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之年的绅士贵族，却有颗浪迹天涯的学子之心

丁文江是个绅士，一身的贵族气质。当然，这种贵族气质是不带丝毫孤傲之气的。在晚辈学者们的眼里，丁“老头”当过官僚，平时又生活讲究、懂得享受，似乎不是个“能吃苦”的作地质之人。然而，丁文江带着一群年轻人，一头扎进中国西南的深山里，“他每天天未亮就起来，点灯穿衣吃饭，天亮后上路工作。”“背袋里装上一块饼，就算午饭的干粮。”“晚上下店，吃饭洗脚后，还要点灯将本日所做的图件整理后才睡。”如此地日复一日，这位充满了活力的不惑“长者”，竟跟小伙子们一起挑战荒野。那一年，乃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而丁文江已有四十二岁。

“拼命三郎”丁文江，用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了近代中国地质学界

自大西南返平之后，丁文江又在北京大学理学院燃烧了三年的生命之火。据他的助教说，“他是用尽了他所有的力量去教书的。”当时的地质调查所内，曾经流传着这样的一则说法：“丁先生到北大教书，我们许多人连礼拜天都不得休息了。我们收集的标本也给丁先生弄破产了。”这便是丁文江，如拼命三郎一般地工作着。他或许是有所预料，自己的生命火焰将不会燃得太久。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一场意外事故，将这位中国近代地质学界的奠基人永久地留给了人们的记忆。此时之丁文江，虚龄刚好半百，也算活到了知天命。这时距离他初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一职，正巧23年。

具有开拓精神的一代年轻人，支撑起近代中国各领域的半壁江山

若说丁文江才四十二岁，便被称为“老头”了。此言于民国时代，可算不得是笑话。民国二年（1913年），丁文江以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身份，筹措创办该部地质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之时，年仅二十六岁。那时候的中国科学家团队，民国时代文人群体，技术型官僚团体，都是年轻人扛鼎。毛爷爷于1957年在莫斯科说过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到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若此话放在丁文江等人的身上，似乎最为适当。待两年过后，一场思想领域的新文化运动，开始猛力冲破“三纲五常”的桎梏，向“民主”与“科学”的新时代大步迈进。虽然没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的“振臂一呼”，然扎扎实实地进行着科学研究工作之丁文江们，亦在配合着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

“相逢一笑泯恩仇”，此乃一座战后由中德合作建成的图书馆

如今的地质调查所旧址，是位于西城区的兵马司胡同。关于这条胡同名称的由来，咱们得先说上几句。

兵马司胡同的得名，缘自“兵马司制”的出现，其时为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年)。就在那一年，元大都设置了南、北二处兵马司，用来“掌捕盗贼、羁押案犯事宜”，其职责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公安局（只不过分成南北两局），由兵马司都指挥使统一管辖。及至明代，朝廷在北京内城设置了东、西、南、北、中五城兵马司，每城各设正、副指挥，负责治安捕盗。清同明制，兵马司并不掌兵权，品秩极低，只负责京城缉盗、防火、道路等相关事宜，有点儿像目前的市政、公安、消防等部门联合办公。

明代的京师兵马指挥司初设于永乐二年(1404年)。后来考虑到京师地大人众，一处兵马司可能会巡察不周，因此在永乐七年(1409年)增设为东城、西城、南城、北城、中城五兵马指挥司。每个兵马司均为独立机构，各设指挥1人，副指挥4人。五城正副兵马司既各司一城；一城之中，又各司一坊，作为基层组织首领的总甲不受县官约束。

在北京旧城街巷胡同名称中，除西城区的兵马司胡同外，与兵玛司有关的胡同，还有北兵马司胡同与前(后)兵马街。北兵马司胡同位于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与南锣鼓巷之间，这里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所在地，也是晚清重臣赵尔巽的故居所在地。兵马街则因明代南城兵马司在此而得名，清代分为前、中、后街，位于西城区粉房琉璃街附近。

至于地质调查所的位置，相传于明代被称作“单狮子府”。进入清朝，这里成为贝子罗托府第，其后辈无世爵，遂迁出。道光、咸丰年间(1830-1861年）为贝子固尔玛浑的府第。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后，府第被法军占领，遂遭抢掠焚毁。后来，贝子府第的北部房屋出租，南部房屋在民国初年则由地质调查所使用。

