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平，曾经有一所特别大的大学，甚至连北大、北洋、北师大等十多所名校都算是它的一部分。就因为太大，它从诞生起，就深陷于动荡中，最终成了教育史上一个被遗忘的名字——“国立北平大学”。

尽管存世只有十年多，但北平大学的历史，却与现今30余所学校的校史息息相关。

“七七事变”后，这所大学同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一同迁到西安，后又迁到汉中，共组西北联合大学。同一天诞生的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如同两棵种子，为烽火连天的中国保留了精英，孕育着希望。

然而，与西南联大存世八年、南渡北归的命运不同，西北联大只存在三年，就被一分为五。北平大学的文理、法商、工、农、医五学院也随之改组成西北五校，在西北开枝散叶。

由于北平大学并未复校，由其带到西北的五所院校全部留在了条件艰苦的大西北，到如今，已整整80年。

高教“巨无霸”

1927年，对军阀张作霖来说，是异常艰难的一年。前有北伐军的步步紧逼，后有日本人不断膨胀的野心，加上经费日益紧张，行政运作艰难，这促使他痛下决心，压缩高等教育规模，从中腾挪出现金来。在此背景下，一个改造高校的方案，被匆匆提上议程。

根据该计划，北京的9所国立大学合为一校，组成“京师大学校”。清华大学是用庚款办起来的大学，当时还不属于“国立”，故未列入，即便如此，这个名单也足够华丽了。

“京师大学校”计划出台后，国立9校都不买账，其中以北京大学的意见最为坚决。然而，张作霖起于草莽，惯于高压政策，还杀害了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京报》主笔邵飘萍，搞得那时的文化事业奄奄一息，知识分子纷纷南下，北大校长蒋梦麟也不例外。

8月，国立9校被迫合并，京师大学校校长由奉系幕僚刘哲兼任，他提出禁用白话文、禁止集会请愿等一系列“开历史倒车”的规定，企图摧毁大学这一新思想的大本营。

幸而北伐节节胜利，张作霖离京，京师大学校办了不到一年就解体了。然而，让各个国立大学校长失望的是，虽然从北洋变成了民国，但主政者对于9校合并仍热情不减。

1928年9月，国民政府通过了“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大纲规定，由北平大学合并重组北平、天津、河北、热河的诸多学校，并且裁撤河北教育厅，由北平大学兼管行政，李石曾为校长。

这个“大学区制”在中国教育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源于法国，每个学区只有一所综合性大学，该大学除负责教育外，还身兼行政功能，管理各级学校。

国民党“四老”中，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都有留法经历，曾合作创办过“中法大学”，一直对法国的教育制度推崇有加。

时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本有意兼任北平大学校长，但无奈没有在国民党元老中争取到多数，只好把位子让给了李石曾。

有人说李石曾是学阀，试图通过大学区制把持北方教育大权，也有人说，他是理想主义者，想通过这一制度让教育独立于官僚体系。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这一激进的制度在当时强力推行，都显得太过乌托邦。

用一纸行政命令绑起来的北平大学，除北平国立9校外，还包括天津的北洋工学院、法政专门学校，保定的河北大学等，它由文、理、法、商、工、农、医、艺等11个学院组成，成了一艘名副其实的“教育航母”。

从成立之日起，这所大学就无一日不在风波中。北大学生建立了“复校团”“救校敢死队”等组织誓死护校。11月29日，500多名北大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并到设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北平大学校长办公处请愿，不但砸了“北平大学办事处”和“北平大学委员会”两块牌子，还砸了李石曾家的窗子。后经吴稚晖、蔡元培等出面调停，同意不拆散北大原有的三院组织，名称改为“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这才稍有缓和。

