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英国女王的欢迎晚宴上，提到两个二战期间中英两国人民相互支持、休戚与共的故事。其中一个的主人公是英国记者乔治•何克。

几年前，何克的故事被好莱坞搬上银幕，名为《黄石的孩子》。当年那些“黄石的孩子”中，还有不少人健在，已是古稀耄耋之年。

不过，老人们对片名并不喜欢，因为他们曾亲身经历的那段史实，跟湖北黄石根本扯不到一块儿。尽管如此，他们一直在盼着影片上映，因为它寄托着他们作为历史亲历者，无限的叹惋、感激和思念。

校长病了

英国记者乔治•何克

1945年7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在甘肃一座名叫山丹的小县城，落日余晖柔柔地趴卧在家家户户的房顶上，小城正渐渐安静下来。

山丹位于兰州的西北方向，距兰州有四五百公里距离。城处偏远，本不繁华，又赶上兵荒马乱的年月，这里已然半是荒废。

晚风徐徐，一阵钟声随风飘来，打破了小城的寂寥。

钟声响起的地方，是城南的一所学校——“培黎工艺学校”。这所学校是半年前从陕西迁过来的，占了山丹城南的一大片地方。

此时正值暑假，学校师生们计划了一次远足，目的地是山丹城南的焉支山。明天一早就要出发，孩子们都很兴奋，谁也没注意到，他们的校长——乔治•何克，恰好在这个时候病了。

何克独自坐在房间里，痛苦地托着下巴。他面前的桌上，放着一个馒头、一碗菜汤，那是他的晚饭。饭菜都凉了，他还没有动筷子。

他觉着头疼，头昏脑胀，下巴疼痛，还有点发僵。脚上的伤痛也很恼人，一个大脚趾头不知怎地碰破了。——何克是英国人，人高马大，脚上的麻鞋总是小一号，大脚趾头杵在外面，他又一天到晚四处忙碌，难免磕磕碰碰。

培黎工艺学校的另一位校长——新西兰人路易•艾黎（这个名字后来为许多中国人所熟悉），帮何克清洗了脚趾上的伤口，擦上碘酒并包扎好。

当地卫生站的大夫也来看过了，并安慰何克：“别担心，只不过是普通的感冒。”

何克自己也没把这点小病痛太放在心上。休息两天就好了。他只是遗憾，自己不能带学生们去远足了。

“别担心，”他对路易•艾黎说，“等你们回来，我就会好起来的。”

这一年，何克刚满三十，年纪轻轻，身体本来应该很好。再说，自打来到中国，他跟比这回厉害得多的病魔打交道也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疟疾大概每年要发作一次，早被他当成了“小儿科”；就连那回染上欧洲人最害怕的伤寒，不也挺过来了么？

来到中国

何克那次染上伤寒，躺在离北京不远的某个农村小旅店里奄奄一息，是在1939年春天，也就是他来到中国的第二年。

中国，原本只是何克周游世界之旅中的一站。

乔治•何克出身于英国中产阶级家庭，当时刚从牛津大学毕业不久。他打算在成家立业之前绕世界转转，开开眼界。游历了美国、日本之后，何克于1938年2月抵达上海。他本计划在中国停留两周，再去印度，最后返回英国的赫特福德郡老家。

此时，中日之间的战事正愈演愈烈。发自中国的消息，经常占据着西方各大报纸的头条。或许是渴望冒险，或许是想有番作为，23岁的何克留了下来，当了一名临时通讯员，开始为英国老牌报纸《曼彻斯特卫报》撰写有关中国的稿件，后来又成为美国合众国际社的特约记者。

作为记者，何克赶上了不平凡的年代。离开上海后，他来到汉口，在此停留了8个月，他经常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或搭乘运送伤员的卡车，沿着长江奔波往返，细腻地记录下饱受战火蹂躏的武汉三镇的真实情形——

“在道路两边全被炸毁的房屋废墟中行走，空气中充斥着木制品发霉的味道……一位老妇人在被炸毁的老房子的废墟周围喃喃自语……”

“传染上疟疾、霍乱和伤寒等疾病的几率已经非常之高，就像随时可能被流弹、散弹击中或在破旧的木屋子里被抓一样。”

