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学家的作品选题常常别开蹊径，比如，怎么会有人以“月经”为研究对象呢？《女性卫生用品的社会史》的作者田中光就是这样一位社会历史学者，她长期致力于女性主题的研究，事实上，包括这本书在内，她已经有三部研究“月经”的作品。

女性卫生用品小史

一位女性，假设15岁初潮，50岁停经，那么，有35年的时间，月经都伴随着她的生活。女性卫生用品，是每个女人都不可缺少的，然而，卫生巾（及棉条）的发明，迄今不到百年。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护士观察到用于包扎伤口的纤维素材料比布条更能吸收经血，因此把纤维棉应用于处理月经。不过，有历史正式记录的是美国医生伊勒.C.哈斯博士，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内用卫生棉条，于1933年获得了专利，取名为“丹碧丝”（TAMPAX）。

田中光指出，近现代日本的月经观经历过两次重大转折：第一次发生在明治时代，因为日本引进了基于西医知识的月经观；第二次则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归功于安妮卫生巾的问世。换句话说，直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国内才有了卫生巾的生产，那么，在此之前，日本女性都是怎么处理月经的呢？

《女性卫生用品的社会史》按照时间顺序解答了这个问题。远古时代用兽皮或树皮，后来，王公贵族女性用丝绸或宣纸类纸品，普通百姓大多用草纸。江户时代的女性会将化浆重抄的粗纸、棉絮塞入阴道或垫在阴道口，再用棉布丁字带固定。田中光说，在江户时代之前的史料中很难找到有关经血处置方法的记录，她主要能参考的就是《妇人卫生杂志》（1888-1926），其中讲到了明治时代的女性月经观——这个时候，人们开始正视月经，认为“富国强兵”必须从改善“母体”入手，因此，包括“经期调养”在内的女性健康问题逐渐受到了重视。

医生们大力呼吁女性在月经期间通过各种方法调养身心，在“处置经血的方法”这方面当然也提供了很多意见。医生告诫，置入“化浆重抄纸”（又名“浅草纸”）容易引发子宫疾病，应大力提倡使用脱脂棉“外垫法”。但使用脱脂棉的一大弊病是，夏天体感闷热黏稠，并伴有瘙痒。20世纪初期，“内裤式胶皮月经带”在妇女中间较为流行。

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现成的卫生棉条产品遭到了社会的猛烈抨击。战争导致的原材料短缺也对棉条类产品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而这样荒唐的看法，并不只是在20世纪初期才出现的。田中光梳理了“血秽”的历史——阻碍女性卫生用品发展的“月经不洁”观念由来已久，世界各地都存在着月经禁忌，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都将月经视为污秽，都要求月经期的女性独处。月经禁忌的起源，与早期人类对死亡的恐惧紧密关联，女性每月流血不止但却仍然存活，这被视为一种神秘现象。

然而，问题并不止于此。正如作者通过对典籍《古事记》的分析所得出的，日本“女性不洁观”并非是从固有的民俗世界自然形成的，而是在“宫廷祭祀”这一极其特殊的意识形态空间中建立起来的。日本历史学家推测，“政治统治阶级为了将原有的亲属组织（双系制）转变为从中国封建王朝（唐）引入的父系制（父权制）而构思（或引起）的用于压制女性的意识形态装置，可能也是女性不洁观的一个侧面”。当然，日本的“血秽”观念是否起源于中国，这还有待于历史学家商榷。

日本安妮卫生巾广告

安妮卫生巾的划时代意义

关于女性卫生用品的生产，引人注目的一点在于，发明者大多是男性，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借助男性的力量。比如前文提及的美国医生伊勒.C.哈斯博士，还有前几年热映的电影《印度合伙人》,讲述印度低成本卫生巾生产机器的发明，其原型也是一位草根男性企业家。

而《女性卫生用品的社会史》中提到，20世纪60年代“安妮卫生巾”的上市引起了日本月经观念的大变革，其发明者坂井泰子却是家庭主妇出身，她被称为“安妮卫生巾之母”。泰子在自己处理经血的过程中，深刻地领悟到发明推广适合日本女性的纸棉卫生用品的迫切性。而为了完成这项事业，她首先取得了丈夫秀弥的支持，然后获取了三美电机社长森部一正的投资，并依靠时任安妮株式会社公关课长的渡纪彦等同事的鼎力支持，安妮卫生巾才得以获得成功。

