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6日，从皖南云岭出发的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伏击。七昼夜血火，9000将士大半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1月17日，皖南上空硝烟未散，国民党通过其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

正是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之时，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皖南事变，让共产党遭受了抗日战争期间最严重损失，也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距离全面破裂仅一步之遥。

危局突降，中国共产党展现了科学研判形势、驾驭复杂局面的高超能力，牢牢掌握着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主动权，经过皖南事变前后同国民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和影响。对此，毛泽东说：“蒋介石从来没有像现在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们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

国民党取消新四军番号的第3天，即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5天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重镇盐城重新建立。

皖南事变损失了7000余人，重建军部后壮大到9万余人，新四军浴火重生！

迟到的急电

1941年1月，新年伊始，位于苏北的盐城正经历着一年中最清冷的日子，朔风阵阵，寒意袭人。

坐落在盐城串场河畔的文庙（孔庙）有着数百年历史，历经兵燹战乱，渐近荒废。1940年1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从海安迁驻这里，古庙一改往日的萧条，成为华中敌后令人瞩目的军政要地。

然而，欣欣向荣的热烈气氛很快被打破。1月9日，新四军军长叶挺发来的一封电报，仿佛惊雷在那个寒冷冬日骤然炸响。

“今日晨北进，又受包围，现在集全力与敌激战，拟今晚分批突围北进。项英、国平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上呈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

皖南事变爆发了。这封电报发出时，战斗已经进行了三天三夜，新四军军部陷入了重围。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作战部队9000余人从皖南云岭启程，奉蒋介石之命北移。寒冬腊月，一场大雨突如其来，让部队行程倍加艰难，似乎也预示着前路的凶险。从云岭到茂林这短短20公里路，竟然走了十四个小时。战士们非常疲劳，衣服全湿，不得不在茂林原地休整一天。

历史惊人的巧合，七年前，即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茂林谭家桥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七军团的军团长寻淮洲就牺牲在此。七年后，茂林又成了国共鏖战之地，被困于此的，是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

实际上，远在千里之外的党中央在皖南事变发生前就判断出茂林是处险地。1月7日，毛泽东同朱德发急电复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实为政委）项英，提出:“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

很明显，叶挺、项英在率领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时，详细向中央电告了行军计划，甚至包括在茂林休整。但是在这之后，新四军军部和中央的通讯中断了。

6日拂晓，茂林东南的丕岭山脚下，新四军前锋老3团与国民党第40师交火，打响了皖南事变第一枪。

9000余人的新四军，面对的是8万余人的国民党军，兵力悬殊几近10倍。

就在顽军即将合围的关键时刻，叶挺主张不惜代价攻克星潭，但项英一直犹豫不决。新四军领导层为是否攻打星潭，竟然从下午3时讨论到夜间10时，长达7个小时。

最终，叶挺的意见被否决，部队按照项英的意见折回，准备绕到西南和敌人“捉迷藏”。显然，这是把游击战术照搬到大兵团作战上了。其后，新四军与国民党的7个师8万余人血战7天，却再也打不出茂林这块弹丸之地。

叶挺和项英的关系，是新四军史、皖南事变研究都无法绕开的一个命题，两人的分歧，也在皖南事变中达到了极点。这不仅与当时扑朔迷离的局势有关，也是由于两人的个人经历、性格素养、作战经验、地位境遇、组织关系等诸多因素截然不同而产生的。

项英25岁即成为中央委员，以后一直担任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在党内威望很高。他在工人运动、革命战争中有许多建树与业绩，特别是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和南方革命根据地，可谓历尽艰险，劳苦功高。

而叶挺家境很好，早年追随孙中山，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和训练，前往莫斯科学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中成为当世名将。他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军事领导。但叶挺性格刚毅，受不起委屈，当他于1928年受到错误批评时，竟负气脱党，游走海外10年之久。

