹。

最终，程长庚把三庆班掌门的人选锁定在杨月楼的身上。当然，在作出决定前，程长庚也是经过了反复衡量，甚至是激烈思想斗争的。按照国家一级编剧、北京戏曲史学者张永和先生的说法：他首先考虑的是谭鑫培。谭一直在三庆班，但是他技术太高而且心眼太活，日后不一定能全心全意在三庆班待着。他必然自己要搭班，也必然自己要成班。但是爷儿俩的关系还是特别好，弥留之际他把自己最心爱的轿车送给了他的义子谭鑫培。谭终其一生，从来也没说过程大老板一个“不”字。程长庚也曾考虑到孙菊仙，孙菊仙的脾气倒是很像程大老板，但是考虑问题简单，而且在艺术上他也比较杂，所以程长庚也放弃了。最后他考虑了杨月楼，杨月楼自光绪三年（1877）从上海回来后便搭班在三庆班，他文武戏都很强，而且很有管理才能。所以被程大老板看中了，一步一步地培养他。

就在程长庚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光绪五年（1879）的下半年，他逐渐把班子里的事情交给杨月楼。他对杨月楼的要求就是，跟他本人一样，要与三庆班相始终，不能再到外面搭班。杨月楼当时就盟个誓，而且确实履行了他的誓言。在三庆班掌舵十年之后，操劳过度的杨月楼死在了班主任上。那一年，是光绪十六年（1890）。就在杨月楼故去的一年后，也就是光绪十七年（1891），三庆班宣告解散。到此为止，于京城地面存在了一百零一年的三庆班，已成为伶人戏班的一个寿数的奇迹。而与程长庚一道创造这一奇迹的杨月楼，就住在百顺胡同，或与程大老板相去不远。

还是在程长庚半百之年，一个陈姓人家的孩子降生了。无论是程长庚，还是陈姓人家，或许都未曾料到：这个孩子会成为京剧界的“青衣泰斗”，而且还会成为程长庚的斜对门邻居。陈姓男孩于少年时，便进入程长庚为班主的三庆班，取艺名叫德霖。陈德霖以昆曲的旦角开蒙，后来学习京剧青衣，由于嗓音刚健圆润，清亮娇脆，以唱功与唱、做并重的戏最负盛名。他很受程长庚的器重，也被程长庚刻意栽培过。到了光绪十六年（1890），二十九岁的陈德霖，与谭鑫培、孙秀华、罗寿山等一道入选升平署，于清宫内廷担任“民籍教习”。这一年，正好是程长庚去世九年，也是三庆班继任班主杨月楼去世的当年。陈德霖聪明过人，他在《雁门关》中饰演的萧太后，台步模仿慈禧太后。因学得极像，得到了慈禧的赏识。话说回来，模仿慈禧太后的音容笑貌，是件冒着很大风险的事儿，这就如同是猜盲盒。赶上慈禧太后不高兴，或许就要掉脑袋。陈德霖倒是蛮幸运，慈禧太后观戏时心绪颇佳。待一出戏演完，慈禧太后言道：德霖也忒得灵巧，有心了。身边伺候着的诸人，都长舒了一口气。由于得到慈禧太后的恩宠，陈德霖于光绪三十年（1904）被内廷授命专管文旦角之戏，并赏加双份钱粮。在中国京剧的发展史上，慈禧太后是个绝难绕开的人物。她喜欢听西皮二黄，而对昆曲的兴趣有限。于是，她就想着改戏，把昆曲改成京剧。找翰林院的人来改，水平足够，但会惹出一堆闲话来；找宫里的太监来改，废话不多，但能力不够。于是，慈禧太后想到了陈德霖，托他帮着修改。陈德霖在晚清贵族圈的影响力，也就越来越大。王公贵胄需请客办堂会，或许不通过梨园公会，而是直接托付陈德霖。

陈德霖活到了清帝退位，也度过了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他去世于民国十九年（1930），看到了他所喜欢的梅兰芳于舞台上大红大紫。