在安妮卫生巾发明之后，日本女性卫生用品的生产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全书后半段呈现了繁荣的景象。卫生巾的形状、长度、材质都有了很大的改善，护翼卫生巾、夜用卫生巾、成人纸尿裤等等，都有了适合各种不同人群使用的更多选择，而且更追求呵护身体健康，避免引发皮炎和瘙痒。作为注重生态环保的国家，“布卫生巾”在近些年来重新受到日本公众的欢迎，各种月经杯的使用也逐渐得到了普及。

田中光在书中引用了社会学家天野正子的评价：“对广大女性而言，安妮卫生巾的出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其重要性远超登月、火箭升空。”此言不虚。

卫生巾背后的女性权益

卫生用品这项关乎每位女性切身需要的日常用品，为什么在数千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甚至连女性自己都是回避的？是女性麻木无知吗？是女性没有创造发明的才能吗？为什么只有到了这近百年，卫生巾的发明、生产和消费，才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呢？

毫无疑问，这与近代女性意识的提高是密不可分的。月经是独属于女性的现象，它在远古曾经被视作生命蓬勃更新的象征，很多人类学作品都提到过土著部落男性的“月经”仪式。但在后来的“血秽”文化中，女性的力量和女性的主体意识都被压抑了，月经出血被视作不洁，是女性不如男性的表现，是女性给世界带来灾祸的源头，于是，关于月经的一切话题，都成为禁忌，世世代代的女性们沉默地忍受着经期的烦恼、痛苦，以及不卫生的女性用品导致的妇科疾病。女性卫生用品的革命，正意味着女性被遮蔽的意识的觉醒。

有关经期卫生的教育，在很长时间都是落后的，近代中国比日本还要落后许多。阅读这本书，很自然地联想到我自身的经历。我出生于1974年，在浙东南的小镇长大。初一时，某一天，我突然发现内裤上有血，我被吓坏了，忐忑不安地悄悄告诉了母亲。母亲笑着安慰我，拿出了一团奇怪的布条，示范我塞入草纸，然后固定住。当我这些年提升了认知，现在回顾这段往事，我终于明白这就是我当年所获得的稀少的生理期教育。在没有卫生巾的年代，塞着草纸的月带，这种简陋装置并不足以保护少女的生理安全和自尊心，有很多次，血迹渗漏外溢，弄脏了外裤，你不得不试图用拉长的书包带遮挡住臀部，羞耻地觉得仿佛每个人都在盯着你、嘲笑你。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记忆，我的同学们，我的同学的同学，她们的朋友与亲人，那个时代的少女们，几乎都是这样过来的。而我的母亲，她们那一辈甚至连草纸也没有，是用包裹草木灰的布袋子来吸血的。一代又一代女人，就在这“污秽”的血液中，以及各种难以启齿的妇科病里，隐忍地度过人生中那些本应最美好的岁月。

直到我上高中后，大约快到九十年代了，卫生巾才在我们小镇出现了。然而直到今天，中国的女性卫生用品市场还有待规范。前段时间发生的“卫生巾塌房”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热议和广大女性的愤怒。卫生巾尺寸不足是普遍现象，有些品牌卫生不达标，少数甚至出现了黑心棉和不明原料的填充物。卫生巾塌房，不只是产品质量问题，更深层次的是对女性权益的漠视，是对女性需求的忽视。

同时，卫生巾价格的问题，再次引起了关注。早在2020年9月2日《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报道《从月经贫困到月经羞耻，散装卫生巾背后是缺失的性教育》里，记者就呈现了卫生巾背后的经济压力：有人视卫生巾为奢侈品，亦有农村女孩使用毛巾、草纸、用完的作业本、破布条等代替卫生巾。作为必需品的卫生巾，其实并不算便宜。报道提到，一名女性一年在卫生巾上的开销从200余元到千元不等，对不少中低收入女性而言，这是笔不小的负担。为此，她们只能选择便宜但舒适性欠佳的品牌，并减少更换次数，后者有很大的健康风险。究竟何时，我们才能实现月经平等？

女性卫生用品的历史，是一部社会史。所谓社会，由无数个体组合而成。《女性卫生用品的社会史》呼吁所有人关注，女性构成了这个社会的很大部分，“她”的生存状态，关乎整个社会的健康状态。

书中还有一个让我感触的细节，在安妮卫生巾发明之后，日本的女性就用“安妮日”来称呼月经期。与此类似，我们中国女性经常使用“大姨妈”来作为代称。是的，我们仍然羞于谈论月经，仍然觉得这是一个不好意思的话题。长久以来的传统观念，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仍然在桎梏着我们的思维。这是一场“既宁静又流血的革命”，是全人类的解放战争，而女性卫生用品之争，只是一场小型战役，一切都只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