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期间，大连，因其战略位置而被日本侵略者作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就在这个日本几十年殖民统治下的“无缝地带”，活跃着一支肩负特殊使命的国际特工队伍。他们在敌人的工厂、仓库、码头里神出鬼没，埋下了一个个火种。一时间，火光四起，日本侵略者大量的军用物资灰飞烟灭。

根据日军档案中的统计，从1935年到1940年，仅在大连一地，这支秘密队伍就实施放火57次，给日军造成的损失达3000万日元。当时，一日元能买三公斤的大米，3000万日元，足够日本关东军两个师团一年的军费开支。

这是抗日战争史上的一场特殊战斗。

“天火”

建在大连的日本“满铁”仓库被引燃大火。

1935年6月25日晚8时许，位于大连甘井子的日本“满洲石油株式会社（满石）”仓库突然燃起大火，附近所有的消防机关闻讯纷纷出动，一时间，阵阵刺耳的警笛、警报响彻大连夜空。

大火很快被扑灭了，损失并不算大，约为2500日元，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

然而，仅仅两天之后，这场火灾的失火原因尚未查明，离此不远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器材仓库又燃起了一把大火，大量建筑材料化为灰烬。

半个月后，7月13日，日本关东军大连仓库又冒出了冲天火光，大量军队给养被烧毁。据当时的新闻报道，日军损失物资价值6.1万日元。

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3起火灾，特别是日军仓库的失火，让日本殖民统治者大为震动。

在当时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大连，这事大快人心。

从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大连所在的辽东半岛已经遭受了日本30年的殖民统治，是中国被日本侵占时间最久的地区之一。

日本对辽东半岛的侵占比此后的“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更甚，他们连傀儡政权都不用，直接把北纬39度以南的辽东半岛地区划归日本版图，称为“关东州”。在华罪行累累的日本关东军即由此得名。

神秘的大火在日本侵略者的工厂、仓库接二连三地烧了起来。没有人知道起火的原因，人们就把这些火称作“天火”，民间神话色彩的传言四起，“火神爷来惩罚小鬼子了……”

真的是自然原因引发的“天火”吗？日本侵略者当然不会相信频发的火灾会如此简单。以火灾发生的密集程度和失火地点明确指向军事或准军事设施的特点来推断，人为纵火的可能性极大。

但若是人为，总会留下些蛛丝马迹，可这几次大火，都是在夜半无人时毫无征兆地烧着，而且事后找遍火场，连半点人为纵火的痕迹都没有。日本侵略者甚至从国内找来了消防专家勘察火场，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这可真是让日本侵略者头疼不已，乃至胆战心惊。

日本“满石”大火让消防机关也无可奈何。

因其辐射东北、拱卫京津的独特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港口条件，大连已经成为日本侵华的最大战略基地和物资中转站。日寇在大连建设了数目众多的工厂和仓库，东北大量的资源通过这里运往日本，日本又把无数枪炮弹药运到这里，送到侵华日军手中。

一个当时在大连警察署任职的日本警察曾撰文记载：“当时，纵火事件经常发生，为此而头痛的关东局总长大津经常催促：‘抓到犯人了吗？’可是再怎么严厉训斥警察也不顶用，因此他十分着急。大津派出2000名警察把眼睛和捕绳对准中国的爱国者，并且悬赏500日元给提供纵火事件线索的人。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就在日本的军警宪特们为大火而焦头烂额、上蹿下跳之时，大连的火灾还在毫无顾忌地时不时着上一把，损失一次比一次大。而且好像是故意羞辱日本侵略者，接下来的一年里，就在最先发生火灾的满洲石油株式会社，又接连烧了四次。

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才意外获知了大连大火的线索。

那一年的8月，受苏联红军参谋部领导的“北满国际情报组”在哈尔滨被破获，一名成员供认，在大连也有一个国际情报组织在活动。

闻听此消息，大连警察署马上派人到哈尔滨听审，终于确知，大连的大火是一个针对日本军事目标进行破坏活动的国际特工组织所为。

在日军的档案中，称这个国际特工组织为“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日语的“谋略”译成汉语有“诡计、计策”之意。而这个组织被中国人得知后，一般被简称为“抗日放火团”。