北大、北洋、北师大等学校的复校运动此起彼伏，大学区内的学潮一浪高过一浪。不出一年，大学区制就以失败告终，李石曾也挂冠创办北平研究院去了。

大学区叫停后，北平大学不再具有行政职能，河北、天津的学校全部从中分离出去。北平市内的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艺专也相继恢复。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北平大学虽然几经改组，仍有五院建制，包括女子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医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在院系设置方面，可说是京城最完备的大学。其中，医学院、农学院和俄文教学为北平其他大学所没有。

北平大学虽然大，但学院之间不齐心，各院校分散在京城各处，名义上虽然统一，实则是各行其是。直到1932年，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徐诵明被公推为第三任校长，这所“巨无霸”学校才算逐步获得一段稳定发展期。

徐诵明一生担任过5所大学的校长，是中国教育的先驱，其个人经历更是传奇：

他是国民党元老，在日本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和郭沫若共同组建“夏社”；他与陈其美同是敢死队成员，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他还是中国病理学的奠基人，创建了第一个由中国人办的病理学教研室。

在派系复杂、山头林立的北平大学，徐诵明健全了规章制度，实现了人事聘任、经费分配的高度集中，总算把这个“联合体”拧到了一处。

据1936年度第一学期统计，全校教职员总计634人，在校生1342人，所聘用的各院系主任、教授，绝大多数有发达国家留学经历，在教育部对全国的国立大学排名中，平大仅次于国立中央大学，排名第二。

如此成绩，与徐诵明“开明爱国，公正厚道，尊重教师讲课自由，竭力提携后进”的教育风格分不开。徐的外孙徐冬冬告诉记者：“当时，外公心中只有国家利益，而无党派得失，他曾说‘兼容并包’不是哪个学校的校训，而是时代的要求。”

正是有徐校长在，当时的北平大学，在历次爱国运动中都走到了前列。“一二九”运动中，第一个到国民党党部保释被捕学生的大学校长就是他。北京市档案馆藏有“北平大学工学院全体教职员发布的通电”，电文称：“学生何罪？爱国为罪，实古今所未有，中外所未闻也。”

李大钊去世后，北平大学的法商学院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源之一。据西北联大研究所所长姚远教授介绍，商学系的前身为外交部俄文专修馆，瞿秋白即毕业于此。李大钊去世后，很多进步教授聚集在这里。其中有参加过中共一大的李达（经济系主任）、五四运动发起者之一许德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早传播者沈志远、《资本论》最早的译者陈豹隐和侯外庐，以及程希孟、张友渔、陈瑾琨、黄松龄、章友江等。

徐冬冬说，儒雅的外公很少发火，但为了保护教授学生却不惜“怒发冲冠”。

1933年2月，侯外庐被捕，徐诵明挺身而出，分别致电陈立夫及张学良等人，要求保释，还顶着压力聘请了被北大辞退的白鹏飞、许德珩等。

1933年5月，北平女子师范学院学生、彭真的妻子张洁清因参与学潮被捕，又是徐诵明挺身而出，多方营救使其出狱。

1934年，范文澜被捕，徐诵明立即向南京陈情：“范文澜生活俭朴，平时连人力车都不坐，并且把薪金一部分捐给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买书。”谁知，陈立夫闻后却荒谬地回答：“这不正好证明范文澜是共党分子吗？不是共产党，哪有这样的傻子啊！”交涉无果后，范文澜被押往南京，关了近一年后才获释。

1937年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密电徐诵明，要求解聘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沈志远等五位进步教授，徐诵明不但不予执行，还到南京与王世杰理论，“学校聘请教授，一向只问学问如何、不管政治派别。大学校长的任命权在教育部，而教授的聘任与解聘，责在学校，教育部怎么好越权下令？”王世杰当时威胁说：“中央命令不能不照办，人数方面可以略减，否则恐影响平大前途。”