这两种不同经历和素养的领导人成了搭档，在共事中有不同看法和处事原则也属正常，但远不是民间流传的所谓项英“排挤”“架空”叶挺。

时任新四军军部秘书长的李一氓，是从延安来到新四军的领导干部，他曾撰文回忆，他到新四军，本就带着“叶挺、项英之间的缓冲人”的使命。但是李一氓说，“叶挺军长在皖南军部前后停留一年多时间里，一直到皖南事变前，说他与项英之间一定有什么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也很难说出来，可以说是来无影去无踪。”而且，“项英还是比较注意处理与叶挺的关系。军部的正式会议，由叶挺主持；前方部队的报告、请示，项英都请叶首先批注意见……”

不过，叶挺和项英也确实没有成为步调一致、协调配合的亲密搭档。叶挺“三年军长，四次辞呈”，实际在新四军军部的时间不足一年半，究其根源，还在于叶挺纠结于“客卿”的身份。

共产党人从挫折中认识到了“党指挥枪”的重要性。新四军内实行党委负责制，各项工作都是通过党的组织关系进行贯彻执行。项英既是新四军实际上的政委，又是中国共产党的东南局书记，在新四军具有最后决定权。而叶挺不是党员，新四军与中央的电报往来他无从知晓，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他没资格参加，只能“在住室里绕室徘徊”。这让叶挺实际上无法有效实施军长指挥权，施展抱负。在给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的一封信中，叶挺曾说过：“一个居士不适合当大庙的方丈。”

皖南事变第二天，新四军军部的“七小时会议”上，叶挺和项英在军事指挥上再生分歧。

而项英在这之后，犯下了他在皖南事变中最严重的错误。

部队被困大山中，下一步战略未定，作为新四军最高负责人的项英，却在9日凌晨，带着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副参谋长周子昆等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及少数随行人员，不告而别，真的钻进山沟打游击去了。

当日，新四军军部的电台终于和盐城的中原局电台取得了联络，于是，有了叶挺的那封急电。

时任中原局书记胡服通过这封电报，最早知道皖南事变确切消息。简明扼要的电报，远远不能说明被困新四军的具体情况，但已足以报告形势之危急。胡服马上向延安党中央发去两封电报，一为告急：“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

另一封则是党内、军内的紧急应对：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

又见同侪并马归

胡服这个名字可能今天很多人并不熟悉，其实，当这个名字刚出现在新四军指战员面前时，对大多数人来讲也是完全陌生的。

1940年11月，苏北小镇海安，开明士绅韩紫石的家里洒扫一新，准备迎接一位重要的客人。

新四军老战士陆锦荣回忆，当时街道上贴着很多标语，“欢迎胡服委员”“欢迎胡服同志指导工作”。可是基层指战员还没有接到传达，陆锦荣看着“胡服”这个名字，心里纳闷：“这个胡服是谁？看样子比陈司令员还大，来指导我们工作。”

身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总指挥的陈毅，当然知道胡服是谁。他在海安热情张罗着欢迎仪式，要迎接的不只中央领导，还有率部千里驰援苏北的八路军五纵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这两人都是陈毅阔别多年的老战友。特别是黄克诚，早年就是追随着朱德、陈毅上的井冈山。

就在一个月前，1940年10月10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和八路军五纵的先头部队，在苏北东台县白驹镇胜利会师。几天后，陈毅就迫不及待地从海安赶到了八路军五纵指挥部驻扎的盐城，见到了久别重逢的黄克诚。

陈毅为此赋诗：“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此诗题注：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同志中有十年不见者。

对比陈毅作于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梅岭三章》《赣南游击词》等诗篇，才能更深入理解陈毅此时满腔的激动和喜悦。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央局书记项英、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受命留守苏区，由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南方三年游击战与红军长征、东北抗联抗日并称为我军历史上最艰苦的三大军事行动。项英、陈毅等带领着红军留守部队，在“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的困苦条件下，与不断“清剿”的国民党军殊死相搏，几度危在旦夕。1936年冬，陈毅创作《梅岭三章》时，是在伤病中遭围20余日，“虑不得脱”，这才留下了“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慷慨诗句。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分散在南方八个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了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全军1.03万余人。从此，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新四军发展成了华中地区敌后抗战的主力军。