这支肩负特殊使命的国际特工队伍在敌人的工厂、仓库、码头里神出鬼没，埋下了一个个火种。一时间，火光四起，日本侵略者大量的军用物资灰飞烟灭。

根据日军档案中的统计，从1935年到1940年，仅在大连一地，这支秘密队伍就实施放火57次，给日军造成的损失达3000万日元。当时，一日元能买三公斤的大米，3000万日元，足够日本关东军两个师团一年的军费开支。

国际特工组建放火团

抗日放火团是如何渗透到大连这个日本统治的“无缝地带”的？话还要从“九一八”事变说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全境，觊觎中国更广大国土的同时，也威胁到苏联。苏联有针对性地加强了在日本后方特别是被日本侵占的中国东北地区的情报活动。情报人员也主要来自中国被占领地区。

苏联红军参谋部在莫斯科郊外秘密办起一所特工学校，专门培训来自中国的抗日青年，教授共产主义思想和情报、爆破、射击、无线电等知识技能。培训为期半年，然后派遣他们到日本占领区。

1934年7月，从莫斯科受训毕业的纪守先等7名中国青年秘密回到了中国。

纪守先，原名姬兴国，吉林人。“九一八”事变后秘密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经“北满国际情报组”负责人杨佐青考察推荐，到莫斯科学习。

国际特工在日本占领区进行的活动各有侧重分工，包括收集情报、发展抗日组织、进行破坏活动等。纪守先等人的任务是分头组织爱国的中国青年，使用放火、爆破等手段摧毁日本军事战略目标。

纪守先辗转到达上海，担任了一个美国商人的翻译兼助手。

这个美国商人叫A·鲍威尔，实际上是苏联远东情报组织中国地区的负责人。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目前了解到的他的资料少而又少，只知道这个人是一名苏军少将、情报专家。

此后迅速发展起来的抗日放火团就以上海作为总部，纪守先成了抗日放火团的实际领导人。

大连是日本侵华的战略要冲，自然成为抗日放火团的活动中心。

被派到大连的是和纪守先同期受训的赵国文和李寿山，他们在那里发展了抗日放火团的第一名地方特工——邹立升。

邹立升是山东人，他刚刚携妻带子“闯关东”到大连不久，靠打“卯子工”（苦力短工）维持生计。

邹立升有个老乡叫高绪慎，在“满洲油漆株式会社（满油）”当搪瓷工，也加入了抗日放火团。就是这二人合力，点燃了抗日放火团的第一把火。随后他们又发展了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仓库扛大包的老乡孙玉成。自然，这个仓库也被烧了。

后来，邹立升还把自己的妻子包玉侠发展成了抗日放火团的交通联络员。

左：年轻时的包玉侠；右：96岁高龄（2009年）的包玉侠

包玉侠是2009年记者采访时唯一健在的抗日放火团成员。老人当时已经96岁高龄，但忆及当年情形，仍历历在目。

包玉侠说，起初邹立升什么都对她瞒得死死的。那时候经常有几个人到她家，凑在一堆嘀嘀咕咕。每到这时，邹立升就把她支走，让她到外面看门，有人来了还要赶紧让屋里知道。

一次，那几个人正在屋里开会，忽然有人朝她家走了过来。包玉侠赶紧让儿子进屋报信。等她带着来人进屋一看，就是一转眼的功夫，那几个本在炕头嘀嘀咕咕的男人，居然变成围在一桌打起了麻将。

还有一次，邹立升拿出一挂鞭炮，让包玉侠带着儿子到院子外放着玩，自己则躲到屋里神神秘秘地“捣鼓”着什么。

忽然屋子里发出了一声闷响。包玉侠跑进去一看，满屋的浓烟。

后来，包玉侠才知道，邹立升是在试制引火装置。这个技术应该是接受过莫斯科培训的赵国文和李寿山传授的。邹立升自己实验了几次，终于完全掌握，并且很快将其用到了日本侵略者的仓库和工厂。

引火装置的秘密

抗日放火团所用的放火技术颇为神奇，一次次地在重要目标引发了大火，却没留下过任何可供追查的线索。奥妙就在引火装置上。

包玉侠曾经看到过邹立升制造的引火装置，她这样描述：“大概是肥皂大小的一块，中间挖个洞，弄个小药瓶放在洞里，小药瓶里装的是镪水，外面再盖一层药。说几点着就能几点着。”

