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真夫妻假同志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涂作潮因为得了疟疾，就随项英、陈毅等人留在了中央苏区。在一次战斗中，他与部队失散了。经过将近一年的颠沛流离，他又回到了上海，与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继续干起了地下工作。

“木匠”涂作潮归队的消息传到陕北后，周恩来两次电令调他到西安或延安工作。留苏时的老同学、张学良的秘书、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来上海秘密购置无线电器材时找到了涂作潮。1936年中秋节前，涂作潮化名蒋贵庭奉命来到西安，住在张学良公馆附近他的卫队二营警戒区内孙铭九的宅院。在那里，他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西安事变。

到西安的第二天，刘鼎找到涂作潮，让他立即组装一部电台，以便和延安通报。涂作潮上街花15块大洋买了一台日本收音机，花上两天的时间，改装成一部5瓦的小发报机，居然和延安联系上了，性能很好，只是声音有点小。很快，涂作潮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又做了一台5瓦干电池电台，还发挥木匠手艺，给电台打了个小木箱子，便于保密和机动转移。

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也急需建立电讯工作，几度电令涂作潮前往延安，甚至毛泽东在电令中要求刘鼎“木匠如工作完毕，望告来苏区一行”。但刘鼎深感涂作潮作用重大，几度“抗命”。10月15日，刘鼎电告中央：“如木匠不来而对家中无技术质量的损害，可留在我处，我有多方用途。”

西安事变前夕，刘鼎又让涂作潮装配一部功率100瓦、能和全国通报的电台。涂作潮是第一次搞这么大功率的电台，没有合适的变压器，他就自己计算线圈匝数，亲手绕制。买不到合适的886型水银真空管，他便用4只80型号的真空管代替。但滤波器、211型号真空管等在西安买不到，刘鼎表示可以派人坐飞机从上海搞到手。

西安事变前三天，涂作潮奉命搬进张学良公馆继续组装电台。不久，刘鼎将涂作潮和他组装的100瓦电台秘密转移到七贤庄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由苏区来的报务员彭绍坤和小王负责。电台白天收听苏区“红中社”的新闻电稿，晚间再转播出去，讯号可以发到全国大部分地区，甚至苏联的远东、日本。

1936年12月13日，也就是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刘鼎高兴地告诉涂作潮：头天晚上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抓起来了。17日傍晚，前来斡旋的周恩来从西安西关机场下飞机后，乘车前往张学良公馆。涂作潮潜伏的秘密地点和张公馆在同一条街，在这里周恩来见到久别后的涂作潮，拉着他的双手兴奋地说：“木匠啊！木匠！我们又见面了。这些年你吃苦了。”随后，周恩来摸着自己的剪得并不整齐的胡子问他：“喂！木匠，你有刮脸刀吗？”涂作潮说：“有，只是不太快。”周恩来用热水敷了敷脸，用涂作潮的刮脸刀把胡子刮干净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一天晚上，李克农把涂作潮叫过去见周恩来。李克农先对涂作潮说：“‘木匠’，你来一下。这个人是‘小开’，以前你们认识不认识？”涂作潮说：“‘小开’和潘汉年的名字在中央的时候听说过，但没有见过。”接着周恩来指示潘汉年：“‘小开’，这就是‘木匠’，今后归你管，但他的工作你不要干涉。另外，到上海后你帮‘木匠’成个家。”之后，又对涂作潮说：“‘木匠’，这个钢笔你带着，里面有给朋友的信，到上海后再交给‘小开’。”

1937年1月1日，涂作潮随潘汉年前往上海，恢复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

化名蒋林根的涂作潮，在赫脱路（后常德路）572号租了个门面，开了一家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开办无线电修理公司，一是因为他有这方面的手艺，二是装配、维修电台方便。很快，他就修好了上海地下党的一部电台，同延安恢复了联络。

作为一个潜伏者，涂作潮身上有明显的“漏洞”：小有家业的34岁小老板，孑然一身，没有家室。这显然不合常理。公司开业不久，一位米店老板玩牌时忽然对涂作潮说：“我看你有点像共产党。”