长征一别之后，直到1940年的白驹镇会师，陈毅才又见到了昔日的战友故人，怎能不激动。很快，他又见到了只在电报中反复联络、代表中央的中南局书记胡服。

对陈毅来说，胡服也是并马归来的“同侪”——他就是刘少奇。

刘少奇一生中用过很多化名，如周先生、吕文、胡服、陶尚行、赵子琪、成秉真、之启、莫文华等等。但胡服是他用得最多，时间也最长的。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无论在华北、华中还是山东根据地都用这个化名，取义“胡服骑射”，古人穿着胡服便于骑马打仗，刘少奇用这个化名投身抗日作战。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同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由刘少奇担任书记。由此，刘少奇前往华中敌后，担负起了“发展华中”的战略重任。

华中是一盘地域宽广的大棋局，突破口在哪里？深入华中敌后两年时间的刘少奇，目光瞄向了苏北。

苏北东濒黄海，南临长江，北接山东，西有运河，盛产粮、棉、油、盐等重要物资，又同南京、上海隔江相望，贸易往来相当活跃。抗战爆发后，日军大举西犯时在苏北只留下少数兵力，占领扬州、南通、徐州等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无力控制广大农村，是当时华中敌后抗战发展最具潜力的地区。

新四军陈毅部东进北上和八路军黄克诚部南下，都是出自刘少奇的建议。

1940年11月7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总指挥陈毅、副指挥粟裕、八路军五纵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齐聚苏北小镇海安。“发展华中”大棋局在苏北落子开局。

随后，刘少奇致电中央，请示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新四军、八路军虽然都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但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新四军和八路军属于不同编制，指挥系统不同。而发展华中，势必要求在指挥、建制上统一。

两天后，中央复电：同意在叶挺过江之后，以叶挺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未过江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

当时的叶挺还在皖南云岭的新四军军部，也仍然是以非共产党员的身份担任着新四军军长。任命他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足见中央对叶挺的信任和看重。

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海安成立，不久后迁往盐城，准备接应皖南新四军军部和叶挺的到来。

然而，等来的却是皖南事变的噩耗。

围魏救赵计未及

皖南激烈的枪炮声在山林中回响着。国民党军把茂林地区围城铁桶，崇山峻岭阻隔了枪炮声，也阻隔了电台的电波。山外的世界，在三天后才获知这场血腥屠杀。

也是在9日收到了刘少奇的急电，在延安的党中央才获知皖南事变的消息。震惊之余，毛泽东急忙同朱德电询刘少奇：“我们尚未接到此项消息，他们何时离开的，现到何处，希夷、小姚（即饶漱石）情形如何，望即告我们”。

在皖南军部突围战斗酣热之时，在苏北盐城的华中总指挥部终于恢复了与皖南的联系，并成为延安与皖南联系的中继。而华中总指挥部的作用不只是接转皖南和延安间的电报联系，而是成了实际上的前线指挥部。

那些紧张的日子里，刘少奇顾不上吃饭和睡觉，日夜不停地守在译电室旁，焦急地等待着军部的来电。同时，向皖南传递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来的指示。对此，陈毅曾说：“少奇同志平时每天只抽一包烟，皖南事变那阵子，每天抽五包烟都不够。他七天七夜没合眼，紧张的处理皖南事变”。

侵华日军倒是和国民党顽固派“配合”紧密，那边皖南事变激战正酣，这边的日军飞机对盐城展开了轰炸。

作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文庙挨了一颗炸弹，爆炸的气浪将房子震塌了，把刘少奇压在废墟下。等人们七手八脚把刘少奇扒出来，发现他没有受伤，这才松了口气。

虚惊之后，陈毅仰天骂道：“马克思不收我们，日本人丢炸弹有啥子意思？浪费！”

10日，刘少奇又接到被围中的叶挺、饶漱石给他并转延安的急电：“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即斟酌实情，可否由中央或重庆向蒋交涉立即制止向皖南进攻，并按照原议保障新四军安全移江北及释放一切被捕军部工作人员。”

情况已万分危急！

时任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钱俊瑞亲历了皖南事变，当时就在叶挺的身边。他回忆了这封几近最后诀别意味的电报的发出过程。