日本人当然不喜欢这样的报道。1938年10月底武汉沦陷，日军把包括何克在内的所有外国记者遣送上海，并“建议”何克离开中国，不要再回来。何克只好坐船去了日本，但他很快便取道朝鲜，偷偷溜回了北平。

1939年春，何克独自一人从北平步行上路。这一次，他想跟活跃在北方山区的共产党、八路军取得联系，前去采访。然而，不幸的是，在旅行的头一个夜晚，他就染上了要命的斑疹伤寒。

一个外国人，在兵荒马乱的异国他乡，病倒在一家偏僻的乡村小旅店里，头疼欲裂、高烧不退、浑身打着冷颤，真是命悬一线。

幸运的是，旅店里居然又住进一位外国人，而且是位40来岁的女护士！——凯瑟琳•霍尔，新西兰人，旅居中国多年，当时她正携带着一批从北平购置的药品，准备运往晋察冀边区。凯瑟琳用一条毛毯把昏迷不醒的何克裹起来，抬上骡车，拉到了晋冀交界一个叫宋家庄的小村。

没有治疗伤寒的特效药，凯瑟琳只能用冷毛巾帮何克退烧，喂他喝小米粥和山羊奶。何克奇迹般扛了过来。清醒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居然已经身在红色边区，真是因祸得福。

聂荣臻将军不知从哪里得知何克的事，派人送来了邀请信。何克满怀兴奋地进入八路军驻地，他参观了整个边区，甚至采访到了聂荣臻和朱德总司令。他把见闻和感受到的一切，都写进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书名就叫《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

“工合”

有过几年前患伤寒死里逃生的经历，对眼下这点头疼脑热，何克自然并不在意。但这场病似乎没那么简单。

次日，就在艾黎带着远足的学生们离开学校不久，何克的病情开始恶化。他发起了高烧，更糟的是，第一次出现痉挛，全身抽搐。学校里另一位外籍教师，心急火燎地骑马追上了旅行的大部队，把艾黎叫了回来。其余师生则继续向山丹南面的焉支山进发。

艾黎急匆匆赶回学校，看见何克躺在他那阴暗破旧的小屋里，炕上铺着草席子，一床被里打着补丁的靛蓝花布被子，半铺半盖在他身上。

察看了何克的病情后，艾黎猛然间意识到，何克会不会是得了破伤风？那可就凶险了！

他赶紧给武威市一位姓徐的大夫打了电话，徐大夫是位西医，或许能确切地诊断出何克得了什么病。不过，武威距离山丹还有160公里路程，大夫赶过来需要时间。

等待的过程令人心焦。何克的状况时好时坏。比较清醒的时候，他让艾黎给他念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他读过多次，在书中不少段落上作了标记。艾黎念到某处时，何克忽然一笑，说：“我就是从这里开始思考许多问题的。”

艾黎与何克，相识于1938年的汉口。

艾黎比何克大18岁，两人第一次相遇时，艾黎正在为工合运动而四处奔忙。“工合”是工业合作社的简称，目标是将难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进而为整个非敌占区提供一条工业战线。工合运动最早由斯诺夫妇和艾黎倡议，随即得到宋庆龄、宋美龄姐妹及国共双方的认可和支持。

1938年初夏的一天，艾黎在汉口一家餐馆里碰到了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把艾黎拽到自己的住处，说是要介绍两个不错的年轻人给他认识，其中之一便是刚到中国不久的乔治•何克。

在艾黎的印象里，当时的何克显得那样年轻幼稚，艾黎不敢确信他能否在一片混乱的中国待下来。但艾黎也感觉到，这个帅气而健壮的小伙子身上有一种坚韧和刚毅。所以，艾黎告诉他，自己正在搞工合运动，工合组织的西北总部设在陕西宝鸡，如愿参与，可以到宝鸡去找“工合”主任报到。

过后，艾黎就把这码事儿忘到了脑后。然而第二年冬天，当他从四川回到宝鸡时，在西北“工合”办事处的院子里，却意外地见到一个穿着普通蓝棉袄的高个子英国青年。对方冲他一乐，说：“我来了。”艾黎这才记起，此人正是何克。

