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严、挺拔、凝重、壮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是如何诞生的？1999年国庆前夕，我采访了几位国徽设计的参与者和知情人，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共和国之徽》。今天把这篇文章删改后奉献给大家。

钟灵说：国徽的总设计师是周恩来总理

钟灵在延安时期就负责写大标语。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横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就是钟灵写的；那两条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也是他写的。1949年7月，《人民日报》刊登启事，向全国人民征集国旗、国徽、国歌方案。钟灵和画家张仃也在他们设计的政协会徽基础上，设计了几幅彩色的国徽方案。周总理认为比征集来得强，便批示给审查小组。

据有关报道，1949年9月23日，新政协全体代表分为11个小组，讨论国旗、国歌、国徽方案。11个组的意见、看法很不一致。对于国徽，大家发言中对所有的来稿都不满意。毛主席最后说，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工作小组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

据钟灵说，后来周总理指示：扩大范围，多找些专家来参与国徽的设计工作。于是，张正宇、张光宇、周令钊以及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梁思成、林徽因等人都吸收了进来。这就形成了城里、城外两个设计小组，城里即张仃、钟灵、周令钊等人，城外即以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领导的清华大学营建系的老师们。两个组，一个是由美术家组成的，一个是由建筑师组成的。张仃、周令钊设计出来的国徽方案，以天安门为中心，有五角星、齿轮、麦穗等，色彩鲜艳。清华大学林徽因和莫宗江的设计，则以瑗——大孔玉璧为主体，中央是一颗大五角星，图案中还有国名、五星、齿轮、嘉禾等。颜色由金、玉、红三色组成。两个组当时的争论很激烈。梁思成批评美术家们设计的方案像“鞋袜商标”，而且他反对将天安门放进国徽里，认为那是封建统治的象征，新中国的国徽不应使用。林徽因等人的方案，也被批评是“自由主义”的象征。

据钟灵说，两个组的“官司”打到了周总理那里，关于国徽中是否应有天安门，最后是毛泽东主席做的“裁决”：天安门不应视为封建统治的象征，而应视为革命的象征、民主的象征放进国徽的图案中。张仃等人的创意得到了肯定。在毛主席、周总理做了工作之后，两个组统一了思想，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设计。这个时间应该是1950年6月。

此后，周总理又先后做了几次指示。他说：国徽中不应光有麦穗，还应该有稻穗，因为我国南方的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周总理还提出：国徽要明朗、挺拔、向上。正是这些指示，为国徽的设计方案定下了基调。

最后方案集中了集体的智慧

据清华大学朱畅中说：1950年6月12日上午，梁思成在清华新林院8号自己家中，向参加国徽设计的教师们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并介绍了美术家们设计的国徽图案形式及国徽审查组的几点意见，发动大家讨论设计新的方案。

长城学专家罗哲文当年是清华大学营建系的一员，也参与了国徽的设计。他说，在设计国徽方案的整个过程中，数林徽因付出的心血最大。当时她身体不好，患有肺病，可是她却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徽设计工作。那个以玉璧(瑗)为主体的方案，就倾注了她的许多智慧。

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营建系教师们反复探索、反复推敲、反复修改，最后拿出国徽设计方案，由红、金两色组成。大红的底色上，五颗金色的五角星，仿佛是一面巨大的国旗悬挂在天幕上。国旗前面，是天安门按严格比例尺缩小的正面金色浅浮雕图。由于天安门正面图的衬托，五星红旗更显得伟大、壮观、庄严、辉煌!周围是金色的齿轮和稻麦穗，用红色的绶带缠绕，象征着工农联盟。一个多星期夜以继日的冥思苦索，过度的紧张、劳累，使本来就是弱病之躯的梁思成病倒了。

1950年6月20日晚，中南海派车来接，由梁思成的助手朱畅中，将国徽方案及说明书，送到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美术家们也送去了他们设计的图案。中南海怀仁堂的一个会议室里，摆满了各式国徽设计图案；正中墙前摆放着两个图案，左边是清华大学设计的，右边是中央美院的美术家们设计的。审查组的成员们观看着、评论着。这次会议，选中了清华大学的设计。会后，周总理对清华大学的设计又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闭幕式上，通过了清华大学设计的国徽图案。同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审议通过了改进的国徽图案。梁思成后来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所引为最光荣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是清华大学营建系教师们的集体创作，而我是其中的一个。”