10日拂晓，军指挥所退到茂林石井坑，9000余人的队伍已被打散，叶挺身边仅剩20余人。

清晨，叶挺一人走到窗口，望见后边山坡上有两个自己的战士横躺着酣睡，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他回到桌旁，手草一电稿，请延安转发蒋介石，呼吁蒋看在抗日大义上迅速解围。

同时叶挺还草一电，托延安设法转其夫人。电文称：此际被围，生命大致不保。唯如此牺牲，殊出意料。

交代完后事，叶挺已无牵挂。他说：“是我们牺牲的时候了，不阵亡就要做俘虏，到现在只有一个问题了，打电报给中央，告诉我们完了。”

但是，战局瞬息万变，几个小时后似乎又有了转机。新四军失散部队源源不断地向石井坑汇集，整编后竟有5000多人。就连前天企图带着十几名干部“穿插”出去的项英，也因为没跑出敌人的包围圈，在石井坑与部队会合了。

刘少奇随后收到了项英发给他并转中央的电报。项英报告了他离队突围的经过：“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被阻，部队被围于大矗山中，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因时间快要天亮，曾派人（请）希夷来商计，他在前线未来……今日闻五团在附近，及赶队到时与军部会合。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

叶挺为着要把这些同志带出重围，又重新燃起了斗志。他再次致电刘少奇并转中共中央，说：石井坑可守一个星期，请中央不惜以全面破裂威胁，要国民党撤围让路，否则将全军覆没。同时希望“苏北有所行动以为声援”。

然而，石井坑真的能守一个星期吗？弹已尽，粮已绝，石井坑又是一处无险可守的山沟……

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中将曾撰文分析，在皖南事变前期，新四军皖南部队还有正规作战能力时，如果在叶挺指挥下强力突破国民党军星潭防线，新四军将起死回生，但当时由项英指挥，“七小时会议”的犹豫不决错过了战机。

而当叶挺接掌指挥权后，恰遇石井坑之围，他以阵地战坚守四天。崇山峻岭中，若采用游击战，损失要小得多。但此时擅长游击战的项英犯了错误，失去了发言权。

绝境中，叶挺下令坚守：“叶挺如果临阵走，枪在你们手。”在给中央的电文中，屡屡提及的“坚决打到最后一人一枪”“死守硬拼到最后一人”，也充分地表现了他的决绝。

盐城的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了解不到石井坑坚守战的具体细节，首先考虑的是怎样给叶挺以支援。

两部相隔数百公里，中间又是日伪和国民党军犬牙交错，直接支援绝无可能。刘少奇和陈毅在地图前谋划良久，在苏北军用地图前用红铅笔将兴化、曹甸一线重重地划了一个圈。那是蒋介石嫡系韩德勤领导的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在地，也是苏北反共军事政治力量的指挥中心。

“对头，这叫围魏救赵。另外再向中央建议，令一一五师所部把山东沈鸿烈也包围起来，这样交换的筹码就更重了。”陈毅的四川口音，在小厢房改成的指挥部里格外响亮。

中共中央于13日复电，同意刘少奇和陈毅的作战计划，“限电到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

然而，来不及了。

1941年1月14日，中国历史上一个不会被忘却的日子。皖南军部的新四军将士，在突围战中终因寡不敌众，数千人被俘、死伤，叶挺军长被扣，袁国平牺牲，项英、周子昆下落不明（后查明是在突围过程中被叛徒杀害）。

坚决反击

韩德勤，是新四军的“老冤家”了。就在皖南事变一个多月前，华中新四军、八路军刚刚与韩德勤部打了一场曹甸战役。有研究称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是对曹甸战役的报复性行动，这实在是因果倒置。

曹甸战役实为1940年8月黄桥决战的延续，那时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苏南部队东进北上，刚刚抵达黄桥，韩德勤部就大兵压境，挑起战端，结果被消灭了1.1万人。

曹甸战役同样是应对国民党军的步步紧逼。国民党军与蒋介石的往来电报中，确实也拿曹甸战役做文章，作为发动“皖南事变”的借口之一。但这完全是“欲加之罪”。

国民党早在1939年1月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就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表面合作下暗藏祸心。