闻听此言，涂作潮心中一惊：难道自己暴露了。但他表面不露声色：“像在哪儿呀？”

“你瞧你一个人住一栋房子，连老婆孩子都没有，收支也说不清楚。”米店老板观察得还真仔细。

这些问题自然难不住受过严格特工训练的涂作潮：“房子我租一半给宋巡捕，做了二房东，租金两两相抵还有剩余呢。老婆嘛，你给我张罗一位女大学生怎样？”米店老板是个大学生，言语间涂作潮把“球”踢了回去。

这还不够，接下来涂作潮语含机锋：“我看那些被枪毙的共产党，都是穿长衫、套西装、戴眼镜的先生。我看你识文断字的才像哩！”

这句话吓得米店老板赶紧告饶：“哎呦！不好这样讲的了！要是让‘包打听’听到了，你我都得倒霉的。”

的确，一个34岁的光棍男人目标太大，涂作潮必须赶紧成家。很快，潘汉年也找到涂作潮，对他说：“根据恩来的指示，组织上给你安排一个妻子，是咱们党内的同志，而且保证不会生孩子。”

按照潘汉年的理论，党的地下工作者把脑袋揣在裤腰带上，随时有可能牺牲。如果有了孩子，一是拖累孩子、不能让幸福地成长，二是父母亲整天为孩子提心吊胆、影响工作。所以，潘汉年在苏联接受特工训练的时候就做了绝育手术。

涂作潮一听这话不高兴了：“不行！娶妻生子是古训。为什么找个老婆必须不能生孩子！”

潘汉年也有些急了：“你得知道组织纪律，她是我们党内的同志，便于工作！”涂作潮的性格很执拗，还是坚持己见。

潘汉年见他态度很坚决，就退一步问：“你想怎么着？”

涂作潮说：“我自己张罗去。”

潘汉年拿涂作潮也是没办法，最后只好说：“你自己张罗可以，但必须按组织纪律找，这个你清楚吧？”

涂作潮见领导松了口就答应说：“这个我清楚，请组织上放心吧。”

地下工作的纪律涂作潮是清楚的，他定了三条择偶标准：一是要保证会生孩子，二是必须有现成的孩子，三必须是文盲。

这三条标准似乎很怪，但蕴含着缜密的地下工作规律。带孩子离婚或丧偶的女人，既然能生第一个，生第二个问题也不大，这能满足涂作潮娶妻生子的愿望。34岁刚成家没孩子，目标很扎眼，容易招惹嫌疑，有现成的孩子可以掩饰这个问题。由于妻子不是自己的同志，如果有文化，天长日久就会发现涂作潮玩的不是收音机而是电台，这异常危险。

经过房客宋金朝巡捕的介绍，地下党组织调查批准后，1937年下半年涂作潮与上海纱厂的杂工张小梅结婚了。张小梅的前夫患肺结核去世了，有一个5岁的男孩，她不识字，绝对符合涂作潮的三条标准。婚后，两个人很恩爱，张小梅一心操持家务，给涂作潮生了儿子，几乎不过问生意上的事儿，对那些电子零件更是一窍不通，一点也不知道涂作潮的底细。涂作潮、张小梅属于地下工作中典型的“真夫妻假同志”。

结婚5年后，也就是1942年中秋前后，涂作潮受李白电台的牵连有暴露的风险，必须紧急撤离。按照地下工作纪律，他是不能向妻子张小梅说的。但个性突出、富有人情味的涂作潮临行前还是对妻子道出了实情：“我的真名叫涂作潮，不是蒋林根。我是共产党。如果我以后回不来了，那时共产党坐了天下，你就带着孩子去找一个叫毛泽东的人，他会管你们娘儿几个吃饭穿衣的。如果共产党没有坐天下，你就带孩子嫁人吧。不要再提涂作潮的名字了。”

涂作潮把这次分别当做了诀别，就此告别了地下工作。但是他从上海撤到江苏新四军军部后不久，地下党组织把张小梅娘几个也接了出来。一家人团聚后，几经辗转，1943年到了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