何克是在结束了对晋察冀边区的采访之后，决定前来参加工合组织的。他随即被“工合”办事处任命为巡视员，并负责“工合”的对外报道。这份工作需要他在宝鸡乃至西北地区到处跑，撰写关于“工合”发展状况和问题的报告。比起单纯写新闻报道，何克觉得这是一份更有实际意义的工作，所以尽管没有一分钱报酬，他还是欣然接受了。他把一枚“工合”徽章每天别在胸前，还给自己买了一条领带、一个茶壶、一条床单和一架相机作为庆祝。这几乎花光了他所有的钱。

随后的日子里，因为工作，何克去了很多地方。他有一床薄薄的靛青被面的被子，可以用一块油布包裹好随身携带，衣柜里也只有一件浅蓝色工装、两套短衫裤、两件衬衣、两件汗衫、一件毛衣和一套棉衣。带着简单的行装，他在陕西、甘肃、山西、河南等地奔波，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

不出差的时候，他会被拽去参加“工合”社员们的晚会。晚会上做游戏，被游戏“抓”出来的人得出节目，“挨罚”的总是何克，他也总是乐于“挨罚”。现在，他已经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了，还交了不少中国朋友，其中有一位眼睛大大的、笑起来很好看的姑娘：小任。

小任姑娘

路易艾黎铜像

在后来许多人的回忆里，小任是何克倾心爱恋的女友。

小任名叫任立之，当时是“工合”妇女部的社员，在小学校里当教师。

任立之今年已经91岁，在北京安享晚年。对于60多年前的种种细节，老人已不愿多提。但有一件事，她在不知不觉中对记者提了好几遍——

“有次日军轰炸宝鸡，炸到了我们的一个合作社。大家赶紧跑过去看情况，何克冲在最前面。有个女社员在轰炸中受了重伤，满身是血地躺在那里。所有人都吓得不敢上前，是何克冲上前去，抱起她就往医院跑，可惜伤得太重，没能救活她。”

“何克是个好人。”老人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

对于何克来说，能经常跟小任姑娘在一起说说笑笑，那无疑是一段开心的日子。有时何克忙碌了一天，耽误了食堂的饭点儿，小任就会拽他出去，找家小馆吃顿便饭。当时谁的经济都不宽裕，但两人彼此关心，彼此信赖，两颗年轻的心温暖着对方。

在写给远在英国的父母的家信中，何克也提到小任姑娘，把她作为自己的女友来介绍。

1940年，发生了皖南事变，统一战线遭受重创，工合组织内部也开始排挤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有18名老社员被捕，进了国民党的集中营。思想进步的任立之决定出走洛阳，再想办法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对小任姑娘的决定，何克没有阻拦。多年以后回忆起来，任立之说，何克不是个自私的人，他了解她内心的追求。

但她不知道，何克是多么看重她。在一封家书里，何克不无伤感地告诉妈妈，他差点就结婚了，“可日本人偏偏发动了一场大战，她选择了她的国家”。

去洛阳要过潼关，潼关由国民党军队把守；与其一河之隔的风陵渡则已被日军占领。双方天天打炮。而潼关往南40里地，都控制在逃兵和土匪手里，更是危险。让小任姑娘一个人上路，何克一百个不放心，他决定把她送到洛阳。

走一路，聊一路，说不完的话。两人相约，等战争结束了，一定再见面。任立之还另外托付何克一件事。

“我们妇女部里有个人叫聂长林，其实是个地下党员。他家里有4个孩子，老婆又有病，一家老小全靠聂长林在‘工合’挣那点儿工资过活。聂长林为了躲避国民党迫害不得不离开后，他一家生计就没着落了。”任立之回忆说。

好心的姑娘请求何克，如果有机会，略微照看一下聂家妻儿。她没敢提更多的要求，因为她知道何克古道热肠，答应了的事情一定会办到，而把这样的麻烦事托付给一个年纪轻轻的外国人，实在有点强人所难、不近人情。