“解聘五教授”事件最终因战事爆发、国共合作而作罢，但正如王世杰所言，此事给平大的前途埋下了伏笔。

悲壮西迁路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正值暑假。

守城的29军奋力抵抗之际，国民政府邀请名流鸿儒、高校校长等共赴庐山，商讨救亡图存的国策大计，徐诵明也在其中。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抗战史上著名的讲演：“凡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蒋介石的话音刚落，平津即告沦陷，最先受到破坏的就是手无寸铁的学校。南开大学最先遭受到有计划、长时间、大规模的摧残，校舍夷成灰烬。在北洋工学院，敌寇先用机枪扫射，又把所有的房屋设备占据，一些珍贵仪器还被劫往东京。

北平大学中，农学院最先被日军摧毁，接着各学院又被日军占用。8月，日军南城警备司令部占据了位于和平门外的文理学院，山之内航空部队占据位于石驸马大街的文学院，教职员、学生、校工纷纷逃避。有校工仅在校门外观望一下，就触怒日军，欲予枪毙，几经交涉，始得释放。

由于师生仓促离校，大部分图书、档案、教学用具等留在校园，平大各学院所有家具及图书仪器，多被盗劫，以法商、工学院损失最多。

当时，全国大学有四分之三分布在平、津、沪三地，在校大学生占比三分之二以上，而这些地方却最早遭受了战火。中国高等教育该向何处去？

8月19日，徐诵明应教育部之请，到南京讨论高校内迁事宜。9月10日，一纸号令，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央研究院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合组为西安临时大学。中英庚款委员会拨款50万元，作为两所临时大学的开办费用。

从此，以北平为首的各地高校开始了历史上罕见的流亡迁徙。

徐诵明作为西安临大的筹委，顾不上回北平与家人道别，直接从南京出发，9月11日就到了西安。北平大学的师生则通过新闻或电报得到西迁的消息，从各地冲破敌寇封锁线，纷纷向西安集结。

王耀东是我国第一个国际篮球冠军功勋队员，也是北平大学的体育教师。北平破城那天，他起得很早，照常去女子文理学院指导田径队练习。走在半路上，他发现街上行人稀少，一个个面露惊恐，一打听才知道守城的29军已经撤走，日军正在进城。

此后的日子如同炼狱，大批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天安门前和东西长安街耀武扬威，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日本侵略者肆意打骂我国同胞。

得知北平大学迁到西安之后，他与体育系主任谢似颜教授约定于10月间逃离北平，绕道前往西安。临走那天，妻子送行，王耀东心知此去生死两茫茫，留下800元钱，让弱妻幼女稍待时日听候消息，随即化装成商人模样（日军严查军人和学生）启程了。

这段旅程比想象中更凶险难料，他们不得不连闯四关。

第一关，在布满日本军队的北平火车站，王耀东用行李遮面，总算在日本兵的夹道中进了站，进站后才发现被人盗窃钱包，好在零钱、车票还在。

第二关，到了天津，不敢贸然去车站取行李。眼见日本宪兵扣留了许多中国同胞，两位迂夫子正踟蹰不前，还是车站服务员提醒他们“趁日本人没来，还不拿走”，两位这才提上箱子就跑。

第三关，因为各铁道线成为中日争夺的焦点，他们只好改海路从天津乘轮船前往青岛。在天津港，日军盘查极严，逐个检查行李物品，好在两人没有露出破绽，船过大沽口，总算脱离虎口。

第四关，从中国军队控制的青岛换乘火车到徐州，火车刚进徐州站，日本飞机就开始低空扫射，站台上的人纷纷逃避，旁边有人高喊“卧倒！”，两人才赶紧俯身倒地，随即一排机枪子弹扫射过来，幸亏没有受伤。

一路心惊肉跳，两位体育界精英终于在10月下旬到了西安。三年后的1940年，王耀东的妻子齐志修才带着两个孩子，历经艰险找到陕南城固，一家人终于团聚。

体育精英尚且险象环生，一般教授的西迁之路就更为漫长了。协和医生汪堃仁携妻带女（一个两岁，一个六个月），绕道越南香港，足足走了4个月，行程万余里。难得的是，他考虑到教学需要仪器，在重庆自费购置了几套，一路辗转，徒步蜀道，终于带到西北。

