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单独作为一个部分，整体论述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地位，进一步揭示了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内在联系。回顾党探索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重视科学技术，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思想和治国方略。改革开放前后，邓小平高瞻远瞩，积极推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多次强调教育的重要战略地位，高度重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党逐渐形成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的战略方针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邓小平调中央工作以后，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北京。他十分关心首都工作，特别是科学、教育事业常常得到他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他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激励着首都人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再建新功。

一、“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人才则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党最初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始终重视人才建设。邓小平对人才工作的重视由来已久，1941年就在一二九师军政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对专门人才要优待”；1952年到北京任政务院副总理后，多次强调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要培养大批各方面的建设人才”，“教育服务于一个目的，即培养人才”。经过长期思考和深刻总结，针对十年内乱重灾区科技教育界面临的严峻形势，邓小平于1977年5月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并从提高党内认识的高度，强调：“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8年6月，他进一步指出，十年内乱“造成的真正的问题、最大的损失还是在科学和教育方面，十一二年没有培养人才”，强调人才建设的急迫性和重要性。1980年8月，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人才问题，主要是个组织路线问题”，将人才建设上升到党的组织路线，为教育、科学等各领域拨乱反正和推进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工作。首都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科学技术中心，科研院所林立，智力密集、人才荟萃，邓小平从北京的科教战线入手，有力推动拨乱反正，中国的科教事业迎来了重要转折。8月初，他主持中央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30多位科学、教育界专家强烈要求恢复高校招生的文化考试，邓小平表态：“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8月13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分歧很大。为此，邓小平9月6日给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写信，强调文化考试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他督促教育部：“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几天后，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招生文件基本定稿，中断11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一大批优秀人才迎来脱颖而出、改变命运的人生转折。

北京市报考这次高考的人数达158996人，分散在全市195个考点的3600个考场。位于西城区鲍家街的中央音乐学院报考人数超过1.7万。招生过程中，有个小男孩表现出卓越的音乐才华，但年龄太小不符合录取规定。李凌、赵沨等老一辈音乐家爱惜人才，设法将这一情况向上反映。邓小平得知后，在11月3日与外宾交流如何促进科学教育发展时说：“昨天音乐学院院长告诉我，发现了一个七岁的娃娃会拉小提琴，能拉很难的交响乐曲子，而且拉得不错。这在外国就叫神童了。音乐学院规定十一岁才可入学，像这样的娃娃，应该把他吸收到音乐学院来，提前录取，以便深造……科学领域总是后来居上，否则人类不能进步。”随后，中央音乐学院破格录取了小男孩。他就是17岁获得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金奖的第一位东方人吕思清。

由于报考人数众多，教育部、国家计委决定在高校试行招收走读生，增加招生名额。北京市1977级高校招生共录取新生9555人，比原计划6342人多录取新生3213人。1978年6月，邓小平指出：“先办好重点学校，才能早出人才。”“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有三五百万大学生绝不算多。”同年11月，北京市采取自筹经费、高校办分校、学生走读、实行电化教学等办法扩招，在国家计划录取约1万人外，增办的36所大学分校再录取16210人。此前，北京市属高校、中央部委所属高校每年分配给北京市的毕业生约3000人。分校开办后，仅1978年、1979年、1980年3年，就培养了1.8万多名学生，分配到北京市的有1.6万人，超过北京市属院校1966年以前培养的总人数。从1978年创办到1985年合并调整，北京地区大学分校不仅对地方高等教育改革创新作出了有益探索，还给众多年轻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有效缓解了十年内乱造成的人才短缺问题。

邓小平高度关注科研人员的培养、考核、晋升和奖励工作。1975年9月，邓小平指出，像陈景润“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要后继有人”。1977年，中国科学院进行破格提拔，杨乐、张广厚两位青年数学家被评为副研究员，陈景润为研究员。邓小平高度认可，指出“这在国外反应很强烈”，并强调好的工程师要放在重要岗位上，当得好，称职，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提级嘛！提级就涨工资。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对7657项科技成果进行隆重表彰，标志着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恢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很快形成，以陈景润为代表的科学家成为中国青少年乃至整个时代的精神偶像。