也许是百顺胡同居住过的戏曲名伶人数太多，关于此地的点点滴滴，都似乎被浓厚的戏曲氛围所渲染。“苏三”这个游走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历史人物，或许就是百顺胡同里的一名住客。无论爱听京剧与否，那一句“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心内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想来也是较为熟悉的。然而，“苏三旧居”到底在百顺胡同哪里？北京文史圈的争议颇多。其中有些研究者认为，苏三旧居应该是如今的百顺胡同社区服务中心。关于此事，国家一级编剧张永和先生在一篇名为《“玉堂春”唱响四百年》的文章里，对苏三是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番探讨。在文章的结尾，他引用了考古学家王冶秋（也是国家文物局局长）的考察结论：确认山西省洪洞县的“苏三监狱”确实羁押过苏三。王冶秋先生也留下一首诗文：“虎头牢里羁红妆，一曲搅乱臭水浆。王三公子今何在？此处空留八丈墙。”在重新修复的山西省洪洞县苏三监狱陈列室里，摆放着苏三冤案的丰富实物资料。但这些资料是否能体现苏三的真实性，这点还不好说。据说，最有说服力的“监禁苏三”的档案，已经于民国十九年（1930）被某任洪洞县长带走，后来不知去向。而在河南省永城市、河北省曲周县，都曾留下所谓“苏三墓”。只可惜这些墓葬根本无法辨别真伪。于是，苏三变成了无法确定真实身份的“历史人物”。如果确定不了，辨别苏三在百顺胡同“旧居”真伪的工作，就更加扑朔迷离。

以苏三为主要人物的“玉堂春”，最早是在明万历至天启初年，以昆曲的形式上演的。此后，又出现了《完贞记》《玉镯记》等传奇本子。到了清嘉庆七年（1802），有文人在京师看到了《玉堂春》，这是由昆曲、徽剧为特色的三庆班排演。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三庆班与春台班来到承德避暑山庄，给走向人生终点的咸丰帝演出《玉堂春》。此后，这出戏逐渐家喻户晓，人所共知。再过四十年，只有七岁的梅兰芳所学的开蒙戏，便是《玉堂春》。

或许有些事儿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的。就在梅兰芳学戏的前一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穷苦失业的梅家被迫从铁树斜街搬到了百顺胡同，且与杨小楼等为邻。梅兰芳一家，一直住到了光绪卅三年（1907）。

百顺胡同的梅宅在哪里？这个问题似乎难住了百顺胡同的老居民们。按照梅绍武夫人屠珍的说法：“梅雨田（梅兰芳伯父）举家迁至宣武门外百顺胡同，且租住几间房，隔壁住的是杨小楼和徐宝芬两家。后来又搬至两家的前院，同他们一起住了多年。”

童年的梅兰芳，被杨小楼背在背上到处玩耍。多年以后，这一场景被导演陈凯歌收入影片《霸王别姬》之中。杨小楼所居住的百顺胡同寓所，其实是他父亲杨月楼购下的。而杨月楼已于梅兰芳出生前五年离世，杨小楼比梅兰芳年长十七岁，梅兰芳全家搬来的时候，梅兰芳六岁，而杨小楼二十三岁。只是，这处能够讲述梅兰芳与杨小楼青少年交往的宅院，至今还找寻不到。

无独有偶，百顺胡同北侧的韩家胡同内，也有一位京剧名伶的旧居，全然找寻不到。这便是“京城第一丑角”刘赶三的寓所。

作为同治、光绪年间京剧舞台上最主要丑角的刘赶三，生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去世于光绪二十年（1894）。刘赶三并非来自梨园世家，也不是科班出身，他是津门的票友，而且还是来自于商业世家的票友。刘赶三的祖辈、父辈都从事中药行，买卖还做得不小，所以家境殷实。刘赶三自小入私塾学八股文章，虽然学得不错，但绝对不是考试的料，屡次科考皆不中。到头来，刘赶三再无心参加科考，而是把全部热情投入到他所喜爱的戏曲舞台上。

他先是在春台班唱老生，尽管嗓子不错，但他觉得老生行当的人才太多了，像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王九龄等，都是出类拔萃的名伶，这行当的内卷太过严重，自己也难有出头之日。于是，脑筋活泛的刘赶三，干脆改行唱丑角。他戏瘾太大了，所以到处搭班唱戏。由于搭的班太多了，所以被人家送了一个绰号，叫“赶三”。

刘赶三的出名，其实是小团队的贡献。在团队成员里，不能不提及他的那头驴。刘赶三的驴，可是太有特点了：全身漆黑，但是白鼻梁、白眼圈，四个蹄子亦白。刘赶三给它起名，叫作“墨玉”，另起了一个小名，叫“二小”。刘赶三还找了一个叫锁子的小孩儿，单独伺候这头驴。