战火连绵，学生报到同样不易。曾有百余学生到达天津后，由于租界未能收留，而遭敌人逮捕约七八十名，数日后，仅释放十余人，其余下落不明。日军还在交通要道搜捕学生，凡留头发、穿西服或蓝色大褂者，都被加以逮捕，由于路途阻隔而延期不能入学或失学的学生不计其数。

1937年11月15日，西安临大正式上课。徐诵明在开学典礼上做报告说，原三校教授职员，应聘到陕者仅三分之一。原三校学生来陕者800余名，新招200名，借读400余名，共一千余人。

由于很多人连衣服被褥都没有，政府下令每人发棉大衣一件、制服一套，来自战区无经济来源的学生伙食每月法币六元，分三次发放，每十天发两元。

辗转秦岭间

虽然是临时大学，但学校在教学上并不含糊。国仇家恨，更显得一张书桌的可贵。渭水之滨，回荡着师生们的庄严宣告：“救亡图存，高于一切，学术研究，岂有他途。”

由于开学较迟，临大决定延长学期至1938年2月底。除1938年元旦停课一日外，所有年假寒假，均不放假。

战时维持教学秩序本就艰辛，要稳住人心就更难了。流亡的历程，使得学生们的爱国热情被点燃，抗日前线和延安就像两块磁石一样吸引着学生。

法商学院政经系学生郭有义回忆：“那时学生动向主流有三：一是投笔从戎，到前方去抗战，这把大部分人吸引走了；二是延安‘朝圣’，真如进香的虔诚信徒们一样，把西安通往延安的公路（当然，其中绝大部分是由全国各地汇合而来的）摆满了；而剩下在学校蠹书的也就为数不多了。”

前方战事不利，第一学期刚结束，潼关又告危急。1938年3月11日，日机30架分4批轰炸西安，临大在靠近校本部的城墙墙体内修建了大大小小的防空洞，连同老百姓所修总共有600多个，连起来有5公里长。

轰炸频仍，不走不行，西安临大的1400余名师生只得再次奉命迁校。3月16日，师生整队开拔，先坐火车至宝鸡，而后徒步前往汉中。

开车前，膳食委员在西安搜购到317袋锅饼，计8676斤，另有3000余斤咸菜装上火车，为徒步翻越秦岭准备了干粮。

常言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从宝鸡到汉中盆地，当时唯一的通道是川陕公路。这条路要翻越秦岭山区，途经双石铺、凤县、褒城到汉中。公路上行驶的为数极少的所谓“客车”，烧的是木炭，既无车棚，也无座位，如不发生故障，也要三天才能到达目的地。

秦岭峭壁陡立，公路坡度大，弯道多，路面差，在柴关岭一带险段经常有车翻人亡的事故发生。因此，千余人大队的徒步行军虽然费时长，生活上可能艰苦一些，但从安全、经济的原则上看，还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

师生们翻越秦岭，行军250公里，虽然山峦起伏，道路泥泞，途中还发生了土匪劫车等各种小插曲，但学生们一路行一路歌，《义勇军进行曲》每天不知道要唱上多少遍，从而增添了几分勇毅。

每晚歇息时，学生们先把几台陈旧的老式电子管收音机搬出来，再把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前方战况用大字报书写出来，供同学们阅读。山中百姓也围过来看热闹，学生们这才发现，“他们尚不知今朝为何朝，还以为皇帝住在南郑城”。

不幸的是，刚刚抵达汉中，临大文理学院化学系的周名崇教授，就因身体素弱，不胜长途之苦，病逝了。

回首这次南迁汉中，大部队历时32天，步行250公里，被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称为“徒步千里的破天荒大举动”；刘德润教授记为“百年不遇的大事”。作为南迁的大队长，徐诵明可谓不辱使命。徐冬冬说，他们一家老幼8口也参与了南迁，但外公并未同行，而是与学生们一起徒步。