高庄说：非常抱歉，我耽误了很多时间

把平面图案塑成立体的国徽，也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务。由梁思成举荐，这副重担落在了当时也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执教的高庄的肩上。

高庄，原名沈士庄，上海宝山县人，生于1905年，已于80年代后期去世。为写这篇文章，我们找到了他的儿子高康。年逾六旬的高康，对其父亲当年塑造国徽模型的过程，记忆犹新。高康说：我父亲的真正参与是在1950年7月，虽然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但那争吵的激烈、情绪的冲动和完全忘我的投入，却令我永生难忘。”

开始，高庄专心致志地按图纸塑造。反复观察之下，他觉得图案“存在着不少值得探讨的地方，特别是图案的形式和内容，还缺乏一定的、合理的审美规律上的要求”。这些地方“看着不舒服”“感觉很别扭”。在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下，高庄觉得有必要对图稿进行改动，但他遭到了反对：国徽图案是经国家最高领导人三次审查后在全国性会议上通过的，你高庄没有权力修改，修改是违法的。而高庄则抱定一个信念：“为什么不能改?”当时争论非常激烈，有几次高康看见父亲从梁思成家回来，情绪异常激动。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高庄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开头便说：“主席，你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一个艺术家……”发出这封信以后，高庄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国徽的塑造中去了。

高康回忆道：“那个时期，父亲没时间管我了，对我的学习和生活不闻不问。有一次我实在饿了，又找不到吃的，只好去问他：‘咱们吃什么呀?’父亲坐在桌前头都不抬，说：‘去买几个烧饼吧。’……他一连几天，晚上只睡一两个小时。我劝他休息，他说：想睡也睡不着，不如接着干。在他工作的桌上，点着一盏一百瓦的台灯。在强光下长时间地工作，他的右眼灼伤，一度失明；他的右手也出现断续麻木。但这一切，反而加速了他拼命去实现自己的愿望。”

凝聚着高庄心血、令高庄引为自豪的国徽雕塑终于完成了，然而送进中南海后，却挨批了：不能自行改动，必须按原图图纸重做。高庄只好再次投入紧张的工作中。这次，学校派来一位老师帮助他。

不久，中央领导听说了国徽塑造过程中的故事，也许，是毛主席接到了高庄的那封信，特地委托彭真和康克清两位同志来到新林院9号高庄家中，听取了高庄关于改动设计的说明，转达了毛主席赞同改进提高的意见：“你大胆地改好了。祝你成功!”这使高庄无比兴奋。

1950年8月18日，高庄带着两个不同的国徽模型进了中南海。在审议会议上，高庄做了一个简短的书面陈述：“各位领导，国徽模型的塑造被我耽误了很多时间，非常抱歉。不过耽误的时间是由于我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就是想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坚强、更程式化、更统一、更有理性、更有组织、更有规律、更符合于应用的条件，并赋以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以冀我们的国徽的艺术性提高到国际水平和千万年久远的将来。因此在我塑造的中间做了一些修改，是否妥当，请予裁夺。”

这次会议，通过了高庄改进后的国徽模型。

1999年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行的《中国文物事业五十年》展览上，陈列出一枚国徽的石膏模型。据博物馆的同志讲，这枚国徽，就是当年送交中央人民政府审议的那一个。

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命令，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1950年的国庆节，天安门城楼上，悬挂了一枚木制国徽。1951年5月1日，一枚由沈阳第一机床厂工人铸造的铜铝合金国徽，被正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据钟灵同志讲，国徽设计任务完成之后，政务院决定向八位主要的同志颁发一笔奖金：每人800斤小米。梁思成提议：高庄的贡献突出，应该多发给他一些。但是所有人都没有领取，高庄建议：把这笔奖金捐给抗美援朝战争。

八十年代以后，不断有人去访问高庄。高庄说：“我不是国徽设计小组的成员，我只是在塑造中改动了一下。我不过是个工匠。”他多次说：“国徽的真正创造者是党，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人民。我们应该想到，我国人民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