1940年4月2日，顾祝同就电告蒋介石：已制订了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必要时拟断予以制裁”的三条措施，准备用1个师又2个团的兵力“捣毁扑灭其泾县附近根据地为主目的，并牵制其北渡，钳制其活动”。蒋介石复电：“查所拟三项办法尚属可行，仰切实督令遵照。”可见其剿灭皖南新四军的阴谋布置之早。

在皖南新四军被围石井坑之时，苏北新四军、八路军进攻韩德勤，未尝不是“围魏救赵”之良计，但随着皖南事变战斗的结束，进攻韩德勤也就失去了意义。

同样失去意义的，还有周恩来在重庆与国民党政府的交涉。

周恩来是1月11日晚才收到中央发来的关于皖南事变的电报，当晚，他迅速找到国民党谈判联络代表张冲，严重抗议，要求“急电制止”。

此后数日，中央发来的电报通报着越来越危急的情势，电报的语气也愈加焦急，从“提出严重交涉”，到“最严重交涉”“破裂之责由彼方担负”，再到“现在是救死问题”……

周恩来同样心急如焚，一项儒雅的他，在那段时间里让重庆当局看到了罕见的怒火中烧的周恩来。

而国民党顽固派以欺骗和敷衍对应。周恩来得到的答复是，蒋介石十二日晚“已下了停打的命令”，“已允新四军假道苏南渡江，令各军不要阻止”，“顾（祝同）答应照办”等虚假承诺。

事实上，包围新四军的各国民党军队没有一部移动让路，其对新四军的进攻一直在进行着，至“十四日十六时”，已“将叶挺俘获”。

1月17日，皖南上空的硝烟未散，国民党通过其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9千余名指战员，约两千余人突围，其余大部被俘、失散和牺牲。这是中共自抗战以来所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损失，也是中国抗战力量的严重损失。

新四军将士的血不能白流。

14日，毛泽东电告各战区八路军、新四军负责人：“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

而新四军各部都被皖南事变彻底激怒了。“为皖南烈士报仇”的请战书纷至沓来。

这时的刘少奇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冷静。他在15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这里的同志于气愤之余亦有立即举行反攻之主张。然根据各方面情况平心静气一想，我有下列意见，望中央考虑。”

在这封1600多字的长电中，刘少奇审慎地分析了局势并提出了建议：国民党当局没有对日投降，国共没有全面破裂，“目前能在军事上向国民党实行反攻者……均无胜利把握”，不利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刘少奇建议中央：“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

刘少奇这个既冷静又实际的正确建议，对中共中央作出处理皖南事变后的决策起了重大作用。

1月20日，中央来电：决定“政治上取猛烈攻势”以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政治上的攻势已经全面展开。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全面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摧残抗日力量的罪行和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的反动实质。

与此同时，周恩来怀着极大的义愤，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为江南死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并通过各种活动和途径向中外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

20日，毛泽东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关于处理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要求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严惩肇事者，释放叶挺和新四军被俘人员。

同一天，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

浴火重生

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取消新四军番号最有力的回击，无疑就是新四军军部的迅速重建。以一个新的军部，接替在皖南事变中损失的新四军军部，宣告着新四军没有被皖南事变消灭，也没有因为番号被撤销而解散。正如新四军军歌所唱的：“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1月18日，刚刚获知国民党政府撤销新四军番号的举动，刘少奇就给中央发电报，针锋相对的提出“在苏北成立新四军军部，并以陈代军长”。

当时在苏北重建军部的最大优势，就在于有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基础。两个月前成立的这个指挥机构，原本是为了协调统一华中新四军和八路军的指挥，人员齐备，除了虚位以待的总指挥再也等不到叶挺的到来。

正是这一完整而有效的指挥系统的存在，才使得刘少奇在危急关头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同时，它也是中共中央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同意在苏北重建新四军军部的重要依据。

1月20日，国民党政府撤销新四军番号仅仅三天后，延安发布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公开明令的“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让“政委”终于堂堂正正地出现在新四军中。