民国二年（1913年）9月，由丁文江在丰盛胡同3号创办了地质研究所。民国五年（1916年），地质研究所迁入兵马司胡同9号院(今15号院)，并更名为地质调查所。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丁文江、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章鸿钊、毕业于比利时鲁汶大学的地质学博士翁文灏等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先后担任了地质调查所所长。

及至民国九年（1920年），新家的第一座楼宇——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开始筹建。这座只有二层楼高的建筑，乃是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等人募捐来的。工程的设计者，则为来自刚刚战败不久之德国的雷虎公司。待“克林德牌坊”（为纪念义和团运动中所杀的德国公使而建）从西总布胡同西口被迁至社稷坛，且更名为“公理战胜坊”不足一年之后，一座德国式样的科学家办公楼亦于京城出现。这是以“科学精神”来置换以往的“民族耻辱”之最好方式。当房屋建成后，总算让丁文江有了个“踏实做学问”的栖身之地。

美国华裔建筑大师的叔祖，竟然为帝都留下了两处西洋风格的建筑

就在图书馆建成后的第八个年头，新家的第二栋小楼——地质调查所办公楼亦落成且交付使用了。这一年，乃民国十七年（1928年）。也就是在此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北京城已再无瓜葛。而此时的北京城，亦被更名为北平。这是一个明初即已存在且代表了燕都偏居一隅的历史名词。尽管北平沉沦为故都，然地质调查所的办公楼却并未因陋就简。这栋楼宇，出自一个名叫贝寿同的设计师。如果你不了解他，那么曾于民国七年（1918年）买下了苏州狮子林的贝家，是否会让你有所耳闻呢？倘若还是不清楚，那么这位贝寿同的侄孙，你应该会略知一二了。他，便是美国华裔的偶像人物贝聿铭。据说，贝寿同先生于京城设计的建筑作品，如今只剩下了两处。其一，乃是位于南池子的欧美同学会旧址；其二，便是地质调查所的办公楼了。此外，位于西交民巷的大陆银行，也可能是贝寿同设计的作品。

民国时代的“819事件”，几乎断送了地调所大佬的从政之路

就在办公楼的二层，翁文灏工作室即设置于此。自民国十年（1921年）起，翁文灏便担任了地质调查所的代所长、所长，直至该所于民国廿五年（1936年）迁至南京。这位此后“弃学从政”的南京国民政府后期之行政院长（民国三十七年，即1948年任职），受金圆券急剧贬值而酿成的“819事件”之连累，若流星般地极速划过了中国的政治星空，从此不见了踪迹。

陋室弄堂，曾经学术场

在而今住满了普通民众的地质调查所旧址内，是找寻不到丁文江、翁文灏等人之丝毫遗迹的。当然，这里更找寻不到裴文中、杨钟健等年轻学者的任何遗物。根据文献记载，民国十一年（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便成立于地质调查所图书馆。据说，在学会的早期活动中，还有康奈尔大学毕业之胡适与赵元任教授表演的英文相声。至于年轻教授李四光所作的激进讲座，往往会“吓得”翁文灏一身冷汗。当然，这话也有些言过其实了。

民众们迫切希望搬离的居所，曾经酝酿出中国考古学界最伟大的事件

作为近代中国早期地质研究的大本营，地质调查所实乃20世纪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中国科学研究机构，曾被蔡元培先生赞誉为“中国第一座名副其实的科研机构”。地质调查所成立后，迅速成为地质学家聚集之地。1920年代末，翁文灏提出了“燕山运动”及与之相关的岩浆活动与金属矿床形成的理论，此发现成为20世纪中国及太平洋区域地质学的重大成果，“燕山运动”被国际地质学界认可和接受，且沿用至今。1920年，地质调查所陈列馆馆长安特生发现举世闻名的“仰韶文化”。

就在地调所的办公楼竣工未久，一件由地质调查所推动、且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予资金支持（所以北京协和医学院也参与其中）的项目，正在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此项目，便是周口店地区的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之发掘工作。其实，早在两年前的民国十六年（1927年），中外科学家便联合发掘出了猿人的下臼齿。这枚牙齿化石，被加拿大人步达生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而后被正式定名为“北京猿人”。及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在丁文江、翁文灏、步达生、德日进（法国古生物学家）的共同推动下，地质调查所的新生代研究室成立，其重要任务便是发掘周口店遗址。待同年12月，于年轻的人类学家裴文中的锹镐下，终于出土了第一颗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当这项成果轰动国际学术界的时候，地质调查所亦走进国际学人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