显然，包玉侠也不清楚引火装置的原理，不过，她的描述提供了推测的线索。

大连史志办副巡视员王军说：“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对日本目标放火，这种引火装置需要有几个特性，一要完全燃烧，事后不留痕迹；二要燃烧剧烈，一旦燃起就难以扑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能够延时或者定时引燃。”

从新中国成立后，大连市史志办就一直在整理、研究抗日放火团的历史，但对这个引火装置也只能说是“推测出个大概”。

如包玉侠所说，引火装置用到了镪水，应该是利用了化学反应。镪水就是硫酸，最简单的办法是，硫酸与其他几种化学物质混合。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会引发剧烈燃烧。

至于定时装置，应该是利用了硫酸的腐蚀性，装硫酸的小药瓶或者瓶塞慢慢被腐蚀，硫酸流到外面，与其他几种化学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燃烧。而周围再辅以助燃物质，一下子引发大火。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几个或十几个小时。

这样，抗日放火团的成员只要把这个装置偷偷放在目标的易燃位置即可。待到火起，放火人早已远离火场，无处可查了。

“当然，这只是最基本的推测。”王军说，“抗日放火团使用的引火装置制作起来应该不难，但也不会如此简单。更何况后来日军加强防范，进出重要目标都要搜身检查。抗日放火团还会有更隐蔽、更机巧的引火装置。”

即便是抗日放火团在大连行动的初期，搞到制作引火装置的原料也殊为不易。这种化学物品普通人家很少使用，出售的地方就更少了，一旦有闪失，极易被追查。

抗日放火团制造引火装置的原材料主要靠从天津秘密输入。这就是包玉侠的任务了。

只是直到今天，包玉侠老人仍不知道自己数次往返大连和天津之间究竟运送的是什么。在她的叙述里，一直说自己是给抗日放火团送“火药”或“炸药”。老人认为，只有这种威力巨大的爆炸物，才能引发当年那些冲天的大火。

母子交通员

1936年5月的一天，在大连开往天津的火车上，坐着一对母子，他们行李不多，看上去像是走亲戚的，这位年轻的母亲就是第一次执行任务的包玉侠，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到天津，找一个叫李胖子的人。

李胖子，也被称为李大姐。临行前，包玉侠颇为不解地询问邹立升：“怎么能叫李大姐‘李胖子’啊？多难听！”可邹立升却有些不耐烦似地说道：“你记清楚就行了，问那么多干什么！”

虽不甚明了，但那时的包玉侠已经知道丈夫一群人是在“打日本”，也深知这件事干系重大。既然丈夫不让问，她也就不问了，带着儿子坐火车来到天津。

按照邹立升的嘱咐，包玉侠下车后到车站外的一个商店门口等“李大姐”来认她。眼前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却没有一个人像是“李大姐”。

忽然走过来一个胖胖的男子，俯身拍了拍儿子的小脸：“显容（包玉侠儿子名叫邹显容）来啦，长这么高了。”然后，来人低声对包玉侠说：“邹大嫂，我是李胖子。”

这着实让包玉侠吃惊不已，“我哪想得到‘李大姐’竟然是个大男人啊。”不光如此，“李大姐”其实也并不姓李，而是姓黄，叫黄振林。

黄振林是和纪守先同期在莫斯科受训的抗日青年，回国后被派到天津，任抗日放火团的天津负责人和天津、大连间的联络员。

接上头后，黄振林交给包玉侠两个一尺见方、三寸来高的点心盒子，中间夹着两个茶叶桶捆成一包，让包玉侠带回大连。这个点心包里，装的就是引火装置所需的原材料。

黄振林送包玉侠上火车，自己把点心包放到了行李架上。然后，他悄悄地嘱咐包玉侠：“这包东西放在上面，路上如果有人碰或者有人拿，千万别管，就当这东西不是你的，也别盯着看。等到了大连，看周围没人了，你再拿走。”

包玉侠依言而行，一路顺利返回大连。

不久之后，邹立升又派包玉侠赴天津联系黄振林。这一次，邹立升没有说让她去做什么，只是买了几个火烧，用报纸包好塞到行李中。临行，邹立升千叮咛万嘱咐：火烧一定要包好，报纸别弄烂了。