新四军刚成立时，国民党不接受这支队伍设置政委。实际履行政委职责的项英，公开身份是新四军副军长。现在蒋介石撤销了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重新任命了新四军的军事班子，完全脱离了蒋介石的控制，铁的新四军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这对新四军来讲不啻为一次新生。重建后的新四军军部，重新理顺了指挥关系，正确地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新四军职务完全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来决定和任命，军、师、团三级都设立了政治委员。党员和党支部在连队公开，主力部队党员数通常占全体人数的40%以上。

五天后，即1941年1月25日下午，新四军重建军部大会在盐城游艺园召开。

仪式简单而隆重。一座大草棚下，几张木桌上面铺了块台布，即为主席台。草棚前的一片空地即为会场，连把椅子也没有，参会的上千人，或坐在砖头上，或坐在背包上，更多的人干脆席地而坐。

气氛却热烈到沸腾。会场四周张贴了很多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内战反对投降的标语。会场上，声讨蒋介石罪行，为死难烈士报仇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我们几个人大胆来就职，就一定能够担负起责任来，而且一定有把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定有把握打倒亲日派、反共顽固派！”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的就职演说中，一口浓厚的四川口音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新四军军部重建了，而在皖南事变中还有七千余人的部队损失，那可是经三年游击战争磨砺一点点发展起来的，新四军该怎么补充血液？

刘少奇和陈毅在军部重建后马上向中央请示新四军部队组编，他们建议将新四军整编为4个师,即以苏北指挥部所辖部队为第1师,以江北指挥部所辖部队为第2师,李先念部为第3师,苏南部队为第4师。

中央在1月26日的复电，带来了喜出望外的好消息：除同意提议的4个师外,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部队也列入新四军编制。这样，再加上由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部队编成的一个师，新四军一下子扩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

皖南事变损失了7000人，新四军重建军部后壮大到9万人！

再看一看新四军这7师1旅的师长、旅长，我们就能知道新四军为何能成为“铁的新四军”。他们是粟裕、张云逸、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谭振林、张鼎城、梁兴初。

在此后的抗战相持阶段，新四军由重建军部时的9万余人，发展到主力部队21万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粉碎了日伪军近百次大规模“扫荡”，歼敌8万余人，从而为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和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决战参政会

皖南事变的是非曲直，世间自有公道。幕后操纵者蒋介石，在中共的强大政治攻势和汹涌的国内外舆论压力下，狼狈不堪。

皖南事变主要是国民党内顽固派鼓动和纵容的结果,多数国民党高层直至事变发生都被蒙在鼓中，包括事变期间一直紧张地在蒋介石与周恩来之间担任联络的张冲,当着周恩来的面也唉声叹气,表示“没有脸见人”。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下：“解决四军案，撤销其番号，此为国民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其性质或甚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也。”

众所周知，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在大革命时期蓄谋制造的大规模的反共事件，对其攫取国民党权杖意义非凡。将皖南事变与中山舰事件相提并论，可见其反共心态、蓄谋已久同出一源，笔端露着窃喜。

但是到了2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新四军问题，余波未平，美国因受共产党蛊惑，援华政策，几乎动摇。”皖南事变后的那种得意忘形的感觉，迅速荡然无存了。

在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责难声和在英、美、苏3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下，蒋介石政府在政治上已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正如2月7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所说：“‘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蒋介石)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否则)更加于他不利。”

确如毛泽东所料，国共两党关于皖南事变的政治战主战场，转移到了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原定于3月1日开幕，参政员名单是在皖南事变发生前10多天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参政员是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7人。

蒋介石想借参政会装扮全国一致，掩盖皖南事变造成的分裂，迫切需要中共参政员出席捧场。

这样的场自然是不能捧的。2月18日，周恩来将中共7位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送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声明在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条”未得政府裁夺之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本届参政会。

“十二条”即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身份提出的关于处理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包括要求国民党停止挑衅，惩办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撤销1月17日命令,取消一党专政、恢复叶挺自由,及交还全部被俘人枪等。