1980年12月，邓小平审阅北京邮电学院（今北京邮电大学）部分干部反映北京市委领导对高等学校教师晋级升级工作抓得不紧的来信，对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作出批示：“请市委注意一下。”北京市由此加大了工作力度，到1981年3月，共对124521名各类科研人员进行职称评定、晋升和工程、农业科技人员的套改工作。全市有高级技术职称人员990名，中级职称人员22628名。

邓小平高度重视学位制度的建立。1955年和1962年国务院曾两次酝酿设立学位制度，都因各种原因被搁置。随着高考恢复，在邓小平直接推动下，1978年全国共录取1.05万多名研究生，已接近1949年至1966年培养的总数。1979年11月，邓小平指出：“要把学位制度和技术职称评定制度赶快建立起来，这有助于发现人才。”这直接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出台。1980年2月，《条例》得以通过，1981年1月1日起施行。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次评议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北京地区有18所高校是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含167个学科、专业点；34所高校是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有207个学科、专业点。邓小平还推动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国家留学，同意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制度，这些战略部署为培养现代化建设高端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针的提出和实行，鼓舞着各领域知识分子积极投身现代化建设。1984年10月，邓小平在谈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指出这个文件最重要的是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1985年3月，他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强调：“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这些论述指明了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与人才之间的内在关系，成为邓小平人才思想的核心要义，也成为持续引领首都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智力支撑，为此后北京建设全球人才高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

教育是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邓小平高度重视教育事业，认为教育是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是现代化建设与科技发展的前提基础。他坚决推动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1975年9月提出：“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1977年5月，他强调：“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1982年9月，他在同金日成的谈话中强调，党的十二大确立教育作为实现今后20年经济发展翻两番目标的“战略重点”，抓住了“关键”，“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1983年，进一步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5年，强调“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1988年，再次强调，宁可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这些深刻阐释，指明了首都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

在邓小平的关心下，被遣散、分割到各地的一些北京高校和院系纷纷返京复校。华北农业大学从河北涿县搬回北京西郊马连洼，并恢复北京农业大学名称；云南林学院返京，恢复为北京林学院；北大汉中分校所属力学系、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电子学系迁回北京，教学科研迅速得到发展；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从四川绵阳迁回北京，清华大学在昌平建设核能技术研究所。这一时期，邓小平还为在京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林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矿业大学题写校名，体现了他对北京地区高校的重视和关怀。

由于十年内乱造成严重的人才断档问题，高校扩大招生后师资不足问题更加突出。邓小平在1977年至1979年多次提出：“现在师资缺乏，非走电化教学这条路不可。”“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抓紧科学教育不行，科学教育不采用现代化的方法也不行，电化教育这个手段是重要的措施之一。”北京市积极贯彻邓小平指示精神，不仅出台充实师资力量、特批进京名额的政策，选调优秀师资人才；还在大学分校开办伊始，就配备了比较先进的电教器材，总计有25套闭路电视、1300多台电视机、6套语言实验室设备、670多台录音机、100多台投影仪和幻灯机，并成立主要为分校和市属大学服务的电教录像中心。当时，所有分校都分到几十台电视机，每间教室都配有一台电视机。数学、物理等基础课，由老师在中心教室上课，全校学生一起听讲；专业课则采取看电视教学、教师答疑的方式。据统计，电教设备授课的课程有132门，约占课程总数的37%。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分校3个系开设17门课程，其中有12门课程通过电视直播或录像进行教学，大家反馈效果很好。