到了天津，黄振林来接站，替包玉侠拿行李，顺手拿出了火烧。黄振林说：“邹大嫂，这报纸给我看看吧。”说着，就给火烧换了个包装纸，把报纸塞进自己兜里。

包玉侠不识字，不知道这份报纸有什么用。后人猜测，这份报纸很可能记录了大连发生的火灾。邹立升用这种方式向上级做了一次工作汇报。

身为交通员的包玉侠虽然并不十分清楚自己携带的是什么东西，但她非常明白这项工作的危险性。她不多说也不多问，邹立升和黄振林怎么说，她便怎么做。但是路途中的情况就全靠她一个人应付了。幸而包玉侠为人十分机警，随机应变，从未出过差错。

包玉侠给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小事：

有一次乘轮船去天津，儿子第一次坐轮船，很是兴奋，自己满处乱跑。四五岁的儿子正是人见人爱的年龄，一个船上的警察把儿子抱着送回了船舱。

警察和包玉侠闲聊了几句，中间问道：“大嫂这是到天津走亲戚吗？”

这句看似无心的问话，却给包玉侠出了个难题。

每次去天津，包玉侠都会在熟人中编一个不同的理由，比如去看天津的哥哥，哥哥的孩子满月等等，对儿子也是这样说。而刚刚这个警察在抱儿子回来的过程中，很可能也用类似的问题逗过小孩子。儿子是怎样回答的，包玉侠心里没底，如果两个人说岔了，让警察看出破绽就麻烦了。

包玉侠灵机一动，没有直接回答警察的问话，而是转向儿子：“你告诉叔叔，咱们去干什么啊？”儿子奶声奶气地回答，极为自然地化解了可能产生的危险。

“火神爷”

由于为抗日放火团工作相对较晚，对在大连秘密发展的第一批放火力量，包玉侠所知不多。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36年下半年来到大连主持工作的领导人秋世显。

像70多年前一样，包玉侠仍把秋世显称作“老秋”。其实，当年的秋世显只有20岁出头，比邹立升、包玉侠夫妇还要小上两三岁。

秋世显1914年出生于吉林长春。“九一八”事变之后，他离开东北，就读于北平大学景山补习学校，并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秋世显投身“一二九”学生运动，后经纪守先发展的国际情报组织成员张守义介绍，加入抗日放火团，并被派往大连工作。

包玉侠回忆秋世显，说他“长相清秀，爱说爱笑，文质彬彬”。而这个“文质彬彬”的中共党员、爱国青年来到大连后，表现出了卓越的工作能力和领导才能。

当时，大连的抗日放火团成员只有五六个人，主要是“满油”和“满铁”仓库的苦力，放火的对象也主要集中在这两处。

秋世显伪装成苦力工人，潜入当时工人聚居的石道街西部贫民窟，与他们吃住在一起，秘密发展了一大批抗日放火团的新成员。而秋世显选择的放火目标也更有战略目的。当时日本侵略者在大连的工业建设主要集中在甘井子地区。这里毗邻大连港，甘井子码头可停泊2万吨级油轮。“满洲石油株式会社大连制油所（满石）”、“满洲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满化）”等战略资源类工厂以及众多的关东军仓库都修建在甘井子。秋世显在这些重要目标都发展、安插了抗日放火团成员。

1937年1月，“日清制油株式会社”失火；

4月6日，“满洲石油株式会社”失火；

4月13日，位于大连码头的“满铁”仓库失火；

4月19日，日本关东军仓库第207号被服仓库失火；

5月12日，日本关东军第78号危险品仓库失火；

……

所有这些，都是抗日放火团秋世显系统所为。当时抗日放火团在大连共有三个系统，分别受赵国文、邹立升和秋世显领导。秋世显系统战绩最为卓著。在大连发生的57次抗日大火中，秋世显系统就点燃了39把。

抗日放火所用的引火装置，都由各系统的领导人负责制造。秋世显虽然没有接受过莫斯科的专业培训，而是在国内学会的这项技术，但他的技术却更为出色，所制造的引火装置全部发火成功，无一失手。

接连爆发的冲天火光和漫天烟雾，让大连市民和抗日放火团成员们兴高采烈，而同伴们对秋世显更是心悦诚服，顺着老百姓的传说，他们送了秋世显一个外号——“火神爷”。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秋世显又指挥抗日放火团掀起了一个火烧日本侵略者的高潮。