《善后办法十二条》，可以说条条抽在蒋介石脸上，王世杰哪敢答应，他只能找来张冲，托他去和周恩来谈判。

张冲自知皖南事变国民党失了大义，可又不能对周恩来承诺什么，就恳求将这封公函暂行收回两天，由他从中斡旋，请蒋介石自己和周恩来谈话。张冲还忧心忡忡地说：“蒋是吃软不吃硬的,结果必致翻脸”。

对此,周恩来断然回答：“翻脸已半翻脸了,现在（蒋）所能做的,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等等,我们已经准备着了。至于见蒋,必不能得结果,仍是撤过黄河那一套。”

以蒋介石一贯的反共立场和行事风格，这时候的确有张冲所说的“翻脸”可能。周恩来也熟知这位“老对手”的狠辣，对此有所准备，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写道：“我们一切都准备了，即他捕杀讨扣，毫无所惧。”

但是，正处在进退维谷之中的蒋介石不敢翻脸。只是苦了替他出面的张冲。

2月25日，距离参政会开幕仅剩四天了，张冲开始每日登门，向周恩来“苦苦哀求”,甚至不惜“为了国家”愿跪下恳求中共撤回公函。周恩来仍是摇头：“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新四军问题后，政治压迫、军事进攻，我们确无让步可能。”

3月1日，参政会开幕的日子。一大早，张冲就奉蒋介石之命，登门邀请董必武、邓颖超参会，皆被拒绝。参政会的开幕式因此拖后了一个小时。据事后黄炎培回忆,蒋介石到会讲话“无精打彩”,国民党参政员也因事先打过招呼而一反常态地“鸦雀无声”“任各小党派代表提议”。

会上，各小党派代表动议延期1天选举主席团,以待中共参政员出席。张冲及各小党派负责人又纷纷来劝周恩来。

其实，3月1日当天，根据中央指示，周恩来就向张冲提出了新的“十二条”临时办法，没有再提蒋介石最忌讳的“取消一党专政”“收回‘一一七命令’”“惩办祸首”等。这是在民主党派的恳切相邀下，为维护统一战线所做的仁至义尽的让步。

对中共提出的新“十二条”,张冲表示,多数都可设法,但很多仍然“难以做到”。

中央早已料到这个结果。早在2月4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

中共参政员到底没有出席二届一次参政会,蒋介石颜面大失。为找补面子，在会议召开期间，蒋介石就秘密召集国民党参政员,向他们解释说：国共最终总要分家的,对此用不着担心,单从军事上,三个月就可以消灭共产党,问题是目前还不是时候,目前政治上还只能是防御。

当然,在公开场合,蒋介石的说法又是一样。他一边公开批评中共所提两个“十二条”都是“信口雌黄,颠倒黑白”,一边重申剿灭新四军并非“剿共”,他不仅“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

对于蒋介石的这些公开表演，毛泽东则称之为“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

参政会后，3月14日,蒋介石终于约见了周恩来。经过了皖南事变的刀剑血火和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攻防，蒋介石的客套话都非常不自然：“两月多未见面，由于事忙，参政会开会之前，因不便未见。”

周恩来语含机锋地说：“委员长是个忙人，不见也没有什么关系。”

在这次半个小时的简短会面中，蒋介石回避了皖南事变，却也不再提他强令要求的中共军队北移,对于中共军队扩军，明确说:“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至于不得压迫《新华日报》,以及释放此前扣留的进入边区的中共有关人员和发放通行护照等事,蒋都满口答应下来。

当然，蒋介石的“一切都好说”仍然是鬼话。事实上，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断绝了对新四军、八路军的一切供给与补充。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新四军、八路军也就在实际上断绝了与国民政府的上下级关系，蒋介石再无命令之权。

国民党虽然不顾一切地消灭了7000新四军并宣布撤销了它的番号,但新四军照样存在,并且活动区域及兵力越发扩展与壮大。国民党其实一无所得，反而威信扫地。

非但如此，以皖南事变为高峰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中共坚决有力的政治攻势下彻底失败。对此，毛泽东说：“蒋介石从来没有像现在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们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

本文原载于2020年4月7日《北京日报》

原标题：重建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