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回到上海的第二天，中央特科负责无线电通讯的第四科科长李强就跟涂作潮、宋廉接上了头。

此时的中国，武装起义风起云涌，根据地和红军不断扩大，但中央与各根据地之间的通讯联络还靠交通员往返，不但速度慢而且非常危险，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电台。于是，周恩来指示李强筹建电台。

当时中共学过无线电通信的人少之又少，就连负责人李强也是对着英文无线电书自学成才的，像涂作潮这样受过正规无线电通信培训的专业人才，简直就是“宝贝”。于是，李强秘密举办了中央特科无线电训练班，培训电报人才，“木匠”涂作潮担任培训班机务专业的老师。

为了保密，第一期训练班采取分散居住、单线联系、登门教学的方式。两三个月后，第一批学员出师了。为了提高效率，第二期训练班采取集中教学方式，在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成里10号租了一栋三层小楼，对外以“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为名进行掩护。据说“福利”这个名字来自于涂作潮发音不标准的英语，他总是把“frequency”（频率）这个单词念成“flequency”，听起来很像中文“福利”。于是，李强干脆就把这家掩护工厂叫“福利”了。

李强觉得虽然挂着“工厂”的牌子，但对外根本没有业务往来，容易让人起疑，就提醒当时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但顾顺章自信满满，夸口说自己在法租界巡捕房有内线，有事儿一定会事先知道的。

顾顺章夸海口打保票的余音刚落，1930年12月17日就出事了。这天下着蒙蒙细雨，教员张沈川正在二楼指导学员们练习收发报。突然，6个特务破门而入，其中还有一个外国人。他们用枪指着张沈川大喊：“不许动！你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自己写在纸上。”

训练班有个暗号：二楼前屋窗帘右角如果拉开，就表示出事了。就在万分危急时刻，躺在床上的学员谢小康趁特务不注意，翻身顺手把窗帘右角拉开了。刚刚走到弄堂口的宋廉抬眼发现暗号，急忙转身离开并通知了李强。

“木匠”涂作潮就没有宋廉、李强那么幸运了。他今天讲课的内容是有关变压器的知识，其中包括如何用清漆消除变压器噪音。午饭后，涂作潮拎着油漆桶来到福利公司工厂楼前，敲了半天门里边就是没人应。他觉着不对劲，心想：坏了！里边会不会出事了？受过严格特工训练的他明白：此时绝不能跑，更不能露出半点惊慌之色，说不定几双眼睛正盯着他呢。

于是，涂作潮继续敲门，而且劲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响，终于把这个外国巡捕敲出来。这家伙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外国话，涂作潮听不懂但也不敢走。巡捕又拿出工作证给涂作潮看，意思是说他正在执行公务。涂作潮这回明白了：培训班真的出事了，他必须想办法尽快脱身。就见他故意装作浑然不知，冲着巡捕说着半吊子英语，表示非要进去要账。巡捕一瞧跟涂作潮说不清道不明，气就来了，朝他狠踢了一脚，“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谢天谢地，要的就是这个结果。脱身而去的涂作潮明白此刻不能径直回家，他先到弄堂外面的空场上看了一会儿卖膏药的，确信没人盯梢后，换乘了两次电车，来到西摩路李强的住处，成功脱险。

1930年12月，中央红军反国民党第一次围剿中，活捉了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毛泽东闻听此事，高兴地填词一首——《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张辉瓒的妻子在汉口得知丈夫被俘后，赶紧派人去上海寻找中共中央，表示愿意倾家荡产赎回丈夫。湖南军界的程潜、唐生智、何键、范石生也纷纷向中共传递信息，希望红军不要杀掉张辉瓒。蒋介石也许诺，只要放回张辉瓒，愿释放关押的大批“政治犯”，并由上海三家银行作担保，向红军赠送20万元现款和20担西药及枪支。为此，蒋介石责令江西省主席、“剿匪”总司令鲁涤平派省府秘书王信一前往上海，秘密与中共中央联络人员龚饮冰取得联系。