不过，也有人压根就没走上南迁之路。

医学院院长吴祥凤，曾在“七七事变”后劝说教授们汇入全民抗战之滚滚洪流，随校西迁。但西安简陋的教学生活条件，南迁的漫漫长路，却让他临阵退缩，称病回到了日军占领下的北平。与之相对照的是，医学院继任院长蹇先器，虽然妻子是日本人，还有六个子女，却义无反顾，只身离京，并随队到了汉中。

学校南迁前，还有300多名学生准备奔赴延安，中共西安市学委鼓励绝大部分学生南迁完成学业，再从事革命工作。同时，介绍了一部分骨干力量分赴河南、山西前线参加战地工作。另外，还挑选了一部分学员，分批送往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学习。

姚远介绍，新中国成立后的驻苏联大使杨守正、建国前的全国学联主席郑代巩、著名作家柳青等就是那时去延安的，而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则是按组织要求完成学业后，打入胡宗南内部，被周恩来称为我党情报保卫战线上的“后三杰”之一。

七星寺灯火

1938年4月2日，师生尚在南迁途中，教育部即令西安临时大学改名西北联合大学。同一日改名的还有长沙临时大学，即西南联大。

由于汉中市军队云集，城内已无可供办学的场所，西北联大的校址不得已选在城固、南郑、勉县3县6地。除农学院设在勉县的武侯祠、医学院设在南郑的一些居民区，校本部及其他大多数院系都在城固。

这里虽有江水东流，远山如黛，但除了世外桃源般的自然环境，别的就一无所有了，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上千人落脚于此，一切物质保障都谈不上。

师生只得就地取材，用“土特产”解决难题，其中以化学系动手能力最强，贡献最大。刚到城固，最缺的是纸张。化学系立即着手研究，派学生收集材料，发现陕南一个树种纤维很长，可以造纸。于是，采集标本，分离粗皮，制成了质地洁白平滑的白纸，这一成果，还发表在美国《化学工程》杂志上。除此以外，师生们还自制了蜡烛、糖、油漆、汽油，甚至还有香气四溢的芋头酒。

5月2日，白手起家的西北联大在城固举行了开学典礼。此时，全校共有6院24个系，教师192人，学生1526名。教育部派来的校常委陈剑翛说明了更名的意义：“本校现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意义一方面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一方面是表示由三校院合组而成。”

徐诵明发表了一段很有名的讲话，他说，“在抗战期间，最高学府学生应如何救国？不一定非拿枪杆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

抗战期间“薪俸七折”，教授们的生活也相当清苦。黄文弼教授的学生向玉梅回忆：“黄文弼教授，一身中山装，不知穿了多少年，两袖发亮，肘下裂缝，我们望着他的衣服，常常联想到博物馆的陈列品。黄教授教的是边疆史，我们这些缺德鬼，常说教授的衣服没有边疆。”学生们哪里知道，这位看起来寒酸的黄教授，闯过罗布泊，穿越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西北考古的奠基人。

汉中交通闭塞，学生们大多与家里失去了联系，仅靠公费维持生活。医学院的史志超回忆：“学生多会自己缝制，取布一块，上边挖洞便是夏季背心，长裤臀部磨破了，从膝部剪去腿，补之于臀部，便是短裤。风尚如此，皆不以为陋。”“大家在精神上确很愉快，读书风气之盛，超过任何时期，虽说身穿短裤，足蹬草鞋，但手不释卷，乐趣盎然。”

1938年，西北联大医学院首届毕业生只有3人，其中就有两人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一位是1943年时毛泽东的保健医生黄树则（后任卫生部副部长），一位是1974年毛泽东临终前的保健医生姜泗长。

