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革命义气的“二哥”

梁山好汉的故事出自山东，苦禅先生从小耳濡目染，也形成了打抱不平、重情讲义的“好汉”性格。不同的是，他更讲“革命义气”。凡是爱国的事儿、凡是对革命有利的事儿，他都积极承担。

曾经是抗大学员、后任河北省妇联领导的郝鲁伟，和李苦禅是邻居，喊他“二哥”。1927年，郝鲁伟参加了革命，成了中共领导的北方“左联”成员。北方“左联”创办《好孩子》杂志缺钱，她就去找二哥苦禅帮忙。当时，苦禅先生也不宽裕，但是一听说就倾囊而出，有多少拿多少。北方“左联”办读书会、报告会需要找会场，苦禅先生就利用画家的身份，找熟人借场子。演京剧《霸王别姬》，他登台演“霸王”，以激励青年。

苦禅先生家有一个大笔筒，有了银元他就往里面扔。当时有的同志撤走需要经费，他就从大笔筒拿钱。有一次需要的经费多，他把大笔筒钱全倒出来给了地下党，做了经费。结果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才发现家里一分钱都没了，只好到郝鲁伟家蹭了一顿。

营救二十九军爱国军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汉奸组织“新民会”想拉苦禅先生出来给他们撑撑门面。

一天，两个鬼头鬼脑的家伙儿来到复兴门内柳树井胡同2号苦禅先生家，对他说：“只要您说句话，有你官做。”

苦禅先生说：“我李某只会画画儿，不会当官。”

其中一个家伙涨红着脸说：“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闻听此言，苦禅先生猛地站起来，吼道：“你们给我出去！”

满脸横肉的家伙想动手，苦禅先生冷笑道：“想动手吗？屋里太窄憋，咱们出去试吧试吧。这种窝心的日子有什么意思，愧对地下的祖宗。”

两个家伙儿听了这话，知道苦禅先生是个不怕死的硬汉，就边往门口走边说：“姓李的，你别嘴硬。你现在的教书饭碗，也是……”

苦禅先生明白那家伙的意思。第二天，他就辞掉了北华美专、北平美术学院的教学职务，决心不给日本人占领的学校做事。

时年39岁的苦禅先生辞去了教职，并没有感到一身轻松，因为他家里还藏着一位身份特殊的人物，必须尽快转移。这位特殊人物就是国民党29军军官袁祥峰。

李苦禅在天津举办画展期间，结识了袁祥峰。1937年7月28日夜，袁祥峰恰巧住在自己家里，谁知夜里29军悄悄地撤离了北平。第二天，他到部队驻地一看，军营空了。就这样，袁祥峰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回到平西的老家。日本兵到处抓失散的29军官兵，袁祥峰老在家里躲着也不是回事儿，于是进城找到了苦禅先生，等待时机再找部队。

北平沦陷后，日本宪兵贴出布告：窝藏旧军人者同罪。风声越来越紧，袁祥峰怕连累苦禅先生，也多方寻找归队的线索。他和苦禅先生秘密约定：袁祥峰外出回来时，院门内影壁前如果放了一把扫帚，就表示家里没事，可以进门。否则就是有情况，不能进门。日军搜查越来越紧，家里住着袁祥峰这么一个外人有些扎眼，他几次提出走：我还是走吧！你家里本来就困难，如今兵荒马乱，又多一张嘴吃饭，鬼子到处抓人，千万别连累你们。苦禅先生每次都坚定地说：你哪儿也别去！就是走，也得等我给你找好地方再走。

苦禅先生觉得袁祥峰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应该送他到抗日前线杀鬼子。怎么送他到前线？找谁联系呢？

其实，联系人就在眼前。苦禅先生有个叫黄骐良（名逸之、天秀，字骐良，笔名黄奇南、勃生）的学生，广东揭阳人。他和北平新街口教堂的黄长老是同宗乡亲，喊黄长老叫“黄伯伯”，关系很亲密。其实，这位黄长老还有秘密身份——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人员主任”，黄天秀也是“黄浩情报组”成员，负责与根据地派来的交通员接头、传递消息。

黄骐良在苦禅先生家见过袁祥峰后，在黄浩安排下，由秘密交通线交通员护送，袁祥峰终于来到的冀东抗日根据地。

不久，已经是八路军干部的袁祥峰，受命打入日伪内部开展情报工作。他星夜潜回北平，再次找到苦禅先生。听明来意，苦禅先生千方百计给袁祥峰搞到了“良民证”，又通过关系给汪伪徐州治安总司令王之青写信举荐袁祥峰。不久，袁祥峰打入徐州治安总司部所属的第二纵队任少尉副官，在敌人心脏战斗。袁祥峰到徐州后，一时和地下交通站没有联系上，先后6次通过苦禅先生传递军事情报。为了回根据地汇报工作，袁祥峰让苦禅先生给徐州发急电，佯称“母亲病故，速返京治丧”。以这个假电报为借口，袁祥峰获假顺利返回北平，汇报完工作后再返回徐州。

后来，袁祥峰又需要到新四军驻地去，怎么请假呢？还是用老办法，苦禅先生发信约他到北平。袁祥峰请假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新四军第4师的驻地。师长彭雪枫赞扬他道：“你在徐州等于一把刺刀，刺在敌人心脏一样。”

在十集电视片《爱国艺术家——苦禅大师》中袁祥峰深情回忆说：“苦禅跟我那时配合得非常好……苦禅仍留在北平，他给党做了一些有益的情报工作，所以使我们党的地下工作很顺利。在那个环境下，苦禅是很苦的，也是很危险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