鉴于此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同意谈判。周恩来派中央军事部副秘书长李翔梧为红军代表、涂作潮为中共代表，随黄兴一前往南昌谈判。同时派通讯员进入中央苏区，交给朱德一封信，要求做好释放张辉瓒的准备工作。

审问张辉瓒后，朱德想把他放到即将开办的红军学校训育系当教员。毛泽东也一再交待不要杀，并诙谐地说：“人家诸葛亮擒孟获敢七擒七纵，我们为什么连两擒两纵也不行呢？我看不能一擒就杀。”

1931年1月28日，江西吉安东固区苏维埃政府召开三千多人参加公审张辉瓒大会。毛泽东再三嘱咐带兵看守张辉瓒的何长工一定要做到不杀张辉瓒。但是，公审大会场上群情激愤，中共中央的通讯员还没到，张辉瓒就被几位赤卫队员拉到主席台旁的田间，手起刀落，身首分家。随即，红军把他的头颅置于“张氏宗祠”的木匾上，匾旁系有白布一方，宣布他的罪状，放于赣江水面，顺流漂下，被驻守吉安的国民党哨兵发现，交给了鲁涤平。

话分两头，李翔梧、涂作潮抵达南昌后，王信一很热情，将二位安顿在旅馆休息后，自己便回家了。下午，一时闲得无事的李翔梧上街逛逛，顺手从报童手中买了一份当天的报纸。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报上赫然登载着张辉瓒首级从河中捞起、将启运南昌的消息。返回旅馆后，他和涂作潮一商量，两个人当机立断：张辉瓒人头都落地了，还有什么可谈的，马上离开南昌！

李翔梧、涂作潮出南昌向东疾走30多里地后，天已经黑了。两个人摸进城岗乡魏村，敲开了魏朝鹏的家门。魏朝鹏是青帮的人，很讲义气，不动声色地给每人摆出四个茶碗。李翔梧在上海青帮中拜过把子，知道些青帮暗语。两个人都端起了代表“救命”的第四个茶碗。“切口”对上了，魏朝鹏收留了二人。

在魏家过完了春节过元宵节，一直到3月中旬，李翔梧、涂作潮化装成瓷器商，由魏朝鹏护送回到上海。到上海后，由中央特科的李强出面，在饭馆设宴答谢魏朝鹏。杯觥交错之间，二人跟魏朝鹏拜了把子、换了金兰谱。金兰谱上涂作潮用的名字是“宋有才”，李翔梧用的是“林万选”。李强还向魏朝鹏赠送了皮袍、丝绸和一笔路费，以示感谢，但他们没有向魏朝鹏说明共产党的身份。

涂作潮一个搞无线电技术的，怎么成了谈判的中共代表呢？这里边的确另有原因。原来，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一部半电台”（ “半部电台”是因为只有收报机、没有发报机），俘虏10名国民党报务人员。中央准备涂作潮去南昌谈判后前往中央苏区，让这“一部半电台”转起来，为红军建“千里眼顺风耳”。

不久，涂作潮还是到了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中央红军无线电通信来料处主任、通信材料厂厂长。他靠着一把克丝钳、一把扳手和几把改锥，用缴获来的战利品、秘密购买的电子管，为红军组装、维修了第一批电台。

第三次反“围剿”前，红军缴获国民党军队4台发报机、5台收报机，当时国民党军队制式电台的波长是80~130米波段（2.5—3.8赫兹），涂作潮动手为这些电台增设了40~70米波段（4.3—7.3赫兹）。红军利用改装的电台，内部通讯用40~70米波段，80~135米波段专门用来迷惑敌人。比如红军往西前进，就用80~135波段发一份命令向东前进的电报，这恐怕就是红军最早的电子对抗战了。1931年八九月份，中央苏区和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电台使用40~70波段通联成功，极大方便了中央与苏区的通讯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