邓小平多次指示要办好重点大学，强调教育和科研一起抓。1977年7月19日，他指出，“重点大学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8月8日，进一步提出，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1979年，全国确定的97所重点高等学校中，北京有23所。北京市把“两个中心”指示作为长期坚持的方针，不断夯实教学基础、提升科研能力，不仅在重大科学研究上取得重要成果，还在成果转化上取得可喜成果。在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审出来的3项一等奖中，北京高校与其他单位合作的成果就占了两项；13项二等奖中，北京高校获得8项。到1984年，北京高校科研成果转化迎来了蓬勃发展局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北京农业大学研发了在华北地区广泛应用的“增产菌”，北京中医药大学团队研发了对治疗病毒性感冒、炎症发烧有特效的“清开灵”，还有其他高校研发的清洁能源低温供热堆、动静压轴承动能部件、高效低耗的短应力线轧制技术和轴类零件斜轧技术、高效安全的应答式脉冲轨道电路、名牌产品大宝嫩肤霜等。北京农学院对北京昌平县老峪沟乡开展科技扶贫工作，先后确定建设人工草场、发展良种小尾寒羊、发展蛋鸡和肉鸡生产、推广玉米地膜技术等项目，取得显著成绩。北京农业大学在湘西和北京延庆县建立扶贫示范基地，效果突出，1个研究组被农业部评为科技扶贫先进集体，11位教师被国家和北京市评为科技扶贫先进工作者。

邓小平积极倡导恢复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他在1978年4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呼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明确提出应当大张旗鼓地表扬和奖励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特别优秀的教师可以定为特级教师。北京市立即贯彻会议精神，将景山学校推选出的马淑珍、郑俊选、方碧辉3名小学低年级教师提升为特级教师，并上报教育部，5月初得到邓小平的亲自批准，这是首批由国家批准的特级教师。1979年5月，邓小平指示林乎加过问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中学一位教师反映的归还房屋事情，要求将其作为解决“落实政策，困难重重”的具体事例，推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1980年春节，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北京市评出的特级教师、全国劳模、北京实验一小教师王企贤和另外3位代表，给大家拜年并合影留念。

1978年4月22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他强调指出：要提高教育质量和 科学文化水平，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素质。

北京市积极贯彻邓小平指示精神，逐步改善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继1978年7月在全国首次授予通县第一中学数学教师、班主任刘纯朴“模范班主任”光荣称号之后，北京市1979年又评选出100位模范教师、模范班主任、模范教育工作者，并颁发每人奖金100元。与此同时，各校开始兴建教职工宿舍，1979年还为45%的教职工调级，并于同年6月发出《关于中小学教师工作定额及超定额发给酬金的试行办法》，规定超定额酬金为中学每课时1元，小学每课时0.8元；同年11月起，又对普通中小学公办教师试行班主任津贴，中学每班补贴5—7元，小学每班4—6元；1981年出台调整中小学教职工工资的办法，对中小幼教职员普遍提升一级工资，少数贡献较大、教龄较长的骨干教师提升两级。

邓小平对北京市的基础教育也给予积极支持，他对北京景山学校的关注和题词，成为中国教育史上光辉的一页。景山学校是为开展教育教学改革而成立的实验学校。1977年10月，邓小平以景山学校为例指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现在世界科学发展一日千里，我们办教育要以最新成果为基础，否则就是爬行主义。发达国家的小学课程就有代数、简单的几何。景山学校就有这样的经验，学生能接受。这样，中学水平才能高。”在邓小平鼓励下，景山学校不断推动教学改革，1979年在全国率先成立教育科学研究室，研究国内外教育经验。

随着世界新技术、新知识的层出不穷，中国教育事业如何适应形势变化，继续推进改革，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1983年9月9日，针对景山学校提出的为学校题词、指明教育改革方向的请求，邓小平欣然应允，写下“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题词。“三个面向”由此成为接下来教育体制改革的总方针，对北京乃至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景山学校制定“全面发展打基础，发展特长育人才”的综合改革方案，有力推动了北京市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北京市在全国率先进行中小学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实行校长负责制、建立教代会制度、试行聘任制和结构工资制。与此同时，北京工业大学率先开展内部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取得了工作效率提高、科研成果涌现、经济效益良好的明显成效，成为全国最早开展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地区之一。

