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外交九烈士魂归故里
北京日报纪事 | 记者 黄加佳

2025-03-23 23:52 语音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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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5日,清明,南京菊花台公园。

10时,22位烈士亲属和闻讯赶来的南京市民,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这个清明,人们在菊花台公祭七十年前为国捐躯的九位外交烈士。

抗战时期中国驻菲律宾外交官杨光泩、朱少屏、莫介恩、姚竹修、萧东明、杨庆寿、卢秉枢、王恭玮和前驻北婆罗洲山打根(今马来西亚沙巴州)领事卓还来——九名烈士之墓,掩映在苍松翠竹之中。

他们或幼秉家学、留洋海外,或出身名门、博学多才。9位烈士中,杨光泩,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牺牲时42岁;莫介恩,毕业于耶鲁大学,牺牲时49岁;卓还来,巴黎大学法学博士,牺牲时33岁;朱少屏,与柳亚子等人组织南社,主持寰球中国学生会数十年;姚竹修,应考外交部从数百人中脱颖而出,人称“活字典”,牺牲时35岁;王恭玮,“中国奥运之父”、外交家王正廷之子,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学士,牺牲时22岁……

这些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现代知识分子,面对日寇的屠刀,却展现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威武不屈,慷慨赴死。

曾几何时,九烈士渐渐被人们淡忘,但在有心人的挖掘下,他们的形象又重新清晰起来。一切为国家和民族做出牺牲的人都值得铭记。经历了失落、寻找、重拾的轮回,我们不单重新发现了九烈士,也获得了再一次认识历史的契机。

衰草湮没

由《现代快报》、南京市雨花台区委区政府和南京市文物局主办的抗日外交九烈士公祭仪式在南京菊花台公园举行。

与同属一个山脉的雨花台相比,菊花台显得籍籍无名。上世纪80年代,在南京人看来,菊花台只是一个普通的地名。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埋葬着九位为国捐躯的外交官。

在烈士亲属们的叙述中,菊花台九烈士再一次回到人们视野中,与一个人密不可分——他便是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杨新华。

1983年,刚刚进入南京市雨花台区文管会工作的杨新华,正赶上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他的工作是与文管会中的老同志王梅影一起,对雨花台区界内所有文物做地毯式普查。

在一般人眼中,当时的菊花台九烈士墓,确实有些寒酸。“这里冷冷清清,只有九个人的墓,连块纪念碑也没有。”杨新华对记者说。其实,就连这九块孤零零的墓碑,也是一年前刚刚恢复的。

1981年,前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杨光泩的妹妹杨立林到南京为哥哥扫墓。可在南京住了一个星期,她竟然没找到菊花台烈士墓。万般无奈之下,她想起了曾经的老校长,时年88岁的江苏省原副省长吴贻芳。

杨立林在给吴贻芳的信中焦急地写道:“菊花台虽在,烈士墓却早已荡然无存了。校长,该怎么办呀?”

在吴贻芳印象中,抗日战争结束后,菊花台确实举行过一次公祭,但时间久远,更多的细节她已记不清了。为了弄清此事,吴贻芳委托有关部门的同志查阅档案。在翻了好几个档案馆后,工作人员居然找到了一张当年绘制的菊花台烈士墓园景布置图。图中九个墓茔、园中树木和小亭的方位,都画得清清楚楚。可当他们拿着图,到菊花台实地探访时,却怎么也对不上号。别说墓碑了无可寻,就连墓地设在何处也完全看不出端倪。

正要放弃时,一位久居当地的老人,为他们指点了迷津。原来,“文革”期间九烈士墓已被砸毁。工作人员仔细查找,终于在一个犄角旮旯,找到一块石碑的残片。上面还依稀能看出一个“卢”字。而此时,墓地原址上已经盖起了一座小楼。

1982年,在吴贻芳的推动下,小楼被拆,九烈士墓原址恢复。

墓地虽然恢复,但九烈士的生平事迹却少得可怜。记者看到,在1983年2月7日的《文物调查表》上,关于九烈士墓只有寥寥数语:“1942年4月、1945年7月,前中国驻马尼拉、山打根使节及工作人员九人,先后被日本侵略者杀害。被害时九人临难不苟,大义凛然。1947年南京各界人士集议将忠骸葬于菊花台,建忠烈公园……”

九烈士是怎样的人?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抉择?资料越少,杨新华就越想沉下心研究,搞个水落石出。

“血肉长城,有我父亲的血肉”

莫伟雄在父亲墓前叩拜。新华社发

为了寻找与九烈士有关的只言片语,杨新华几乎翻遍了所有资料,可是所获甚微。档案中,关于九位烈士的记载,总是面目模糊、语焉不详。

为了能找到烈士们的亲人,杨新华开始往世界各地写信。没有地址他就写给海外的华人组织。可是,这些信大多泥牛入海、了无回音。

转机发生在1985年,九烈士之一的前驻北婆罗洲山打根领事卓还来之女卓以佳出现了。杨新华至今还能清楚地向记者说出见到卓以佳的准确时间——1985年7月9日。那一天,卓以佳一家到南京扫墓,接待他们的正是杨新华。