7月到8月间，日本军需企业天德制材厂、鸭绿江制材公司、吾妻驿仓库等地接连燃起大火，一时万众瞩目，反响极大。日本关东州警察部惊呼：“扰乱了因事变（七七事变）而下令防空的大连市。”

抗战初期，抗日放火团给予日军打击最为严重的是1938年4月的“满石”大火。

4月9日，给“满石”中国劳工做饭的卢炳义，借中午送饭之机，将两块引火装置藏在饭筐底部带进了工厂。工人吴诚江佯装拿饭，取走了引火装置，寻机把它们分别放到了14号和34号仓库的油桶中，然后若无其事地和工人们一起下班回家了。

这两个引火装置设定的发火时间颇具心机。9日当天并没有燃烧，而是定时在第二天晚间，那是个休息日，厂区内除值班员外已空无一人。

晚上10时许，“满石”仓库忽然冒出阵阵黑烟。那天又正好刮着大风，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石油桶引发了一连串的燃烧爆炸，爆炸声震天动地。

当时的日伪报纸《大连日日新闻》对这场大火作了报道：“10日晚10时，从大连市甘井子油厂空地上堆积的石油桶发火……火势极凶、黑烟弥漫，大连湾上空呈现一片凶恶光景……”

这一场大火足足烧了16个小时，6万桶石油和大量化工原料付之一炬，日军损失达700万日元之巨。

时隔70余年，包玉侠仍清楚地记得那一晚的情景。当晚火起之后不久，已经一天不知去向的邹立升兴高采烈地回了家。一进门就让包玉侠切肉、和面、包饺子。包玉侠还埋怨了一句：“这么晚了，还想吃饺子！”邹立升说：“高兴。一定要吃！”

那一夜，在大连冲天的大火和响彻城市的警报声中，邹立升一家人吃了一顿庆功饺子。

较量

话分两头，在抗日放火团进行的破坏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日本侵略者对在自己眼皮底下、直接烧着自己屁股的大火也在加紧追查。

1937年8月，日本终于从在哈尔滨被破获“北满国际情报组”，获知了一个被他们称之为“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的国际特工组织。然而除此之外，他们对“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一无所知，还是无从查起。

火，幽灵一样纠缠着他们，接二连三地烧着。

直到抗日放火团在大连开展破坏活动三年多之后，日本侵略者才意外地抓到了一个抗日放火团的成员。

这个人叫陈庚茂，是吾妻驿仓库的劳工。那一次，他把引火装置放到了日军的军马粮草堆。没想到，这枚引火装置并没有如期发火。

第二天，陈庚茂去检查原因，在用抹布拂去发火装置上的灰尘时，突然火起，陈庚茂躲避不及，被随即赶到的日本水警当场抓获。

陈庚茂被捕后“惊恐万状”，马上“招供”，说是一个陌生人让他把一个手绢包放到码头的货物中间，如果码头着火了，就在傍晚在码头的对面给他赏钱。

日本警察决定“将计就计”，他们用发烟筒伪装仓库失火，然后在陈庚茂指认的地点埋伏人手，打扮成小贩、工人，准备抓捕“指使人”。结果却连个影子都没有等到。

原来，这是陈庚茂被捕后临机想出的瞒天过海之计。他早已对日本目标实施了多次放火，胆小怕事只是伪装，接头领赏是对敌人的戏弄。唯一与陈庚茂联系的抗日放火团成员王金泰，此时已经闻讯安全脱身。

日本警察枉费心机，事后再审陈庚茂，他还是咬定自己的说法不松口。日本人没能从陈庚茂身上得到更多线索，最后把他判了12年徒刑了事。

不过，陈庚茂的被捕还是让日本警察摸准了追查的方向——贫苦劳工。

这一年，日本“关东州”警察部下令大连各警察署成立“搜索班”，专门侦办放火案件。同时，“关东州”警察部还成立了一个名为“关东州劳务协会”的组织，其主要职能就是监控工人。

“关东州劳务协会”规定，在大连做工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到“劳务协会”登记，领取“劳动票”。没有“劳动票”即视为无业游民，由警察署收押。而领取“劳动票”时，工人还要像犯人一样在警察署按手印，留下指纹，以便日后监视、追查。

