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在拿到侯磊新作《北京烟树》以前，我已经很久没读过描述北京的泪目之作了。以往读过的佳作，距离现在最近者，一部是肖复兴先生的《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另一部则是邵燕祥先生的《胡同里的江湖》。

拿此前读过的北京文化作品而言，我喜欢的大都是些上个年岁之人，在讲述上了年岁之事。比如，八十开外的张永和先生，娓娓道来地闲聊京城的戏曲；同样是耄耋之年的杨澄先生，在讲北京胡同内发生的如烟往事。读他们笔下的故事，我欢喜异常，感觉书很“薄”了，不禁读，大半天时间便将数万字的作品吞下。隔上一段时间，再如同反刍一般地重新咀嚼一下。但张永和也好，杨澄也罢，他们都是写“30、40后”所经历的故事。邵燕祥先生书写的北京，是给“20、30后”看的。肖复兴先生的笔墨，是展示给“40、50后”的。到了刘一达等先生，则为“60后、70后”的北京故事做注脚。“80后”的北京，又该由谁来执笔书写呢？众里寻他，千百度后的蓦然回首，此人便是侯磊了。

见到侯磊的时候，他已经是北京文联下辖的《北京文学》编辑。听说他的新书即将出版了，但并不十分在意。此前，侯磊的作品已经出版了几部，反响皆好，再出一部“锦上添花”之作，似乎不足为奇。谁承想，这部新问世的书稿，并不是“锦上添花”，而是要为“80后”北京人立传。

在阅读《北京烟树》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去“骚扰”侯磊。他所描写的场景，是需要在这种不断交流中得到情感确认的。比如，书中有这样一个桥段：有一家老邮局，一代代的人寄信取钱，全在那里。邮局送信的人不叫‘小哥’，而叫师傅。更有集邮迷们，天没亮就赶去排队买发行“新票”，赶到了也会发现前面已排起了长龙。一九九几年邮市最火的时候，排队总能打起来，后面的生往前面挤，队挤散了，人们拥上来说：“我排第四个的，一、二、三、四，就这儿。”每次我都被挤出来，有次一位路过的老太太拉着我问：“这里换外汇券？” 读罢，我在书的抬头空白处连着写了几个“哈”。转念问侯磊，你是哪年开始去买邮票的？“九六年底，九七年初”。对的，北京邮市最火爆的时段，就是1991至1997年。那时候的北京人，正在与外汇券渐行渐远。外汇券退出流通领域的时间，是在1996年的6月30日。到了当年7月1日，此券就变成废纸一张了。一眨眼的工夫，一个时代便悄然过去。老太太的问话，或许出自后知后觉的内心焦灼，但让人感受到黑色幽默的效果。侯磊的此番描述，是在利用时间差，给我们还原了一个急剧变动年代里的真实场景。

那时候，管谁都叫“师傅”，也是工业化时代遗留下来的惯性思维所致。记得在北岛、曹一凡、维一等编著的“北京四中”记忆中，曾经提及一批不被学生们称作“老师”的教书“先生”。“先生”曾是个高尚的称谓，暗藏着民众对于知识的崇敬。“师傅”也是尊称，管老北京人叫作“师傅”，得看人家的年岁。活到了人瑞年纪的老北京人，似乎更愿意接受“先生”“老板”“大爷”之类的称呼。“生在红旗下”的第一代、第二代人，则对“师傅”称呼的接受度甚高。你看，点点滴滴的北京，精巧细部的北京，才是最能抓住人心的北京。我跟侯磊提及这些，他也不说话，只呵呵地笑。

“80后”们所遭遇的北京，新旧时代生命体之间的碰撞极为剧烈。尽管步伐不快，从表面上看起来一切都很悠然，但里子却不是这样的。老辈人觉得小辈人来自外星球，小辈人也觉得与老辈人交流起来全然不同频。侯磊在艰难地找寻着彼此对话的空间，他的尝试本身，便散发着北京人与北京文化独特的幽默。比如，有这样的一段内容：明代北京叫顺天府，下辖大兴、宛平二县。这不是卢沟桥畔宛平县和大兴区，而是北京分成东西两部分，东归大兴，西属宛平。大兴胡同自然得名于大兴县衙。1928年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南迁，北京成了北平。直至1935年，大兴县政府才迁到了大兴区，县衙成了现在的东城分局。而唯一留下来的，便是县衙对面的城隍庙。

城隍庙的门脸儿不大，稍不留意便错过，而留意的话，便能看

到城隍庙的山门上从右往左共有四个大字：“监观有赫”。拱门上下有一副对联，书法敦厚。

上联是：阳世奸雄违天害理皆由己

下联配：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

这里是我出门买菜的必经之路。有一天晚间，我带着一位博士诗人路过此地，给她讲解墙上的对联，旁边的马扎上，忽然站出来一位住户：“你再讲一遍，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

