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史，我们的星球可以划分为两个最大的文明区域：欧亚大陆西段之地中海文明与欧亚大陆东段之中华文明。从早期文明直迄地理大发现，两者采取了不同的交流范式，各自谱写了文明互鉴的宏伟画卷。

　　欧亚大陆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与主场。由于地理、气候、资源之优越，欧亚大陆的大河流域（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尼罗河、印度河、黄河流域）奠基了最早的人类文明。相比之下，非洲撒哈拉以南、美洲、大洋洲虽也独立孕育出灿烂文明（如玛雅、澳洲原住民文明等），但由于长期与世隔绝，缺乏与其他先进文明的交流，因而保留了更多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属性，在科学技术、经济生产、政治管理等方面远远落后于欧亚大陆文明。也正因此，在16—19世纪突遭欧洲殖民者侵入时，数以千年计的文明成果顷刻间毁灭殆尽。可见，没有交流互鉴之营养，文明之花终将凋零；没有交流互鉴之薪柴，文明之火终归熄灭。

　　地中海文明包含中华文明以外所有重要文明。环地中海地区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复杂的海岸线、无数的岛屿、易行的河流是各族群频繁交流的天然条件。实际上，由商贸活动交流纽带所维系的“地中海共同体”已为中外学界普遍认可。这一共同体内充满多个古老发达文明的对立冲突与交互影响，尤为突出者呈两条主线：一为近东文明，一为南欧文明。近东文明包含文明的摇篮苏美尔与埃及文明（由于尼罗河定期泛滥与撒哈拉大沙漠阻隔，早期埃及文明形态的西亚属性更突出），以及后续的巴比伦、波斯文明等。南欧文明覆盖克里特、迈锡尼、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也即后世普遍认为的西方文明之前身。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讨论印度文明的归属问题。从文明互鉴的角度看，印度文明与地中海诸文明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对印度河流域的渗透与改造要远远大于印度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互动。

　　地中海诸文明交流互鉴孕育了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源头是古希腊—罗马文明，而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源头是近东文明，这已是中外学界之共识。古希腊哲人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柏拉图等都曾游历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向这些先进文明学习。古埃及的几何与建筑，巴比伦的天文与法律，波斯的军事与行政制度，腓尼基的字母文字等都是古希腊人学习的榜样，而希伯来的犹太教更直接衍生了西方的基督教。正如世界文明史巨擘杜兰特所言：“‘雅利安人’并没有创建文明——他们继承于巴比伦和埃及。希腊人并没有开启文明——他们继承的文明远比自创的要多。古希腊诸城邦通过贸易和战争接触到从近东传来的三千余年积累的艺术与科学成就。就此言之，古希腊是一个幸运的继承者宠儿。”也正因此，杜兰特把近东文明称为欧美文明的“真正奠基者”。

　　中华文明吸收借鉴了周围族群文化。19世纪以前，虽有大秦景教流行碑、马可·波罗、耶稣会传教士等反映出的短暂的粗浅接触，中华文明与地中海文明始终未发生正面直接互动。中国人心中的“西方”是印度——中华文明唯一接触过的发达古文明（《西游记》即为显例）。然而，与印度的交流也仅限于宗教层面。实际上，佛教传入后的故事就是佛教中国化以及中国化的佛教作用于本土文化并继之走向东亚的故事。今日，佛教在出生地印度已湮灭无闻，但在印度之外开枝散叶，中国知识分子功莫大焉，以至于很多外国人一听到“佛教”就联想到中国，以为佛教起源于中国。在与地中海文明缺乏直接交流，与印度文明有限交流的情况下，中华文明以一个统一政治体的国家形态，凭借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依靠博大精深的文化魅力，创新性地不断吸纳、同化周围游牧族群的文化，在多民族文化交汇与融合中自足更新，五千年未间断发展至今，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一大奇迹。

　　地中海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文明交流范式不同。在欧亚大陆西段，并不存在一个显著的轴心文明。苏美尔、埃及、巴比伦、波斯、犹太、克里特、腓尼基等文明都是可与古希腊—罗马等量齐观的伟大文明。前者在向后者贡献力量之后便退出历史舞台，而后者在向近代西方文明贡献力量之后也退出历史舞台。换言之，环地中海地区呈现网络分散交织的发展态势，不妨称为多元轴心文明交流范式。在欧亚大陆东段，存在一个显著的轴心文明。作为东亚唯一一个古老文明，中华文明始终处于历史舞台的中心，通过不断融合周边族群与文化，形成了举世无匹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性与创新性弥补了周围无发达文明的先天条件。换言之，中华地区呈现周边向中心汇聚的发展态势，不妨称为一元轴心文明交流范式。

　　交流互鉴是文明永葆生机的源源活水。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历史也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文明生态多姿多彩，文明交流多种多样。不论是多元轴心的地中海文明，还是一元轴心的大中华文明，交流互鉴都是文明永葆生机的源源活水。正是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明交流互鉴，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繁荣人类文明生态，应对全球挑战贡献中国智慧。了解地中海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文明交流史，有助于深入理解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基本属性与突出特质。19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文明体终于直面对撞，此两百年间中华文明绝处逢生的韧性正是其突出特质的最好诠释。

　　（作者为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