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徒弟叫李白

1958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主人公李侠的原型就是叫李白，而李白恰好是涂作潮的徒弟。

1937年10月，上海地下党负责人龚饮冰给涂作潮引见了刚从延安来的报务员李白。其实他们两人在中央苏区时就认识。1931年，李白是中央红军第二批无线电训练班的12名学员之一，涂作潮当过他的机务老师。这回组织上希望涂作潮把李白培训成一个报务、机务都熟练的全能无线电人员。

于是，涂作潮卖掉了“恒利无线电公司”，同李白一起在威海卫路1520号（今威海路338号）租了两间店面，成立了“福声无线电公司”。涂作潮是老板兼师父，住在二楼；李白是账房先生兼学徒，住在三楼。但是，外人管外表有些土气的涂作潮叫“蒋师傅”，却管李白叫“李先生”。

为了成为全能型报务员，李白学习机务知识很用功，涂作潮要求也很严格甚至有点粗暴。一次李白弄坏了一个小零件，涂作潮大声训斥他，事后再向李白道歉。李白却说：“你是老板，我是店员，还是学徒，出于这种关系的需要应该这样。”其实，涂作潮对“徒弟”的印象良好，在《木匠的回忆》中他写道：“李白对业务学习很努力，大约只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便能装配和修理电台以及制作一些零件。”

在传授给李白技术的时候，涂作潮也潜心研究秘密电台的隐蔽技术。电台的功率原来是100瓦，工作起来电荷大，随着滴滴答答的发报声，临近几家住户的电灯泡也会一闪一闪的，容易被日本宪兵侦破。除了选择半夜别人睡觉时发报外，涂作潮将电台功率由100瓦降到7瓦，有效地减轻了电荷，减少了暴露的危险。

涂作潮还把收音机改成无形收报机，这是他最重要的成果，在当时属于顶级的谍报无线电，在日后的地下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941年春，公司一个学徒忽然失踪了。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决定让涂、李两家分开，以免被日伪当局一网打尽。就这样，涂作潮离开了“福声”，在新闸路又开了家“闻远无线电公司”。

1942年中秋节前后的一天，涂作潮忽然接到地下党组织的通报：李白被捕了。原来，日本特务用分区停电的方法，锁定了李白电台的位置。当日军闯进来的一刻，李白扯掉涂作潮改装的收报机上的那两根临时线圈，捋直、揉乱，丢在一边。

在狱中，日本宪兵对李白多次用刑。同时，日军电讯专家们对起获的7瓦发报机、一台普通“收音机”反复研究鉴定，最后得出结论：这台收音机只能收音不能收报，单凭一个发报机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电台。

1943年6月，在多方营救下，由于证据不足，日军把李白认作为国民党要员的私人电台，最后释放并试图加以利用。

1944年秋，李白化名李静安离开上海，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做报务员，往返于浙江的淳安、场口和江西的铅山之间，利用国民党的电台，为中共秘密传送日、美、蒋方面大量的战略情报。

1945年10月，根据地下党组织的要求，李白偕夫人裘慧英回到上海，继续战斗在党的情报通讯战线，从事与党中央的秘密通讯工作。1948年12月30日凌晨，在与中央电台通报过程中，被叛徒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侦测出电台位置被捕。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亲自对李白案下达“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命令。1949年5月7日，离上海解放仅20天，李白遭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年仅39岁。

1949年8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在上海交通大学礼堂隆重举行张困斋、李白、秦鸿钧三位烈士追悼大会。作为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军代表的涂作潮也参加了这个大会，他只是默默地站在1000多名各界群众当中，深深缅怀自己的战友和徒弟，但只字未提与李白的关系。地下工作的锤炼，让涂作潮习惯了隐身幕后，淡泊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