何克慨然答应了下来。后来他所做的事，让任立之感动了60多年。

聂家四兄弟

聂家老大聂广淳

任立之托付何克照顾的聂长林的四个孩子，老大叫聂广淳，老二叫聂广涵，老三叫聂广涛，老四叫聂广沛。四兄弟如今全都健在，记者采访到了其中两位。

提起何克，老人们无限怀念和伤感。那年何克突然病倒时，老大、老二跟同学们一起去了焉支山；而老三、老四当时年岁幼小，尚不解事。

老大聂广淳今年87岁，家住吉林柳河县。老人记性好得惊人，他清楚地记得父亲聂长林是在1940年12月12日离开家的，没说去哪里，只说是去讨生活。那年他虚岁13，二弟9岁，三弟4岁，最小的弟弟才1岁多。母亲身体很不好，拉扯四兄弟，日子过得很苦。

1941年5月，“工合”社员李大爷突然找到聂家，说是宝鸡那边有人愿意帮忙照顾孩子。聂母一听赶紧答应，老大、老二就跟着李大爷到了宝鸡工合总部。在那里，他们第一次见到了何克，那位蓝眼睛、大鼻子的外国人。但何克很和蔼，兄弟俩很快就对他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信赖，哥俩跟着何克离开了宝鸡。

秦岭脚下的益门镇，何克带着兄弟俩在路边等“黄鱼车”，准备翻越秦岭山脉。其实就是搭过路的顺风车，给司机一点钱，就能坐在车顶上。不远处有片黄花地，金黄的野花开得正艳。兄弟俩跑过去，连拉带拽，采了一大堆。何克看着好奇，问哥俩：“这是什么花？”聂广淳说：“蒲公英，等花开过了就会长出白毛球球。我们家里就吃这个，好吃。”何克一听来了兴趣，从聂广淳手里要过一枝，扔进嘴里一嚼，不说话了。他沉默了好久——蒲公英其实不好吃，苦的。

车来了，三个人爬上车顶。何克把他的围巾摘下来，围在了老二聂广涵的脖子上。虽说已是五月天，但在高山顶上寒冷依然。

几天后，这个尚未结婚的英国小伙子在家信中告诉远在英国的父母：“我现在有了两个儿子，我对你们说过吗？”

带着“两个儿子”，何克来到了秦岭脚下的一座小镇——双石铺。这里有一所“工合”开办的培黎学校。何克已经接受了重庆工合运动委员会派给他的一项新任务：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

学校位于双石铺镇西北的一片山坡之上，距此二里地之外有条河，正是嘉陵江的上游。三间校舍，由当地“工合”组织筹钱兴建，盖成没多久。当中一间大屋是小礼堂，后来兼作纺织组的车间，礼堂墙上挂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红布黄字横幅，那正是工合运动的口号。两边的房子分别是教室和宿舍。院子里有根旗杆，挂着当时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聂广淳清楚地记得，那旗杆始终是弯的，也没人管它。何克来到这里，成为学校的第9位校长。在他之前，已有8名校长在1年多时间里被解雇或自动辞职。何克上任时，学校仅剩两位老师，最值钱的校产是一架可以勉强工作的织布机和一个卷绕机。教室里只有几张矮小的课桌，没有任何书本。学生宿舍里没有床，一部分学生只好睡在课桌上。他们营养不良，长着疥疮，全身都是虱子。注册本上显示有35名学生，但实际只有15个。聂广淳就成了学校的“16号”学生，弟弟聂广涵是“17号”。

对于新来的洋校长，所有人都既有所期望，又心照不宣地不看好。中国人都处理不好的烂摊子，一个外国人又能拿它怎样？

双石铺

说到这里，也许需要简单介绍一下培黎学校的背景。

培黎学校是由路易•艾黎在中国创办的，“培黎”这个名字，最初是为了纪念美国传教士约瑟夫•贝利。贝利从1891年开始一直待在中国，一手创办了南京大学农学院。艾黎跟他是老相识，很赞赏他提出的“中国农村需要技术培训”的观点。约瑟夫•贝利死后，从1940年开始，艾黎先后在兰州、洛阳、双石铺和成都等地开办了多所培黎学校，专门招收出身贫苦的农家子弟，教他们学知识学技术，向工合组织输送技术人才。艾黎还亲自为培黎学校确定了校训：“手脑并用•创造分析”。