在大连的日本工厂、仓库也纷纷增设了“防谍委员会”、“防卫系”，加强了防范措施。重要的设施则由日本宪兵队把守，对进出的中国工人搜身检查。

但这些措施都没有奏效。日本宪兵队纵有“张良计”，抗日放火团亦有“过墙梯”。

一次，打入日本关东军仓库做苦力的王有佐受命烧毁日军的被服仓库。日本宪兵的严格搜身，确实让引火装置带入工厂殊为不易。王有佐想出了一条妙计。

老家在山东的王有佐带了一个煎饼卷大葱去上工，引火装置就卷在煎饼里。进门时，王有佐一边“咔咔”地咬着煎饼卷大葱，一边坦然地接受日军搜身。刺鼻的大葱气味让日本宪兵颇不耐烦，草草检查后就把王有佐轰了进去。

当晚，被服仓库燃起大火，日军的5万多套毛衣、毛裤和大量的军用食品化为灰烬。

日本军警对大连频频发生的大火多年追查却毫无头绪，自然承受了来自日本的巨大压力，被上级责骂成了家常便饭。

于是，日本军警、汉奸开始大肆抓捕、审问无辜的中国劳工，试图从中打开缺口。据当时的一份日本档案记载，仅在1938年4月至1939年7月间，日本军警就盘查5万余人，拘留、拷问、审讯2000余人。

结果仍是一无所获。丧心病狂的日本军警、汉奸为向上级交差，甚至会对一些无辜工人施用酷刑，屈打成招。

1938年的“满石”大火之后，日本警察署很快宣布破案。实际上，这个破案过程就是把所有当天参与劳作的工人集中起来，让他们从一个小门中穿过，两旁都是日本军警。凡是神色慌张的都被抓起来严加拷问，结果总共抓了50多人，其中5个人被严刑拷打，硬逼承认放火，一人被活活打死，另外4人屈打成招，被判刑15年。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严密追查，抗日放火团没有丝毫退缩。相反，在这一时期，他们的行动更加积极。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一个名叫于守安的抗日放火团成员。

于守安在1940年1月才经秋世显发展，加入抗日放火团。虽然时间较晚，但于守安胆略过人，行动果敢，仅仅半年之内，就对日本目标放火17次，成为实施放火次数最多的人。

王军说：“于守安是抗日放火团的一员猛将。每次行动仅用一个引火装置、烧一把火对他来讲还不过瘾，他会要求秋世显为他制作几个引火装置。而于守安还是个粗中有细、很有智谋的人，这些装置会被使用在不同地点，达到声东击西的效果。”

最夸张的一次，一天之内，于守安在日军码头、日清制油株式会社、三泰仓库日军军马粮草垛放置了6个引火装置。结果，这一天大连城内三处火起，日本消防机关被折腾得狼奔豕突，顾此失彼。三架飞机被烧毁，一天内损失上百万日元。

1940年6月22日，于守安在大连码头仓库又放了一把大火。不料，这竟然成了抗日放火团在大连点燃的最后一把火。两天后，抗日放火团大连总负责人赵国文被捕了。

倾覆

旅顺日俄监狱博物馆内保留的当年日本法西斯刑具。

1940年6月下旬，抗日放火团被日本警察破获。很长时间里，日本在大连的殖民当局对此事秘而不宣，直到1941年上半年，“关东州警察部”确信已经抓获了全部抗日放火团的成员，才允许媒体公开报道。

当时的日伪媒体《大连日日新闻》在颂扬日本军警宪特的“功绩”时，用了这样一句话：“搜查机关费尽了口笔难以形容的苦心。”

足足五年的时间，抗日放火团像钻进了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一样，把日伪“搜查机关”折腾得苦不堪言。这份“苦心”确实是难以形容。而敌人最终想出一个“以毒攻毒”的险恶伎俩，终于抓到了抗日放火团的马脚。

这个措施就是在中国劳工中间雇佣特工人员，暗中搜集情报。日本警察署称之为“白片密探”。所谓“白片”，是日本警察的名片，如果发现火灾的线索，就按照名片上的电话随时报告，大大有赏。靠着高额悬赏，日本警察署在中国工人中暗布了不少鹰犬。