这么牛的学生，与医学院雄厚的师资不无关系，记者数了数当时的职员表，虽然当年学生只有86人，但教授、讲师、助教中，有日、德名校留学经历的竟达22人。他们不但能用日语、德语给学生讲课，还开设医院，为当地老百姓看病。

学业最苦的要数工学院，该院院长李书田崇尚精英教育，在战前的北洋工学院就以严格要求著称，即使在古路坝村，他也不肯降格以求。

工学院一年级在七星寺上课，学生把这里叫做鬼门关，因为每年都有一半的人面临留级或补考。课程紧、图书馆座位有限，为将时间岔开，一部分人前半夜看书，一部分人后半夜看书，七星寺整夜都是灯火通明的，这独有的景致被称为“七星灯火”。由于夜晚灯火聚集，还有一架飞机误将此地当成机场，造成降落事故。

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曾荣获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师昌绪和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高景德，是七星寺分校的同班同学，还是上下铺，但是读书期间二人却很少打招呼，常常是半夜高景德从图书馆回来看到师昌绪还在熟睡，而两三点钟他睡觉的时候师昌绪已经起床去图书馆了。

工学院的主校址，是始建于1888年的古路坝天主教堂，这座教堂当年颇具规模，修建了30年才完工，共有505间屋子，可以想见当年战火下的办学场景。

抗战时曾有著名的“三坝大学”，一是在成都的华西坝，教会学校多，条件最好，被称为天堂；一是中央大学所在的重庆沙坪坝，生活环境较为清苦，叫做人间；再就是山沟中的古路坝，非常艰苦，好比地狱。

就是这个被称为地狱的古路坝村，诞生了师昌绪、高景德等15位两院院士。

西北联大仅三年

虽然师生们弦歌不辍，精神不坠，但在校政上，西北联大却随时有可能分化。校本部的影壁上有“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八个大字，门楼上则悬挂着“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和“国立北洋工学院”三校校牌。

沿袭临大旧制，西北联大不设校长，由常委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翛共同主持。徐诵明是原北平大学校长，李蒸是原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书田是原北洋工学院院长，陈剑翛则以教育部特派员身份担任常委。他们平起平坐，各有各的风格，协调起来自不容易。

李书田自1932年接任北洋工学院院长，就为恢复北洋大学而奔走，新上任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是他的北洋同届校友、留德同学，他的要求得到了陈立夫的纵容和支持。

开学才三个月，陈立夫突发训令，令西北联大工学院（原北洋工学院及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合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同月稍晚，教育部再度发令，又独立出了西北农学院。

这次改组分拆了北平大学的两个学院，原平大教授虽然联名上书陈立夫，恳请维护西北联大的组织完整，但并没取得什么效果。

分拆工、农学院后，原平大所剩的三个学院，和原北师大依然叫做“西北联大”。在此期间，联大的教学科研正常运行，还决议以“公诚勤朴”四字作为校训，并由毛泽东的老师之一黎锦熙教授创作了校歌。

这情形让人感觉西北联大完全可以正常运转下去。可事不如人愿，1939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改西北联大为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医学院也分立出去成立了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

为何西南联大完整地维持了8年多，而西北联大却仅存在了3年（均从临大算起），就“五校分立”了呢？这个问题学者们意见不一，有“均衡高校资源，西北大开发”之说，也有“联大内部不合”之说等等，但当事者徐诵明、李蒸均撰文称，解聘进步教授是直接原因。

迁陕后，徐诵明兼任院长的法商学院，仍为全国教授俄语最好的学府。法商学院政治经济系二年级学生李可风回忆自己上两门课的情形：

“一门是章友江教授的‘比较宪法’，他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依据，论述全国总动员、改革政治、实现民主及民族团结诸问题，指导学生从理论上认识全面抗战和抗战救国纲领。另一门是沈志远教授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他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武器，分析我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论及抗日救国是全体人民的历史任务。”