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教育是立国之本，科技是强国之基。邓小平始终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紧密联系的高度，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面对我国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日益加大的差距，邓小平1975年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又于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1988年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1年指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精辟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首要推动力，并为此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鼎力支持，突出反映了他抓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坚定决心和远大目光。

作为世界八大高能加速器中心之一、我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诞生经历了长达30多年“七下八上”的艰难历程。高能加速器建设属于技术要求高、经费投入大的大科学工程，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科学家为了摆脱科研工作长期依赖国外数据的困境，开始推动建造中国的高能加速器。此后，经过几次上马下马，到1975年终于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得到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圈阅同意，随后又因为政治运动再次下马。1977年8月至10月，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先后会见美籍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总主任阿达姆斯，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的加速器专家、美籍华人邓昌黎，直接推动我国派人到欧美先进实验室学习交流。其间，他对方毅等人强调：“这件事（加速器研制工程——引者注）现在不要再拖了。我们下命令，立即开工，限期完成。”当阿达姆斯问他：为什么你们要搞高能加速器？这是很花钱的。邓小平强调：“从长远考虑，不搞是不行的。”

由于耗资巨大，项目又陷入停滞。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中科院关于建造高能加速器重要性的报告上批示：“此事影响太大，不能下马，应坚决按原计划进行。”此后，邓小平多次会见李政道、杨振宁等科学家，听取他们的意见。针对有人提出中国不具备建造加速器的能力、应该向科技发达国家直接购买的观点，1981年12月22日，邓小平批示：“这项工程已进行到这个程度，不宜中断。”“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25日，他对万里、姚依林说：“要坚持，下决心，不要再犹豫了。工程进度按五年为期限，经费要放宽一些。这个益处是很大的。”1983年，我国正式批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计划4年建成。1984年10月7日，邓小平来到北京西郊玉泉路，出席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奠基仪式。4年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成功实现对撞。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出席建成典礼，发表了铿锵有力的讲话：“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此后30多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科学成果持续产出，人才队伍日渐壮大，中国高能物理站稳脚跟，这些都用事实印证了邓小平当年多次强调“不要犹豫”的果敢和英明。

首都地区科研机构众多，具有明显科技优势。邓小平一直重视推动北京的工厂、企业提升科技水平，加强与科研院所的横向联合。1960年3月10日，他到北京第一机床厂视察。当时，北京市委组织该厂科技人员与清华大学师生合作，生产三坐标立铣，这种铣床在世界上只有几个国家能生产。邓小平对此充分肯定，说：“你们应该把这个做法告诉别的厂子，让他们也去这样做，北京有这个条件嘛。”不久，他又到北京热电厂、北京焦化厂、北京化工二厂视察，高度赞扬北京焦化厂仅用8个月时间建成现代化炼焦企业，创下了中外炼焦奇迹。1964年7月，他指示北京的汽车厂对生产、科学实验和设计等方面进行改造，吸收美国、日本、西德的汽车工业先进技术。