珍藏多年的记忆，由几位老人口中娓娓道出，点点滴滴，勾勒出60多年前在双石铺那段清苦而生机盎然的校园生活的大致轮廓。

无论酷暑，还是寒冬，清脆的起床哨在早上6点准时响起。片刻，何克便会从山坡上的住地走下来，步行穿过一片苞谷地，走进学校院子。在那里，他的几十个学生已列队完毕。一队人马跟在校长身后，嘿哟嘿哟地跑步前往二里地以外的小河边。

第一件事是洗脸，每人都发有一块毛巾。让孩子们明白讲卫生的道理，对年轻的校长而言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何克曾做过调查，他的学生里有百分之六十的人认为长虱子是正常的，不长虱子才奇怪。

洗过脸之后，开始做早操。早操是何克自己设计的，动作有名也有样：“扑虎”、“转腰”、“蹬脚”、“伸胳膊”……然后，上午是文化课，下午在机器上实习操作或者劳动。何克甚至仿照英国教育体制，在学生们中设立了学生自治委员会，让他们自我管理。

一些学生们背地里管这些规定叫“洋道道”，管他们的校长叫“洋鬼子”。但不得不承认，“洋鬼子”的“洋道道”，确实在发生效果。

课堂上又响起了琅琅读书声。何克自己教英语，对那些答案正确、书写又干净工整的作业，他会给个“105”分。他还带着学生们打篮球，常常在大家欣羡的目光中来个漂亮的“三步上篮”或“反手上篮”。闲暇时，何克爱教孩子们唱歌，曲目繁多，既有他收集来的民间小调，又有他从边区学到的革命歌曲，甚至还有他自编自创的儿歌。

学校的实习车间也渐渐有了模样。从宝鸡买回了大铁锤，打铁的炉子也修好了……设备一件一件添置起来。何克还说服了镇上的张铁匠，于是孩子们有了第一位技术老师。

学生的人数也在增加。“一大学校人，学业、教务、吃喝拉撒，全靠他一个人操心。我们小时候都没人管，自由散漫，比谁都能淘，叫何克伤透了脑筋。他自己那时也不过二十六七岁呀。”聂广淳老人无限感慨。

孩子们的淘气还不算什么，钱才是学校最大的问题。经费来源不稳定，物价月月猛涨，为此何克常常骑一辆破自行车往返于双石铺和宝鸡县城之间，他得去苦苦恳求、苦苦争取。有时经费不到位，实在揭不开锅，他还得到镇上粮店去赊粮食。

艾黎有时会到学校里来，但他有更多的事情要操心。“工合”运动的规模急速扩大，在全国16个省市区发展了合作社3000多个，社员30多万人，他哪顾得上这座小小的学校，所有的担子便都压在何克一人肩上。

压力是不言而喻的。老人们都记得，那时候何克最爱唱一首歌，叫《淡淡的三月天》：

“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旁，多美丽啊，像春天的小姑娘来到山坡上。采下一朵鲜红的杜鹃，遥望烽火的天边。哥哥你打胜仗回来，我把杜鹃花插在你的胸前……”

每当何克一只手打着拍子，动情地唱起这首歌，大家就想，他一定是又在思念远方的那位姑娘了。

转移

1942年底，聂家兄弟的母亲病故，何克又把老三聂广涛、老四聂广沛接了过来，四兄弟在双石铺团聚了。

老三聂广涛那时年纪很小，能记得的事情不多，但他清晰地记得何克把他从“工合”保育院里背出来治病的事。当时他染上了眼病，眼睛又红又肿，浑身长满疥疮，还发着高烧。

因为老三体弱多病，何克把他带在身边，而把老四托给一位农妇代为照看。

在聂广涛眼中，何克是个难得的好父亲。他穿背带式工服和草鞋，讲一口地道的中国话，喂自己吃鸡蛋、羊奶，给自己洗澡、理发、添新衣服；兴致来时，还会抱起自己放到腿上颠上颠下，这是小广涛最喜欢的游戏“骑大马”。

在双石铺，聂家四兄弟跟着他们的养父何克，度过了一段平静温馨的日子。老大、老二喜欢在河里游泳，喜欢上树摘柿子；老三、老四喜欢给院子里种的西红柿插篱笆，喜欢每次洗澡时让何克把水泼在他们身上……

