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韩愈《马说》中的经典论断，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绵延不绝。这段话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人们常引用这段话，来说明伯乐的可贵，也用这一段话来慨叹自己或者他人的时运不济、怀才不遇。

事情总是要一分为二来看待的——这段话有积极的作用，那就是人们呼唤更多的伯乐，也希望有更多的千里马被发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段话也需要辩证分析。

首先，它把人才的标准和概念弄窄了。在这个世界上，马的品种可以说成百上千，不同品种的马各有特点。比如，拿我们中国的马来说，有蒙古马，四肢粗壮，耐力极强，既可骑射，又可驮挽；也有云南矮马，这种马高三尺，身材小巧、动作灵活，非常适合西南炎热湿热、道路崎岖、交通不便的山区，是人们得力的交通工具。

不同马的品种，是一定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和人工驯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们是大自然的产物，也适应于一定的自然条件，各有长短，也各有用处。因此，它们的优点和缺点也都是相对的。体型高大、奔跑迅速的马，如果放在山高坡陡、道路崎岖的西南山区，并不适合；如果用云南矮马在草原上作战，也同样不适合。

千里马是马的一种，从它的奔跑速度和耐力来看，它是出类拔萃的，但如果让千里马去犁田，可能它也难以胜过其他马种。

在现实生活中，五行八作，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国家需要新一代互联网技术、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等尖端科学人才，同样也需要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水平技能人才；需要自然科学领域的人才，也需要社会科学领域的人才；需要科技人才，也需要艺术人才、文化人才。总之，人才种类不一而足。我们当然需要伯乐和千里马，但也需要能够识别不同人才的不同伯乐。

其次，伯乐是可以培养的。千里马也好，拓荒牛也好，世界上的事物都有着自身的规律，而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人们对于千里马和其他马的认识，也总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不断发生飞跃。久而久之，必然会掌握千里马和其他马的本质特征。实践出真知，实践出人才，这也是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而得出的启示。过去的九方皋善于相马，那是因为他不断进行相马的实践，并且不断进行总结的结果。

从实践当中得来的经验，加以科学总结，就可以上升为理性的认识——理论。用科学理论开展教育，就可以培养出一批一批的人才。当年的蜀国，虽然有像诸葛亮这样的优秀军事家，但最终还是遭遇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凄凉局面，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把诸葛亮等人的丰富军事经验进行总结升华，建立起蜀国的“黄埔军校”，从而使得蜀国事业后继无人。

在百余年的斗争中，我们党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的时期。在以往的奋斗过程中，我们成功地培养选拔了一批又一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等方方面面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是因为大批的优秀人才而兴。承认这一点，也自然而然地要承认，我们的事业当中有大批的伯乐。

即使是真正的千里马，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往往也取决于客观需要。试想，即使我们有成百上千的千里马，但在长途跋涉的路上、在渡河过程中，需要的是发挥自身耐力，千里马善于奔跑的长处可能就用不上。就如同在工作中，一些同志特别是年轻同志，虽然有着“千里马”的特质，但其他方面的能力、素质也不可或缺。

当今，正是需要万马奔腾的时代。100多年前，龚自珍先生的话依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