这些课学生欢迎，但讲课的沈志远、章友江却是国民党的眼中钉。西北联大离延安较近，国民党对此深感不安，一直试图加强对它的控制。

1938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派张北海任校务委员。这个所谓“专员”其实是CC系的特务，他此行肩负着陈立夫交付的“特殊使命”。为此，他身后还经常跟着一个戴墨镜的保镖（此人曾是大汉奸褚民谊的拳师）。这一仆一主的现身，给校园里带来了寒意。

联大第二学期开学时，徐诵明聘请鲁迅挚友、历史系主任许寿裳任法商学院院长。进步势力对此拍手称快，反动势力却大为不满。在欢迎许寿裳履新的大会上，一些三青团成员首先发难，而进步同学则群起驳斥，两边差点打起来。

许寿裳受到匿名信威胁，又感于“士可杀而不可辱”，请辞法商学院院长一职。另一派则去找陈立夫告状，说徐诵明开明过度，已经走得很远了，许寿裳就任后，法商学院俨然又一个延安抗大。

1938年11月，教育部跳过校委会，直接任命张北海为法商学院院长，为此闹了几个月的学潮。教授们联名，并以快邮代电的形式将油印传单发送到全国各地。传单指出：张北海不学无术，品质低劣，不配当法商学院院长。

为了对付学潮和不合作的教授，沐猴而冠的张北海使出卑劣手段，对有的教授不安排授课或者削减课时；有的则公开威胁，进行恫吓。彭迪先教授讲课时，竟有三青团学生坐在第一排，拿出手枪来擦枪；张北海碰到看不顺眼的教授，从兜里掏出一把子弹，皮笑肉不笑地问：“吃不吃花生米？”

此后，教育部又以西北联大“讲授马列主义观点”“开设俄文课程”“引进共产党学说”为由，下令禁止商学系学生学习俄文。徐诵明还接到密电：奉蒋介石之命，解聘俄语教授曹靖华及沈志远、章友江、彭迪先、寸树声、韩幽桐等12位进步教师。

徐诵明还是不执行，并两次到重庆据理力争，强调大学有《大学法》，政府不能越权。谁知张北海已经趁他不在，解聘了教授。徐对此忍无可忍，李蒸也觉得张北海等人难以共事，二人联名向教育部请辞常委之职。此电发出不及5日，西北联大的解散令就下来了，可见陈立夫早有准备，不过是专等假期下手而已。此后，陈立夫还不忘落井下石，通令全国各院校：解聘教授，他校一律不准再聘。

暑假，与解聘教授同期离开汉中的，还有徐诵明和原北平大学的40余名教授，他们并非被辞退，而是为了维护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愤而辞职。

顾颉刚在回忆录中曾写道：“西北联大本来徐诵明做得很好，他（陈立夫）派张北海做该校法学院院长，带了手枪去发给学生，教他们闹起风潮来，把徐氏逼走。”

徐诵明满怀悲愤，在重庆接受了一年审查，还被安排在闲职上，搁置多年，1944年才出任同济大学校长。

“在重庆时，我外公和陈立夫住在坡上坡下，两人经常在山间小路碰面，从不说话。”徐冬冬说，外公对陈立夫只有党没有国，甚至没有党只有小团体的做法非常反感，曾拒绝了朱家骅让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建议，辗转到上海迎接解放。

通过多年对档案的研究，姚远教授认为，解聘事件是导火索，但非深层原因，“五校分立”是国家层面的西北高等教育战略使然。研究者杨龙则认为，改组是陈立夫对高校权力和利益重新分配的结果。

虽然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等原北平大学的主干院校仍在汉中，但北平大学这个校名可算是彻底消失了。徐冬冬说，依据西方的大学体制，三个学院以上才能叫大学，而北平大学几经拆分，已经不具备三个学院了，因此，在外公心里，它就算不上是大学了。