可惜，他们在双石铺呆不了多久了。

1944年夏秋，国民政府提出征兵10万，16岁以上的男孩子全要被送上战场，何克闻讯，赶紧把老大送往甘肃天水暂时躲避。他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和学生们去缅甸战场，更不想让他们把枪口对准八路军，他偷偷地给被抓壮丁的孩子们提供路费，让他们能逃跑就逃跑。国民政府的人怒气冲冲来找何克兴师问罪，何克满不在乎地刮着胡子，对方吼多大声，他也吼多大声。

但政府逼得越来越紧，抓丁的人甚至明目张胆闯进了学校。

除此之外，来自日本侵略者的威胁也不得不考虑了。1944年，50万日军再次掀起了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从中国北方跨越黄河开始向中国腹地推进。西安、宝鸡，甚至小小的双石铺，都可能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

腹背受敌，艾黎坚决主张学校转移。

有天下午，一个学生看见何克一人爬上了学校旁边的丰禾山，他跟了过去。登上山顶，他看见他们的校长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望着山下的村子泪流满面……

真的得走吗？

河岸边的水车好不容易才转动起来。为了它，何克带着学生们烧石灰、搬砖头、运石料忙活了很多天，才修起水坝，让水车转动起来。学校的高斯棉纺机有了水车提供动力，眼瞅着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学校的农场也已经丰收了。柿子树上结了许多柿子，菜园子经过精心管理和施用肥料后，萝卜、莴笋、白菜、辣椒都长得不错……

在家信中，何克难过地向父母倾诉：“这个学校对我们来说就像我们的一部分，要在日本佬打过来之前就这么放弃它，真的很难。”

如果非走不可，该把学校转移到哪里去呢？艾黎提出，搬到甘肃山丹。

1944年年中，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博士应邀前往甘肃玉门油田讲学，艾黎与他一同前往，两人曾在山丹落脚。一直在为培黎学校寻找新址的艾黎当时就心里一动：山丹位于兰州西北四五百公里，地处偏远，远离战火，镇上有许多空房子，可作校舍之用。

但这些还不足以打动何克。

艾黎又说：“红军长征的时候曾到过那里。”

一听这话，何克终于下了决心：“好吧！就让我们去那里迎接红军的第二次到来吧。”

“我们的小长征”

这是一次庞大而复杂的行动。艾黎带着二三十名学生先行赶往山丹，剩下的一大摊子事全交给何克。

要搬走的东西实在太多。光机器设备就有大约15吨，更何况何克连腌咸菜的大缸也不舍得放弃。到了山丹，一切得从头开始，能多带一样，将来建校的麻烦就少一样。

最大的问题是，学校既没有卡车，也没有足够的钱，只有两辆大车，拉车的骡子也不够。从双石铺到山丹，是1000多公里的漫漫征程，一群孩子大的大，小的小，那么多“坛坛罐罐”，实在愁坏了年轻的校长。

由于事隔多年，至今在世的亲历者当年都很小，所以当日的情形今天已很难完整地复原，只保留了一些零散的记忆。

老大聂广淳说，他没跟何克一起上路，而是跟着大车队的一支提前走的。这些大马车不知是何克从哪儿弄来的，学校最宝贵的机器设备都被拆卸、装箱，搬上了大马车。何克没法跟着走，因为还有岁数更小的孩子需要他照料，他安排了10个大孩子跟着马车先走，临行前反复嘱咐，路上加小心，别和赶车的人打架，和人家好好相处。

老三聂广涛是跟何克一起走的，他们坐着卡车出发时已是深冬。

离开双石铺，不多远便是甘肃境内的两当，山路绵延起伏，周围不再是小山丘，而慢慢变成了大山脉。聂广涛完全记不起当时的细节，但他在1997年重走这条路时，着实吃惊不小：“从两当到天水，几乎全是山路，峭壁上不时有岩石滚落下来，路边到处是提示牌，提示司机山高、坡陡、路弯、涧深。可当时何克带着我们走的就是这条路。”

自天水之后，何克没再坐卡车。根据他在家信中的记述，他在天水追上了大车队中的一支。他下了卡车，坐上大车走了一段。“五天之内，我们翻山越岭走了57公里，翻了两辆大车。这是气候最恶劣的季节，我们走在高山上，顶着20年未遇的寒风。”