这一年,卓以佳远在美国的母亲赵世平听说,菊花台九烈士墓被恢复了。她急忙打电话,让住在天津的女儿来南京看看。

二战结束后,赵世平远赴美国,供职于联合国秘书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赵世平五次回国,路过南京,都不敢去看一看自己丈夫的墓。每次都是满目凄凉,含泪而别。

杨新华至今还记得,卓以佳站在父亲墓前对他说的话:“每当我听到国歌中‘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时,我就要哭,这‘血肉长城’中,就有我父亲的血肉……”

时隔多年,回忆此情此景,杨新华仍忍不住热泪盈眶。当时杨新华正在做南京大屠杀史料调查。他曾访问过1138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对于日寇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杨新华有着比常人更深切的感受。“为国家和民族牺牲的人,应该被后人记住。”杨新华觉得自己有责任挖掘这段历史,给九位烈士应有的尊重。

1985年9月3日,卓以佳一家扫墓后的一个多月,杨新华就在菊花台组织了新中国成立后对九烈士的第一次公祭活动。他通过区政协、教育局等单位,组织了一个学校的一班学生,又从一家工厂找来一些工人,就这样动员了大概五六家单位参与公祭。杨新华说,当时他的想法就是参与的人越多越好。

“我也是胆子够大的。”杨新华对记者笑着说,“那时候改革开放不久,人们的思想还很僵化。找媒体来报道,人家都不敢来。”后来,他还是通过私人关系,找来一名《南京日报》的记者,为这次公祭写了一篇豆腐块大的报道登在报纸上。

活动结束后,杨新华买了好多份报纸,准备往全世界寄。可没等他寄,海外的信函就来了。原来,美国一家华文报纸用半个版的篇幅报道了这次公祭。据说,看到报道后,海外的烈士家属聚在一处,抱头痛哭。

“当时我办这个活动,完全是从个人感情出发。我觉得为国家和民族牺牲的人,应该得到纪念。可我没想到,自己做的一点点小事,却在海外产生那么大影响。”杨新华对记者说。

从此以后,烈士家属们从世界各地的来信,便雪片一般寄到杨新华家。杨光泩烈士的妻子严幼韵;卢秉枢烈士的妻子儿女邱天佑、卢正阳、卢美纯;姚竹修烈士的亲人杨锡珍、姚建华、姚铮华;朱少屏烈士的儿子朱康生;王恭玮烈士的遗孀邵秀兰……杨新华联系到的烈士亲属越来越多,9名烈士当年牺牲的细节也渐渐清晰起来……

不设防的城市

1947年九烈士被安葬于南京忠烈公园,图为运送遗骸的灵车。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由《现代快报》提供

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的大幕由此拉开。12月8日,日军轰炸了菲律宾面积最大的吕宋岛各主要口岸和美军在马尼拉的空军基地。10日,日海军大小舰艇进袭吕宋岛各个海岸,15日,日军登陆南吕宋黎牙渊。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陷于日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形势紧张,美国远东司令麦克阿瑟将军考虑到自己陆军力单,海军无备,不得不准备撤退。在临时紧急会议上他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的城市。杨新华告诉记者,这意味着外交官撤离,并不算擅离职守。

杨光泩之女杨雪兰曾回忆,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就开始对菲律宾狂轰滥炸。父母带着她们姐妹3人,从原来的别墅中搬出来,与在菲律宾的外交人员一起,集中到马尼拉宾馆里。杨雪兰记得,那时他们一家5口挤在一个房间里,她和母亲严幼韵睡在床上,父亲带着姐姐睡在地板上。妹妹刚出生不久,父母拉开一个抽屉,放上小枕头让她睡在里面。那一年,年仅6岁的杨雪兰看到,窗外的大海,仿佛变成了一片火海。

1941年12月24日,麦克阿瑟准备撤离,他特意在飞机上为中国外交官留好了座位。可他们8人却选择留下。杨光泩表示:“身为外交官员,应负保侨重责,未奉命令之前,绝不擅离职守。”

抗日战争一开始,南洋侨领便在华侨中宣传抗战、组织募捐。在菲律宾的日本间谍,早就化装成游客,拍摄了大量侨领照片。杨光泩知道,一旦马尼拉陷落,日本人会首先向侨领们下手。保护侨领是外交官的职责所在,这时他无论如何不能走。

另外,当时中国政府委托美国印制的一船法币正滞留在马尼拉港。姚竹修的遗孀杨锡珍曾对杨新华回忆,为避免日军掳掠,扰乱国内金融,领事馆全体馆员和家属一起动手,销毁钞票。杨锡珍记得,他们先是用刀毁掉钞票一角,使它不能在市面上流通。可是钞票数量实在太大,时间紧迫,最后只能点燃煤气炉将钞票全部烧掉。