同源的五所学校，在抗战胜利前一直共享师资和设备，甚至还出现过两所学校由一位校长同时管理的情形，学者管这叫西北联大的“五校分立，合作办学”时期。

东归无平大

抗战胜利前后，西迁各校都有复校计划，但结果却大相径庭。

西北医学院校史记载，“师生举行庆祝大会后，即停了课，决定迁校北平，接收日伪统治的北京大学医学院。教育部长朱家骅闻讯，即派一位督学到汉中劝阻。他说迁回北平接收原校，道理正确，但若西北各校都迁回北平，则西北仍同抗战以前一样，无一所高等院校。这样，我们如何发展大西北？故应以全局为重，留此为是。医学院师生接受了督学的劝导，但要求迁院西安，教育部允准。”

组成西北工学院的四所学校，除了平大工学院外，北洋工学院、东北工学院、焦作工学院，都原址复校了。北洋工学院不但成功实现了复校天津，而且一举复名为全体校友殷切期望的国立北洋大学。

北平师范大学的复校之路则颇为坎坷，为了复校，西北师范大学学生不惜全体罢课，教授不惜全体辞职，校友数次到南京请愿，直到1948年11月才恢复了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名字。

反观北平大学，在复校问题上，各学院虽然也努力了，但未能形成合力。徐诵明当时是同济大学校长，他虽然公示了陈立夫在1939年承诺复校的电文，但平大校友鲜有政界要员，只能靠学生请愿，其影响力可想而知，注定无法左右政府的既定议程。

北平大学未能复校，其在北平的房产由北大接收。北大新设的农、医两院利用了原北平大学的校舍和设备，但院长和教员则一律由北大重新聘用，一切从头办起。

多数校友不得已接受了既定事实，原平大校友相继与北大校长胡适联系，表示愿意加入北大校友会。北大也给予平大校友充分尊重，胡适更是以一句“咱们的学堂”化解了原北平大学校友的心结。

1946年，曾协助李石曾创办北平大学的李书华到傅斯年家中拜访，谈话之间傅斯年不无得意又半开玩笑地对李书华说：“当年你们想把北大吞并到北平大学去，没有成功;今天，你们所设的工、农、医三学院却都归并到北大来了。”

不过，此言差矣，北平大学只有部分校舍并入北大，其主体早已扎根西北，把血脉融入了今天的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校。据《西北大学学人谱》，1946年至上世纪50年代初，该校教授先后有210人，北平大学的教授或毕业生有110人，占总数的52％。

屈指算来，北平大学化身于大西北，至今已有80个春秋。姚远教授感慨道：“当初，平大和北师大、北洋一路西去，东归时，却独无平大。这不禁让人想起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从另一个角度看，北平大学今犹在。大半个中国的高校，谁能说与她没有半点关联？！”姚远认为，平大校史中，既有北平大学法商、农、医学院等溯源于清末京师大学堂的“源”，也有一统为京师大学校和北平大学的“流”；既有沦陷于“伪”被迫做亡国奴的伤痛，也有数千学子或投笔从戎、或以笔作刀枪的荣光。

可以说，它是一所按照西方大学建制造就的真正的新式国立大学，是整个中国封建教育没落和近代高等教育兴起的一个缩影。它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做出巨大贡献，抗日战争中奉命西迁进行艰苦的教育抗战，80年前还在西北一分为五，如今看来，可说是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

2017年，“西北联大联盟”成立，9省市30余所大学共同追述血脉相连的历史，他们寻根溯源，北平大学总是绕不开的。

感谢西北大学姚远教授、著名画家徐冬冬接受专访并对本文提供帮助。

本文参考：姚远著《衔命东来》、郭立宏、李寻总编《西北联大与现代文明丛书》、杨龙著《北京开医道西北续弦歌》

本文原载于2019年3月12日《北京日报》

原标题：北平大学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