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日记》 何绍基 著 毛健 尧育飞 整理 岳麓书社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道光十六年（1836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历充福建、贵州、广东乡试主考官。

何绍基身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一生宦游经历丰富，他既为许多重要学术、文化事业的发起人，亦为同时期相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活动的见证人。何绍基根据其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逐日记录日记。日记涉及当时的政治事件、学术思想、仕宦交游、文学艺术、科举教育、宗教文物、风土民情等内容，可以说是晚清社会的一个缩影。

考官也要参加“上岗”考试

何绍基日记保存了大量晚清科举制度方面的纪实史料，这与何绍基本人的经历息息相关。《乙未归湘日记》记录了何绍基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从京城回长沙参加乡试的过程。《道光十九年日记》记录何绍基担任正考官主持福建乡试的经历，同年其父何凌汉被任命为顺天乡试主考官。父子同时主持京城、地方乡试，一时被传为佳话。

清代各省乡试主考官，分配有正考官、副考官两名，直接从具有进士出身的翰林、科道等京官中选拔。具有担任主考官资格的官员，还需要参加一场选拔考试，这就是清朝创制的考差制度。凡考试之年，考试试差的成绩合格才能正式担任地方乡试主考官。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四月十六，何绍基参加了试差考试，他在当天日记中记道：“入内，卯正始上殿。考试差者，共二百二十余人。”

在任命为贵州乡试副考官后的第八天，何绍基就领到二百两盘费银，这与清代科场条例的规定是相符合的。清政府之所以给考官发路费，且数倍于他们的年俸，显然是要求他们保持清正廉洁——既然朝廷给考官以足够补贴，就不允许以任何名义额外收受。领到预付的路费，意味着主考官即将离京奔赴考试地，如果考官滞留京城时间太长，有可能导致串通嘱托、泄露考试机密。但据何绍基日记原文，五月初一任命为主考官，他直至五月廿四才起程，中间长达二十三日之久，而且其间并无可以延期的突发事件等原因，这显然与科场条例规定的考官起程日期不一致。原因何在？也许是清政府后期对科场条例规定的起程日期执行相对宽松，考官本人在某个合理的期限内到达目的地即可。

阅卷完毕还有诸多重要程序

清代乡试时间定于秋八月举行，又称“秋闱”，共考三场，首场开考时间为八月初九，各级考官应提前三天进入贡院。八月初六，何绍基大早便催促仆人将行李从公馆送往贡院，在当天的日记中对贡院布局以及诸位考官有详细记载。这些考官有两个共同点：一为他们都不是贵州人士，也都不曾在贵州为官，可见乡试严格遵守了地方回避原则；二为他们都是通过科举考试的举人或进士，不是科举出身的官员无论级别多高，均无资格担任乡试的考官。

清代乡试共考三场，分别定于八月初九、十二、十五。从日记内容看，这是一次组织严密、程序严谨而又相对公正公平的选拔人才的考试。试题均由主考官拟定，同考官不参与命题。主考官命题，必须围绕“四书五经”的内容拟定。每场考试完毕之后，接着是紧张严谨的阅卷。阅卷完毕，并不意味这次乡试已经结束，之后还有刷印闱墨、录取、发榜、磨勘朱卷等重要程序。从日记中可知，主考官与同考官一起磨勘试卷，大约花费六天的时间才完成此项工作。

何绍基的学问“长于五事”

在何绍基的朋友圈中，有一群比较特殊而且关系特别亲密的朋友，就是道光、咸丰年间以曾国藩为首的湖湘士子群体。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郭嵩焘、李星沅、贺长龄、贺熙龄、罗泽南、邓显鹤、罗汝怀、魏源等湘籍人物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何绍基日记之中。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何绍基与魏源关系尤其密切，两人可谓知己。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早过默深，见其《海国图志》稿数篇”。咸丰元年二月廿三，“问南坡要《海国图志》，今日即看起”。三月初七，“自廿三上船看《海国图志》，至初三毕”。何绍基应该是最早阅读《海国图志》的读者之一，他应该清楚《海国图志》的价值，可惜何绍基并没有向世人宣传《海国图志》，其国内影响仅止于朋友圈。

世人对何绍基的认识，大都只注重他的书法艺术，真正理解并研究何绍基学术思想的人并不多见。同时代的曾国藩亦高度评价何绍基的学问与书法：“盖子贞之学，长于五事，一曰《仪礼》精，二曰《汉书》熟，三曰《说文》精，四曰各体诗好，五曰字好……若字，则必传千古无疑矣。”

何绍基日记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晚清社会的风貌，记录的相关内容是研究晚清政局、科举制度、士大夫阶层的日常生活与学术活动、经史学、金石学、文学及书法艺术的基础史料。通过阅读日记，我们仿佛可以穿越历史的时空，回到那个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走进古人的内心世界，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一个真实的何子贞。

（作者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