刘赶三耐心调教他的驴，终于把驴培养成为自己最忠诚的合作伙伴。每逢有演出，刘赶三都会骑着驴上戏园子，他头顶戴着大草帽，出进喧嚣热闹的大栅栏时，观者如堵。刘赶三演出《探亲家》，装扮成乡下老妪骑活驴上场。只要海报一贴出去，必定满座。后来，慈禧太后也得知此事，便对太监总管李莲英道：我听说这刘赶三能骑驴上台唱戏，这么着吧，破一回例，他可以拉着驴进紫禁城，到了紫禁城里边，让他在宫里边戏台上骑驴。这段对话未见正史，但却在民间流传甚广。

待光绪二十年（1894）刘赶三出殡之际，驴也披麻挂孝，背上披着一个白单子。按照北京掌故专家张次溪在《刘赶三传》中的说法，“驴终日悲鸣，不食而死”。这事儿虽不辨真假，但传闻多了，人们也就确信地。由此，这驴也被称作“义驴”。

对于刘赶三之死，在民间还曾有过一个传闻：甲午年间中国战败，举国皆斥李鸿章卖国所致。此时李鸿章获罪，被清廷摘去顶子翎子。据传，刘赶三在一次台上演出时，突然冒出这么两句：摘去我的头品顶戴，拔去我的三眼花翎，脱去我的黄马褂。看戏的人，都认为这是讽刺在李鸿章，恰恰李鸿章的侄子李经方也在包厢里看戏，听罢大怒，便抓了个由头将刘赶三下狱，刘赶三也很快去世。但传闻毕竟只是传闻。这刘赶三去世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年（1894）农历七月，李鸿章获罪是在当年的农历九月。

按照张永和先生的评价：刘赶三对京剧丑角的最大贡献，是将京剧中的“婆子戏”发展成一个独立门类。他演的婆子贵在跳出了“千人一面”，而实现了“一人一面”。他根据人物性格而发挥的精彩表演，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以至于出现了“菊部而今重丑婆”的现象。

刘赶三确实是在韩家胡同居住过，而且是这条胡同中居住过的最大名伶，但至今找寻不到他所居住宅院房舍的具体资料。

除了刘赶三，另有一位戏曲界的名人，在韩家胡同是有着详实地址的。此人，要比刘赶三年长二百多岁，他便是明末清初的大戏曲家李渔。

李渔一生曾两次来京。第一次是清康熙五年（1666），早已过了半百之年、且享有很高声誉的李渔，为了在南京建造一座心仪的园林住宅，经朋友介绍来京师筹款。这一年的初春，李渔伴着春风一道赴京，先是寄住在韩家潭的庆元春旅舍（目前已然找寻不到），后在胡同内购置了一处小舍，取名“京邸自署”。心情舒畅的李渔，还作楹联一幅：“绣衮丛中衣褐士；少年塲上杖藜人。”他在屋内筑石为园，因宅窄园小，所以取名为“芥子”，门前有楹联曰：“十载藤花署；三春芥子园。”又因此园处于韩家潭烟花柳巷之地，遂于后宅又添一联，云：“老骥伏枥；流莺为邻。”据文献记载，此园至嘉庆辛未（1811）尚存。

其实，在芥子园修好之后，李渔也未必在里面居住过多久。由于广交京城中的达官显贵、社会名流，尤其是受到时任兵部尚书兼陕西巡抚贾汉复的赏识，李渔还曾住进黄城根附近的贾汉复宅院，当过一段时间幕僚。后来，李渔满载各种收获返回南京，开设书肆、办戏班子、营建芥子园。

过了七年，李渔第二次进京。此时为康熙十二年（1673），李渔62岁。一入京师，李渔便住进了贾汉复的宅院，并为贾汉复建造起著名的半亩园。至于韩家潭内的芥子园，再没有李渔居住过的记载。

怎么早两百多年的人物，在同一空间中还能够留下明确的印迹，反而晚近的人，却信息模糊呢？其实，倒也不难理解。晚清以前，无论是街巷胡同的名称，还是具体的地址，官方都不太多过问。于是，我们就见不到晚清以前的任何具体门牌，也会看到一大堆并不优雅却记忆颇深的胡同名称（如何纸马胡同、王寡妇斜街、烂面胡同、熟肉胡同等）。在这些街巷胡同中，只是那些拥有一定规模院落的人家，才可能被时人或后辈人记住。如外交部街（以前叫石大人胡同）的石亨府邸等（但也不是全部，如定府大街的明代定国公府邸，目前就确定不了）。由于韩家胡同内的李渔“芥子园”具有一定规模，且于清初的京城较为出名，所以它的岁月流转是基本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