最先探听到抗日放火团线索的是一个叫牛嗣义的小工头。

大连旅顺日俄监狱博物馆宣教处主任周爱民介绍，关于牛嗣义是如何获知抗日放火团线索的，有两个不同版本，一是来自日本法院对抗日放火团的审讯记录，说抗日放火团成员黄振先与牛嗣义喝酒，黄酒后失言。另一种说法则来自抗日战争胜利后对日伪汉奸的审讯记录，这些汉奸供词提供的细节更为丰富，应该更符合史实。

1940年5月，牛嗣义让从山东来的许元鼎联络几个老乡，一起到某地打工。许元鼎说找不到人。牛嗣义多少了解一些许元鼎的社会关系，就有些奇怪，问道：“你的同乡王有佐、黄振先不都是卯子工吗，看他们平时也没啥事。”

许元鼎随口答道：“他们不会去。他们的卯子工干也吃饭，不干也吃饭。”

牛嗣义更为不解，又继续追问，许元鼎就说了一句：“大连一着火，上面就有人给他们发钱。”

牛嗣义就是一个“白片密探”，他马上把此事汇报给了大连警察署巡捕长、汉奸隋云封。

许元鼎并非抗日放火团成员，他如何知道王有佐等人的身份？周爱民说：“现在恐怕已经无法考证。有可能许元鼎也是抗日放火团的发展对象，让他了解了一些情况，也可能是王有佐等人在平时有所流露。但不管怎样，当时抗日放火团对自身的保密工作确实有麻痹大意之处。”

王有佐、黄振先的身份暴露了，日本警察署却并没有当即抓人，而是对两人进行了数天的跟踪监视。他们已经料到王有佐背后会有“大鱼”。

果然，6月24日晚，抗日放火团大连地区负责人赵国文与王有佐、黄振林在一座大桥的桥洞里接头，随即被隋云封带人抓获。

赵国文被捕后抵刑不住，招供了。

而当时，抗日放火团刚刚调秋世显前往奉天（沈阳）不久，邹立升则准备赴天津、北京开展活动，大连当地三个本没有横向联系的系统正好交由赵国文一人负责。赵国文将其和盘托出，直接导致了大连抗日放火团的倾覆。

直到今天，包玉侠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年被捕时的情形：“半夜1点多了，‘咣’的一声门被踹开了，闯进来几个人，把邹立升按在地上。警察问他是不是邹立升，邹立升说不是，‘我叫邹旭东（曾用的化名）。’警察就骂，说‘邹旭东是你，邹立升也是你！’”

然后，几个日本警察和汉奸在屋里翻箱倒柜，很快搜出了几个引火装置和原材料。警察绑起邹立升带走，包玉侠哭喊着扑过去，却也被日本警察绑住，一块带到了警察署。

抓捕并没有在大连终止。7月28日，在天津已经月余未得到大连消息的黄振林来到大连了解情况，刚到联络点就被在那里“蹲坑”的日本警察抓获。

8月15日，纪守先在上海被捕。日本警察原打算通过纪守先诱捕远东国际情报组总负责人A·鲍威尔。但纪守先用假的联络日和联络地点几次愚弄敌人，成功示警，A·鲍威尔得以安全脱身。

日本警察只好押着纪守先一人从上海返回大连。

至此，抗日放火团除最高首脑A·鲍威尔和此前已经撤出大连的王金泰等少数几人外，丹东、沈阳、天津、北京、青岛等地成员悉数被抓。

烈火中永生

据1941年“关东州”公布的《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的活动经过》，此案被捕的人员共有155人，经审讯后确认为抗日放火团成员的共有51人。

而到了1941年10月，“关东州地方法院”进行所谓“公判”时，站在被告席上的只剩33人——另外18人未及审判，已被日本侵略者在狱中虐待致死。

对在大连等地进行了足足5年破坏活动、造成了日军巨大损失的抗日放火团，日本侵略者可以说恨入骨髓。这些成员一旦被抓，就遭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报复，各种酷刑虐待无所不用其极。

包玉侠回忆：“刚一进警察署的牢房，那些个鬼子上来就是没头没脸的一顿打啊。我的一只耳朵就是那时被打聋的，从那以后就落下了头疼的毛病，都是被打的。”

