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一致通过将中国大运河申遗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的世界遗产项目增至46项，仅次于意大利，稳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就包括西城区的积水潭（什刹海）、万宁桥（澄清上闸遗址）等重要地段。
大运河申遗成功，不仅丰富了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的内容和类型，而且将会进一步促进并推动北京文化遗产的保护，使北京成为国内世界文化遗产最集中的城市之一。
北京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端城市。元代时漕运终端就位于今西城区北部的什刹海。什刹海在金时称白莲潭，元代称积水潭，蒙古人称海子，由前海、后海、西海（今积水潭）组成，水域面积约三十四公顷，是一处风光旖旎、深得市民喜爱的市井宝地。
什刹海原是古高梁河的遗迹。高梁河主河道南迁之后，便留下了众多的湖泊——太平湖（已被填埋，现为地铁机车车辆修理厂所在地）、积水潭、什刹海、北海、中南海，乃至今前门外的龙潭湖等一串湖泊。
从奴隶社会的蓟城，到公元13世纪蒙古骑兵突破南口一带的天险，并攻陷金中都城，焚毁宫城，历史在高梁河流域这里先后延续了两千多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称汗，并派刘秉忠到燕京相地。公元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决定放弃金中都城，在其东北郊以大宁宫琼华岛为中心，兴建新都——元大都城。
这是北京城市发展史上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因为正是这一次城址的迁移，奠定了日后北京城的发展。其中虽然有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的考虑，但是，积水潭当时所拥有的这片广阔的天然水域，却是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
永定河是逐渐由东北面的清河故道迁徙至今永定河河道的，并形成了一个以石景山为顶端，面积广阔、地势也相对平坦的洪冲积扇。金中都旧城所处的位置是在该洪冲积扇脊部的西南侧，地势较低，而卢沟金口所在地势高出中都城约46米，势若建瓴。因之中都旧城也时时受到卢沟洪水泛滥的威胁。而大都新址则位于永定河洪冲积扇的脊部，处在“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的位置，避开了洪水入城的危险。
元灭南宋统一全国以后，刘秉忠秉承元世祖忽必烈的旨意，主持相地、规划和建设元大都城。元大都以水定城，紧挨着当时积水潭最东侧的岸边，设计了一条贯穿大都城南北的中轴线。当时积水潭东岸最东侧的位置，也就是后门桥所在的位置。元大都的设计充分考虑了古高梁河水系的自然特点，将其有机融入城市形态中，其最具特色之处就是以积水潭为中心布置城市和环太液池布置宫殿，以水的位置和形态决定大都的城市格局和布置，反映了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传统意识和生活习惯。以水定城，一是以水决定城的大小、方位、布局、格调等；二是将水与城有机融合；三是水增加了城的灵动和活力。
元大都作为一个大一统帝国的都城，实现漕运是当务之急。漕运就是朝廷将征自富庶地区的漕粮等财物经水路（有时辅以陆运）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以满足宫廷消费。漕运不是做生意，是缴税或者上供。元初，大都的漕运河道为坝河。坝河是北京漕运的老河道，其水源为高梁河，水源较小，坝河因水量不足导致漕运功能不足。为了解决大都的漕运问题，朝廷任命水利专家郭守敬任都水监，经过对北京地区水资源及地形的详细勘查，提出“引玉泉水以通舟”，建白浮堰，引白浮泉、玉泉等西山诸水汇于积水潭。通州至大都城运粮河的开凿，始于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告成于至元三十年（1293年）。自此，京杭大运河最北端水道形成，从江南驶来的漕船，可以从通州以南的高丽庄经闸河径入大都城，停泊在积水潭中，标志着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据《元史》记载，什刹海通航，正值元世祖忽必烈自上都返回大都，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的繁盛景象，大悦，赐名“通惠”。“通惠河”之名由是始称，并一直沿用至今。
《析津志》是元大都的地方志。《析津志》中关于积水潭码头有这样记载：“积水潭，在都城西北，海子一名。潴水滂沱，陂陀弥漫，合西北诸泉之水，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元初以郭守敬导白浮诸泉之水，至和义门（今西直门）北入都城，汇为积水潭，而诸水毕达于此，可方舟行运，积水潭实京都之漕渠也。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开通惠河，引此水达通州，以通海运，舟楫皆达于海，积水潭遂成大都之舳舻辐辏之地。”通惠河就是专门为满足通州到大都运粮需要而打通的河道，它与积水潭相连，形成了完整的漕运线路。