也许是路上受了风，走到兰州，老四病了，不知是得了百日咳还是肺炎，一咳起来连气都喘不上。何克不许聂广涛他们来探望老四，自己和老四住在一起，天天照料他。

尽管如此，何克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他饶有兴味地记录着这趟苦旅——

“在兰州，我们租到了六辆老式‘奔驰’柴油发动机卡车。这些卡车太旧了，启动器已经不管用了。所以，这些年迈的宝贝组成的每个车队都得由一辆年轻的道奇牌汽油发动机卡车来回照看着。每天早上，趾高气昂的道奇汽车拖着第一辆柴油卡车上下奔跑，直到它突突突地发动起来。然后第一辆又拖着第二辆让它发动起来，如此依次进行，最后一起出发。道奇车气喘吁吁地走在最后，以防这些老家伙中有抛锚掉队的。”

他们所走的路是西兰公路，也叫“稀烂公路”，车轮子常常陷进泥水里。据说，挡风玻璃被刮碎过，车胎也爆过，但在何克的家信里，这些都没提起。

直到1945年3月上旬，精疲力竭的校长和他的30多个孩子们终于到达山丹。多年以后，艾黎在自传中提及这次迁徙，骄傲地称之为“我们的小长征”。

只是,“小长征”的出发地明明在陕西双石铺，正在上映的电影为何将其改在湖北黄石，还取了个名字叫《黄石的孩子》？记者辗转联系到电影制片人魏兰德•舒茨科尔，他在给记者的电子邮件中解释说，改在“黄石”一是为了使剧情更加紧凑；二是为了使西方观众感觉电影的名字朗朗上口，更容易读。

破伤风

甘肃山丹陪黎学校

也就在从兰州翻山越岭去往山丹的旅途中，何克度过了他的30岁生日。

一直以来，何克始终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在中国到底干什么？这个问题，他的家人也问过他。

他也曾想过离开。生病时，他会渴望回到舒适安逸的英格兰故乡，“周日的晚上，吃着冰巧克力、喝着小麦片，在收音机前读书，从妈妈的卧室看一轮圆月……渴望回到家乡。再也不来中国。”但病一好，他又把回英国的打算丢到了九霄云外。

他收养了4个中国孩子，没有他，这些孩子可能会死掉。他在战乱之中建起了一所学校，现在他正战胜重重困难把学校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接下来，他还要重建学校，好让60多个苦孩子能有个安全的栖身之所。为此，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也许，这就是他决定留在中国的理由。

在山丹，新的学校租占了一座大庙，庙宇、偏殿和僧舍作了学校的教室、实习车间和师生宿舍。何克带着大家推倒佛像，用手推车把垃圾一车车清出去。各种车间也建设起来，棉纺机、蒸汽机、发电机、车床、刨床、磨床被重新组装好。

教室房顶上，挂着寺庙的大钟，钟声引导着全校师生的作息。敲钟的棍子丢了，有人找了把大锤来代替，结果把钟给敲裂了。何克在家信中提到此事，不无幽默地说：“钟声还是那么洪亮，全城都能听得到。”

学校的重建很顺利，一切都在走上轨道。1945年7月3日，何克又写信给母亲，让她放宽心：“瘦了一点点，但更壮实了。”在信的结尾，他安慰母亲，并向她保证：“很多爱，不要担心,我会回去的。”

谁也不知道，就在此刻，他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

在焦急的等待之后，艾黎他们总算盼来了武威的徐大夫。徐大夫诊断了何克的病症，百分之百地断定：何克得了破伤风。

破伤风由细菌感染引起，发作前期，病人会觉得乏力、头晕、头痛、咀嚼无力、下颌紧张、抽搐，之后便是肌肉持续性收缩，最终可能导致骨折、内循环衰竭、肺部感染、酸中毒、窒息。在60多年前缺医少药的中国，这种病极其凶险。即便时至今日，每年全世界仍约有50万人死于破伤风，其中大部分是抵抗力低下的新生儿。