对一个女子尚且如此，其他抗日放火团的骨干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令人感慨的是，抗日放火团的成员中，除了赵国文等个别软骨头支撑不住出卖了同志外，绝大多数人都保持了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高昂的头颅从未向日本法西斯低下。即便是当年日本法庭的审讯记录，也对此有着明确的记载，言辞中甚至流露出几许钦佩。

于守安被捕后，日本军警侦知他是放火次数最多的人，对他用刑尤为残酷。从大连警察署看守所转到“关东州警察部”监所候审时，他的手、脚皆被打断，眼睛被打失明。而在日本审判官向他问话时，于守安仍没有丝毫畏惧，大声叫骂，最后在监狱中被活活打死。

邹立升，被日本军警认为是抗日放火团中最活跃的骨干人物，加倍毒打，甚至剥掉了他手指上的皮肤。邹立升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可就在这样的情形下，他竟然成功地越狱了。

他把监狱发的刷牙用的食盐攒起来，用水化开，每天浇到牢房的铁窗栏杆根部，并时不时地摇晃栏杆。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将铁栏杆锈蚀掰断，邹立升逃了出去。

可是因为身体已被整垮了，不能远逃，邹立升躲在一位爱国教师家里，不久被发现抓回。气急败坏的日本军警当即打断了他的双腿。

秋世显被从奉天押回大连后，“关东州警察部”负责侦办此案的外事课课长亲自刑讯数十次，却没有从他嘴中问出丁点线索，秋世显坚决不肯认罪。外事课课长问他：“你为什么要放火？”秋世显反问：“你们为什么侵略中国？”旋即招致更猛烈的暴打。

到法庭审判之时，秋世显已经不能站立。被判死刑后，未及行刑，秋世显就牺牲于狱中。

1942年，“关东州地方法庭”判处纪守先、邹立升等12名抗日放火团骨干死刑，于当年12月9日和10日分两批在旅顺监狱的绞刑架上执刑。

当时日本旅顺监狱的中国杂役马本源也在现场，新中国成立后他为旅顺日俄监狱博物馆提供了见证材料。

据马本源回忆，纪守先第一个被押到了刑场。旅顺监狱监狱长十河竹次郎对他进行了临刑讯问。

十河通过翻译问纪守先哪里人，纪守先答：“奉天人。”十河又问：“奉天人为什么不会说日本话？”纪守先哈哈一笑：“奉天人为什么要说日本话？真是笑话。”

十河问：“你们放火团总共来了多少人？”纪守先答道：“那数不过来。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中国遍地都是。”

十河转而问纪守先，对日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的时局怎么看，纪守先说：“日本侵略中国，你们必然灭亡！”

一番问答下来，日本人很是难堪，赶紧把马本源等几个在场的中国杂役赶出去。此后的情形，十河在给“关东州警察部”传达的通报中这样写道：“纪守先在执行前面无惧色，态度很镇静，还高呼口号。”

12名骨干被绞死，18名成员被折磨致死，抗日放火团的其他成员，即便没放过火，也因为“提供帮助”而被判处10年或7年监禁。包玉侠等人在旅顺监狱、岭前监狱被分别关押、劳役，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被解救出来。

这个秘密的抗日团体虽然最终被破坏了，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烈焰愈发高涨。历经艰苦卓绝的8年全面抗战，终于在1945年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据1941年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统计：“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从1935年6月开始对日本在华军事目标进行放火、爆破等谋略破坏活动，至1940年6月被破获，5年时间里成功地在大连放火57次，在安东（丹东）爆破铁路1次，在天津放火10次，爆破铁路6次，在北平爆破铁路1次，在青岛放火3次，总计78次。这些谋略活动，使日本在华后方基地遭受到严重的打击。

在日本旅顺监狱留存下来的通报中有记录：“纪守先在狱中作了很多诗，内容都是对日本人的顽强不屈。”这些诗句被幸存的狱友隐藏保留了下来。其中有半阕《满江红》这样写道：

国破家亡，民族恨，不共戴天。起来了，反抗巨浪、革命狂澜。武装工农几百万，抵住强敌五六年。要生存，不怕斗争久，决死战！

感谢大连市史志办公室对本文采写提供的大力帮助。副巡视员王军对本文亦有贡献。

图片由大连市史志办和旅顺日俄监狱博物馆提供。

原标题：火烧侵略者（附图片）——大连抗日放火团遗事

原载于《北京日报》2009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