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风月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鲁迅的杂文，多针对时人、时事、时闻。不论是家国大事、政治风云，还是文坛动向、市井言传，也不管对象是当权政要、文坛名宿，还是普通民众、寻常百姓，只要他听说、看到、经历的事令他感慨，他都会有感而发。他的杂文多讥讽、刺责，犀利直接，字字见血。至于文章的标题，有时精心而为，提纲文章主旨，比 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有时信笔写来，表明是偶然成文，比如《偶成》。

1933年6月15日，鲁迅作《偶成》一文，最初发表于1933年6月22日《申报·自由谈》，署名苇索，后收入文集《准风月谈》。

文章一开始，鲁迅就说：“善于治国平天下的人物，真能随处看出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来，四川正有人以为长衣消耗布匹，派队剪除；上海又有名公要来整顿茶馆了，据说整顿之处，大略有三：一是注意卫生，二是制定时间，三是施行教育。”

关于文章起始的那句话“四川正有人以为长衣消耗布匹，派队剪除”，据《鲁迅全集》第五卷注释介绍：派队剪除长衣事，指当时四川军阀杨森所谓“短衣运动”。《论语》半月刊第十八期（1933年6月1日）“古香斋”栏曾转载“杨森治下营山县长罗象翥禁穿长衫令”，其中说：“查自本军接防以来，业经军长通令戍区民众，齐着短服在案……着自4月16日起，由公安局派队，随带剪刀，于城厢内外逡巡，偶有玩视禁令，仍着长服者，立即执行剪衣，勿稍瞻徇。”

作《偶成》前两天的1933年6月13日，鲁迅曾作《谚语》一文，也提及四川营山的“剪衣”一事：“不料到得今年，却又‘衣服蔽体已足，何必前拖后曳，消耗布匹……顾念时艰，后患何堪设想’起来，四川的营山县长于是就令公安局派队一一剪掉行人的长衣的下截。长衣原是累赘的东西，但以为不穿长衣，或剪去下截，即于‘时艰’有补，却是一种特别的经济学。”

作《偶成》四个月后的1933年10月19日，鲁迅又作《“滑稽”例解》一文，再次提及四川营山的“剪衣”一事。鲁迅对“杨森治下营山县长罗象翥禁穿长衫令”显然是反感的。不然，他不会在三篇文章里反复提及此事，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讥讽：“四川的营山县长于是就令公安局派队一一剪掉行人的长衣的下截”；“四川正有人以为长衣消耗布匹，派队剪除”；“衣服蔽体已足，何必前拖后曳，消耗布匹”。

鲁迅之所以反感营山县长罗象翥的禁穿长衫令，或许是因为他将长衫视为传统文化的表征，认为强行剪短民众的长衫，是对传统文化的戕害。除留学日本曾经身着西装外，鲁迅一生多穿长衫，长衫应该是鲁迅最为青睐的服装。在鲁迅看来，硬生生将长衫剪短，剪掉的不只是一截衣衫，而是一种喜好，更是一种文化。虽然事发万里之外的四川营山，但身在上海的鲁迅感同身受，仿佛有人正拿着剪刀在窥视他的长衫，所以要奋起批驳，愤而讥讽。

还有可能是他认为强行剪短长衫是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将手伸得太长、管得太宽、任性胡为。不知道鲁迅是否提倡过“小政府、大社会”，也不知道鲁迅是不是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鲁迅反对“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还要管老百姓放屁”的政府，则是肯定的。强行剪短长衫，仿佛强行删改甚至禁止他的文章一样，令他痛恨不已，必须鸣鼓而攻之。

但更有可能的是他认为强行剪短民众的长衫，是对自由的妨碍与干涉。民众本有穿衣的自由，穿什么样的衣服应该由民众自己选择，更何况长衫是几千年传统文化演绎而来的，既不违背公序良俗，也不是什么奇装异服，怎么可能不让他们穿呢？怎么可以强行剪短呢？退一万步，即使长衫已不适应新的时代有碍务农做工，要提倡更方便、更符合近代规范的新式服装，也只能引导、劝导，而不能强迫。如果连自由地穿衣服的权利都被剥夺得一干二净，还谈什么人的其他权利？

鲁迅肯定不是绝对的自由主义者，但他多年来遭受的北洋政权、民国政府对他的限制、威胁、迫害，他不得不“躲”入租界、经常改换笔名的无奈，他身边的“同志”不断被肉体消灭的现实，都使他对自由有更深的渴望和更高的追求。正因为如此，鲁迅才会在1927年2月19日香港青年会演讲（以《老调子已经唱完》为名，收入文集《集外集拾遗》）时说：“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总要历些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