治疗破伤风需要注射血清和抗生素。但徐大夫那里却没有。

艾黎急了，四处打电话找药，并给四五百公里外的兰州“工合”办事处拍了电报，请他们立即派医生带药过来。为此，他动用了学校全部的应急资金，用来雇司机、找车。

艾黎本人，则和几个没去焉支山旅游的大孩子轮流看护病中的何克。

何克的病情越来越重。僵硬首先蔓延到脖子，接着到腿部。他吃不进东西，连喝水也很困难。

“有时何克想翻个身，艾黎和我们两个小伙子就轻轻把他扶起来，翻个身。”已是古稀之年的范文海回忆说。

何克挣扎得浑身是汗，额头上全是大汗珠子，大家不停地用热毛巾给他擦汗。

治疗破伤风的药还没到。据说，兰州方面答应火速派医生带着药赶过来。但是，找到了医生和药，还得等车；等到了车，还得等汽油。

他已逝去，从此不再战斗

7月22日中午，学生孙必栋走进了何克的小屋，轮到他值班看护了。

“他的眼睛睁不开，喘着粗气，呼吸好像很痛苦。嘴里模模糊糊地说：‘水，水。’”孙必栋老人回忆当时的情景，泪光闪闪。

他赶紧扒开何克的嘴，倒了点水。也许是动作猛了一点，何克一阵咳嗽。孙必栋心里一揪。

大约一小时后，又一次痉挛突然袭来，何克的全身关节都在响。孙必栋吓坏了，赶紧冲出门去喊艾黎校长。几个人冲进屋里，只见何克的头和下肢后弯，身体向前，正是破伤风的典型症状“角弓反张”，用手一摸，已经没气了。学生们急了，赶紧用何克教的方法给他做人工呼吸，何克却不再有任何反应。

艾黎走上前，用双手把何克的遗体侧过来，照着他的屁股打了一巴掌：“（怎么）这么早，就走了嘛！”话没说完，眼泪就掉了下来。屋里院里，哭声一片……

就在这个时候，去焉支山远足的孩子们回来了，却猝然得知噩耗，何克校长已经死去。

镇上的木匠连夜赶做了棺材。孩子们干了一个通宵，在城镇的南门外挖了一座墓穴。

第二天上午，出殡的队伍缓缓前行，8名大个儿的学生抬着何克的棺木走在最前面。正走着，只见远远地一辆汽车卷着尘土疾驰而来，车上坐着，正是西北“工合”办事处的主任和兰州来的医生，救命的药终于赶到了……

老三聂广涛和老四聂广沛一直不知道何克病了，等厨师老俞带他们去看何克时，只看到一座坟茔。老三急了，人死了才会埋在这里头呀。他拼命扒着坟头的黄土，想把何克给挖出来。两个小孩子怎么也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明明就在几天前，何克还在给老四洗澡，抱着他欢笑啊。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老三和老四每天都会带着茶水和锅盔（西北的一种面食）去何克的坟上，他们在那里吃早饭，唱何克教他们的歌曲，和何克说上好几个钟头的话，问着再也不会有人回答的问题……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何克让艾黎拿来纸笔，写下了“把我的一切献给培黎学校”的遗言。

他的一切，从物质财产的角度上讲，不过是打字机一台，照相机一部，手表一块。当然，他留给培黎学校的，远远不止这些。

何克去世不到一个月，日本投降。何克与中国人民一起度过了8年艰苦卓绝的时光，却没能亲眼看见胜利的一天。

同年9月，伦敦《新闻编年史》发表了一篇文章，征募6名愿意去中国为“工合”组织工作的人。“他们将代替原先在这个岗位上的乔治•何克。”文章写道，“这位才华横溢的牛津大学毕业生曾经在这里独自肩负了6个人的工作，最近因为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救治而去世。”

有将近6000名年轻人回应了这份呼吁。后来，先后有二三十位外籍教师来到培黎学校任教。

何克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诗句：

彩色绚丽的生命啊/光辉又温暖/为了它/人们一直奋发向前/他已逝去/从此不再战斗/在战斗中/逝者的生命却更加光辉灿烂

其实，还有一句话可能更适合作为何克的墓志铭，那是他的朋友路易•艾黎在为他的书《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所作的序中写下的：

他的生活和工作，使原来寸草不生的地方变得芳草如茵。

原标题：黄石的孩子

原载于《北京日报》2008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