邓小平关心和支持科学家从事科研工作。1975年9月，他在听取中国科学院汇报时强调“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并以老科学家、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黄昆只能业余时间从事半导体研究为例，提出“这种用非所学的人是大量的，应当发挥他们的作用，不然对国家是最大的浪费”。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黄昆担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黄昆调整半导体科研方向、重新组织科研队伍，培养了一大批国家科技栋梁之材，为我国固体物理学和半导体物理学作出了杰出成就和贡献。北京市积极贯彻邓小平关于用非所学科技人员归队的指示精神，1977年10月召开全市科学技术大会，强调有步骤地将确有真才实学、用非所学的专业人才调回科学技术岗位。1978年4月，北京市委召开科学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全市8500多名用非所学科技人员在当年国庆前完成调整归队。５月，北京市委组织部、市科委、市计委、市人事局联合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加强科技干部管理工作会议，对用非所学科技人员的调整归队工作、工程技术干部晋升条件和办法等作出具体部署。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积极引导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他对激光照排系统产业化的支持影响深远。北京大学王选在1976年取得了中文激光照排系统研究的突破，但由于各方意见不统一，加之关键零部件和设备缺乏，激光照排迟迟没有进入实用阶段。1980年1月，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支持王选牵头的攻关团队，并拨付40万美元外汇购买国外相关设备的建议。10月25日，当看到用激光照排印出的样书《伍豪之剑》时，邓小平高兴地在随书附上的北京大学一封信上挥笔批示：“应加支持。”这有力推动了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推广应用，并成功打入国际市场，中国印刷业得以告别人工铸造铅字、手工排版的“铅与火”时代，进入全新的“光与电”时代。

邓小平多次强调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1991年4月，他为国家科委召开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会议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加速了全国一大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批准建立。1988年成立的我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实验区，也迎来了新的契机。它在推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迅猛发展的同时，还跳出中关村地界，征用了海淀区东北旺乡上地村2600亩土地，开始建设以发展信息产业为主的基地，开创了“大中关村时代”，迈上了走向世界一流科技园区的新征程。

首都钢铁公司开展技术改造，应用科技成果，也得到了邓小平的高度肯定。1992年5月22日，邓小平视察首钢，指出：“要真正给企业权力。大中型企业不搞活，社会主义优势在哪里？改革开放进行得好的、发展得快的企业，要用上交的利税、出口创的外汇、技术水平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来证明它的优越。”他观察操作人员用电子计算机控制4号高炉运行，说：“这属于高科技，现代化。”当看到从比利时低价购买的二手设备经过技术改造建成为现代化的第二炼钢厂时，他说：“这是条捷径，水平也不低。”在观看该厂转炉炼钢后，他郑重地说，“大中型企业不要有自卑感”，“我们完全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干”，“科技没有国界，只要对我们有利。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首钢备受鼓舞，大规模采用自动化、节能和环保等新技术，扩大炼钢和型材的生产能力，1994年钢产量达到824万吨，名列全国第一。在不断发展钢铁主业的同时，首钢向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跨国经营的“四跨”企业发展，综合实力不断增强，1996年被正式批准组建首钢集团。

邓小平重视首都科技事业，不仅为北京科学会堂题字，为中国科学技术馆题写馆名，支持北京建立现代科学技术中心，还出席北京举办的各种国际会议和调研活动。1980年5月，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和中国光学学会、北京光学学会举办国际激光会议北京会议，邓小平会见了与会的国际量子电子会议主席亚里夫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1984年10月，邓小平视察试运营的北京地铁二期工程，在听取地铁公司负责人对国产车和进口车的优劣分析后，指出：“这才是辩证地看问题嘛。国产车能用的部分就用自己的。国外可靠的技术要引进来。”随着改革开放事业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特别是为迎接1990年第11届亚洲运动会，北京广泛采用先进建筑技术，首都面貌为之一新。1990年7月，邓小平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登上中国第一座超高层建筑京广大厦，俯瞰京城壮丽景色。他连声称赞：北京建设得好，亚运会建筑搞得好！临行前，邓小平高兴地说：北京建设得这么好，我要多看几个地方。看了高兴。1993年10月，邓小平视察北京机场高速公路、四元立交桥，高兴地说：北京大变样了，我都认不得了。

回顾邓小平对首都科教事业的关怀和指导，其中蕴含的对人才、教育和科技事业的理论和实践智慧，经过几代共产党人的不断深化，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宝贵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北京市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正在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进“三城一区”建设、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上大踏步前进，为让祖国首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而勇毅前行。

（作者系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二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