“大兴县衙的城隍庙。”

“你们哪儿的啊？”

“落魄（念lào pǎ）啦，1951年4月从黑芝麻（胡同）搬来的。”“哦，你们走吧。”

如果我说不对，他会扣下我讲到半夜，古往今来放过谁。

读到最后一句，我笑了。给侯磊发一条评论：“两翻三抖”。我知道他是资深的昆曲爱好者，同时也是曲艺迷。传统相声之中抖包袱的技巧，丁点不落地使在这部作品之中了。他对胡同口“看街”的老住户是十分尊重的，但内心里不忘调侃一下。真的说出口，估计就得吵吵起来，所以忍住（憋着），别说！

我跟侯磊说，他是在给“80后”的北京人集体立传。这话他未必认可，但我的直觉告诉我，此观点大体没错。比如，有些北京场景，就至少不属于“70前”的北京人。陶然亭公园内的雪山，您是否玩过呢？通过一件公园设施，便可以检验人的年轮，这不是每个人都能想到的。咱们来读读：

陶然亭中有一大一小两座雪山，雪山不是纯白，但在蓝天白云、太阳足兴（充足）时，远望去真和雪山相仿。雪山的三面是石头水泥垒成的山，一面是滑梯面。滑梯面是水泥铺成，因被人肉长期摩擦，几乎擦出光亮。它宽敞而又润滑，能四仰八叉地滚着滑下去，而到下部时，滑梯变缓，到地面时有大理石方砖面平缓地铺开，也不会伤着孩子。夏日里每天都有孩子们上上下下滚来滚去，恨不得全北京的“土娃”都挤到雪山上哇哇乱叫。他们穿着开裆裤，举着糖葫芦，让细嫩的皮肤贴近冰凉的滑梯面，好带来一丝清凉，比吃了冰棍还要酸爽。冬天的时候，孩子们戴着毛线的口罩手套，穿着红色蓝色的花布棉袄或带有绒毛帽子的羽绒服，在山顶并列成一排滑下，好像天上下了一堆破棉包。

在接下来的篇幅里，侯磊也交待了两座雪山的出现时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能让孩子们有忆苦思甜之感，才复原式地建造了它们。然而，在“人肉”擦出光亮的大滑坡上哇哇乱叫，却只属于“80后”的一代。就此，我还问过表哥。在他的回忆中，雪山的坡面还是比较粗糙的。学校老师组织大家去攀爬，还真有“过雪山”的感觉。表哥生在1966年，差不多算是第一代“滑雪者”。在我自己的童年记忆里，陶然亭雪山简直是个噩梦。玩大发了，大头朝下出溜，结果把嘴跄破了。

“80后”的童年记忆，绝不止是大雪山。对于“80后”的孩子而言，吃顿肯德基，或是麦当劳，幸福感总是满满的。在此方面，我与侯磊确是知音。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吃麦当劳的次数远少于吃肯德基。而我身边的同学，却都能说出麦当劳与肯德基之于味蕾的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差别来。我说不出，也体会不到，仿佛没见过世面的小白一样，感觉很丢人。

让我从麦当劳叔叔与肯德基爷爷中挑选一个，我还是会选择肯爷爷。毕竟，四脚八叉高高在上的麦当劳叔叔，还是让我多了一分敬畏。至于不远处的东单三条内，还有一座要按那儿挨针的儿童医院在时时召唤，其感受便可想而知了。

侯磊在《北京烟树》中，绝不会如我这般蜻蜓点水地记述。他用了一个章节的内容，在解读“80后”的“神快餐”：奶奶生于1913年，几乎是清朝人。我之前请奶奶吃过三明治，现在请奶奶吃麦当劳。她用慈禧太后那个年代的北京话说：“这算什么啊？酸一口甜一口的。”

老辈儿人在味道上不一定接受麦当劳，若真吃也是使劲往胃里塞，不解饱还噎得慌。90年代，北京安定门外大街路西，地坛公园西门外的斜对面，一家肯德基旁紧挨着一家中式快警荣华鸡。“荣华”顾名思义，后来没有长久。还有香妃烤鸡，以烤鸡、甜烧饼、小菜等为主，菜品都放在一个平盘里，像是在食堂打饭。烤鸡嫩而不腻，小菜酸中带甜，火烧略带甜味儿。

此前，我读过能这样谈论北京现代餐饮的，一位是肖复兴，另一位则是赵珩。而今，又多了一位“80后”的侯磊，能够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地讲同辈人的餐饮故事。而且，他将餐饮故事升格为“对于大时代的文化考量”，这或许就是同辈人所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