漕船经通惠河直接进入积水潭以后，由南方来的漕粮、布匹、绸缎、日用货物等都可以直抵大都城内。有人质疑积水潭漕运码头的存在，其实，除了有很多文献记载以外，这一带的商业发展就很好地证明了河之端的存在，没有积水潭里的这些漕运码头，不可能有这么多商业的发展，没有漕运的兴盛，不会在周围留下很多商业。《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是一本最早研究漕运的书，书中就讲到了元大都的规划和当时的码头所在地的商店的分布，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为什么有这么多商业都集中在钟鼓楼这一带，因为码头在这附近。当年各种商店都开起来，很繁华。元代李洧孙的《大都赋》中有“川陕豪商，吴楚大贾，飞帆一苇，径抵輦下”的描写。当年的“后市”钟鼓楼一带，与积水潭北侧的斜街构成了大都城内最大的商业街区。这里行业齐全，既有金银、珠宝、珊瑚、玉器，也有米市、面市、缎子市、帽子市、鹅鸭市、柴炭市、铁器市和穷汉市等。市场繁荣、盛极一时。加之积水潭一带水面宽阔，景色秀丽，一些文人雅士亦多至此游乐题咏，“西斜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肆”，进一步促进了鼓楼——斜街市场的兴旺发达。许多富家大户、显赫的官员在这里建府第、辟园林……这正如《析津志》中所说：“本朝富庶殷实莫盛于此。”
作为元代南北大运河的北端漕运码头，积水潭为元大都的城市生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粮食等物资用品保障，对元大都的蓬勃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元大都城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百货齐集，商贾辐辏，商业经济十分发达。它不仅是元朝的政治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都市。据《马可·波罗游记》描绘，“最大的码头、最热闹的景象应集中在离鼓楼最近的银锭桥、烟袋斜街一带”。“外国巨贾异物及百物之输入，世界莫能与比”。元代诗人杨载诗云“金沟河上始通流，海子桥边系客舟。”
大都城商业经济的发达、市场的繁荣，以及四方商旅的汇集，也为杂剧艺术的兴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杂剧艺术在大都城的舞台上争芳吐艳，并且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杂剧戏曲大师。其中最杰出的是关汉卿，他一生写了很多作品。今可考见的杂剧有六十多种，流传至今的尚有十多种。《感天动地窦娥冤》便是当时的代表作品。
明朝初年，原从白浮泉引水入大都城积水潭的渠道年久失修，逐渐断流。积水潭也由于淤积，原有泓大的水面日渐缩小。加之明初改建北京城时，将皇城的东墙、北墙向外推移，即把原在墙外的一段通惠河道包入皇城之中。同时，由于向南展筑大都城的南墙，又将原位于大都城文明门外的一段通惠河道包入城之中，另开一条支渠沿皇城东墙之内径直南下，出正阳门东水关，以接南护城河。京杭大运河北起点转移到东便门大通桥。从此，江南北来的船只再也不能沿着通惠河溯流而上，直接进入积水潭中了。
什刹海是京城富有人民性的市井宝地。我们从复原的元大都城平面图来看，其西城墙的位置，恰当积水潭（海子）西岸以外，其间仅容一条顺城街。而在明将徐达攻下元大都城之后，为便于防守，在原北城墙以南5里另筑新城墙。但其穿过旧日积水潭最狭窄的地方之后，转向西南与西城墙相接，并形成一个斜角，从而把积水潭西端一片水面隔在了城外。这就是后来的“太平湖”。而东南的一大片水面，即成了后来的什刹海。
什刹海与北海、中南海，虽然水脉相连，却没有皇家园林那种多由人工构筑的叠山引水、雕梁画栋、富丽堂皇的景象。它历经沧桑，几度变迁，至今还保持着几分天然淳朴的性格，是北京人喜闻乐见、最愿意涉足流连的地方。用侯仁之先生的话来说：什刹海是京城“富有人民性之市井宝地”。他在“什刹海记”中这样写道：“什刹海旧称积水潭，原是一南北狭长之天然湖泊。在北京旧城营建中，湖泊南部划入皇城以内，遂因古制改名太液池。太液池上先有琼华岛，后经开浚又建瀛台，始有北海、中海、南海之称，是为皇家御苑，庶民百姓不得涉足。积水潭隔在皇城之外，元代曾是漕运终点，一时舳舻蔽水，盛况空前。其后运道中阻，而人民群众喜其水上风光，乐于游憩其间。湖滨梵宇林立，旧有佛寺曰十刹海，寓意佛法如海。今寺宇虽废，而十刹海作为湖泊名称，却已屡见记载。或谐音写作什刹海，而口碑相传又已相沿成习。只是这一区富有人民性之市井宝地……其地理位置至关重要。且为人民群众游憩胜地。”
这里有“银锭观山”，又多历代名刹、名人故居、王公府第，宋庆龄故居、郭沫若故居、恭王府及其花园等闻名海内外。其周围遍布原汁原味的传统风貌；绿荫匝地、格局严整，但又极富生活情趣的四合院；夏日的什刹海中莲荷争艳、清香沁人；再添上湖畔垂柳依依，茶馆、酒楼、应时小吃和京韵京味的民间文艺演出，活脱脱一幅现代版的北京“清明上河图”。
老舍先生独爱北京。而北京，他又最爱积水潭。他说：“面向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在他的作品里，常常把主人公安排在积水潭、什刹海、银锭桥、德胜桥……他是那么熟悉这些地方。读了他在书中的那些描写，闭着眼，荷叶的清香都能从书里飘出来。积水潭和什刹海给他的美，是一种图画和音乐的美。他对北京的爱，正是这种图画和音乐的美引起的。
当代著名作家刘心武在说到什刹海时，则把它称为“都城中的野景”，是一处“富于野趣的情调空间”。他认为什刹海的最大特点有二：一是营造出了“银锭观山”的意趣。晴天时站在银锭桥头西望，可以望见一脉青黛的西山，那不仅是一道美丽的景色，其深刻的意蕴是把繁华的城市与恬静的山野，通过视觉“望点”上的享受，在市民心灵里注进一种禅悟；二是不让街市商业气氛来浸染这处水域。直到十来年前，这里大体还保持着明、清时期那种“都市中的野景”的情调。
什刹海是大运河北京之端，是融入城市中的一片自然水域，也是京城富有人民性的市井宝地。
（作者为中国文物学会特聘专家、北京地理学会副理事长，西城区社科联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