兵临城下,马尼拉市民如惊弓之鸟,扶老携幼地向安帝波罗大山区逃亡。卢秉枢的夫人邱天佑是当地富商之女。1941年12月31日,邱天佑的哥哥邱宗海驾着卡车来到卢秉枢家。卢秉枢之子卢正阳记得,舅舅催他们全家赶紧上山避难,但父母拒绝了。舅舅看他们心坚意决,只好带着年迈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往大山区撤走。

当日午夜,邱宗海不放心又开车回来。卢正阳回忆:“舅舅开车来我家警告,‘再不走,军事当局就要爆断所有通往大山区的桥梁了。’但我父亲说‘誓死不侮节’,我妈也不肯走。舅舅只好伤心地开车走了。”

1942年1月2日,马尼拉沦陷。一名日本军官把杨光泩约到瑞士驻菲使馆对他说,日本政府不承认重庆政府,所以他们已经不再具备外交官身份。这意味着,日本人要对中国外交官们下手了。

杨雪兰记得,1月4日早上,全家正在吃早餐,3个日本宪兵闯入家中,对杨光泩说:“你被捕了。”“父亲好像早有准备,镇静地回到房间,带上早已收拾好的箱子,跟着他们走了。”那一刻,父亲从容的仪态,永远定格在她的心中。

当得知总领事杨光泩被捕后,卢秉枢彻夜焚烧了成沓的公文和密件。卢正阳记得直到次日中午,文件方才烧完。

8名中国外交官陆续被关进菲律宾大学美术学院。日本人向他们开出三个条件:一、脱离重庆政府,拥护汪伪政权;二、三个月内为日本人募集2400万菲币捐款;三、组织新华侨协会,与日军合作。被8位外交官严词拒绝。

不久,日军得知他们曾销毁了一船法币。看劝降无望,1942年3月15日,日本人把8位外交官投入圣地亚哥炮台监狱。在那里,他们遭受了日寇野蛮的凌辱、酷刑。杨雪兰说:“那其实是一个水牢,监狱紧靠江边,常有江水浸漫,非常难受。囚室里挤满了抗日人士,空气恶浊,常常夹着血腥味,还断断续续有呻吟声……再后来,我们听说爸爸他们被转到乡下去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莫介恩的夫人罗淑华回忆,这期间日本人曾找到她说:“你愿不愿意你的丈夫出来共同生活?假如你能劝他投诚日本帝国,你们可以过最富裕的生活。”罗淑华想借此机会去见丈夫,便假意应允。

此时,狱中的莫介恩已经受尽折磨,他看到妻子,第一句话便是:“我晓得你的来意,但请你相信,我无论如何不会投敌当汉奸。”罗淑华心疼得落下泪来,她对丈夫说:“你做得对。我宁愿做寡妇,也不愿做汉奸的太太。”

后来罗淑华在文章中写道:“这是我唯一能够鼓励他的话,我当时心里非常难过,因为我晓得日寇将要用尽威迫利诱的手段来折磨他们。”

血染义山

杨光泩(1900—1942),浙江吴兴湖州人。毕业于清华学堂高等科,后留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1924年获国际公法哲学博士学位。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政府驻英国伦敦总领事及驻欧特派员、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等职,牺牲时42岁。遗有妻严幼韵,女蕾孟、雪兰、茜恩。

卓还来(1912—1945),福建闽侯人。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赴法留学,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赴伦敦大学研究国际关系。1937年出任驻安南(越南)副领事,1940年升任驻北婆罗洲山打根领事。1945年7月6日被害,殉职时年仅33岁,遗有妻赵世平,女以佳,子以强。

萧东明(1906—1942),福建闽侯人,毕业于金陵大学,1939年派任驻马尼拉总领事馆随习领事,殉职时年仅36岁。遗有妻王若壁,子尚德,女芦生。

莫介恩(1893—1942),广东宝安人。毕业于耶鲁大学。1929年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馆随习领事,1939年升任领事。1940年12月调任驻温哥华总领事馆领事,尚未赴任即遭敌人杀害。遗有妻罗淑华,子伟雄、伟俊。

朱少屏(1882—1942),名葆康,字少屏。上海人,早年留学日本,1905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受于右任邀请,助其创办《民立报》。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朱少屏受孙中山的邀请任总统秘书。1916年,朱少屏受邀担任寰球中国学生会总干事,任职长达20年。1940年前后朱少屏任驻马尼拉总领事馆领事,殉职时60岁。

萧东明(1906—1942),福建闽侯人,毕业于金陵大学,1939年派任驻马尼拉总领事馆随习领事,殉职时年仅36岁。遗有妻王若壁,子尚德,女芦生。

王恭玮(1920—1942),浙江奉化人。著名外交家王正廷之子,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学士。1942年出任驻马尼拉总领事馆甲种学习生仅半年,便为国捐躯,年仅22岁。遗有妻邵秀兰。

杨庆寿(1917—1942)福建厦门人。毕业于黄埔军校。1941年,任外交部科员,同年派任驻马尼拉总领事馆随习领事。殉职时年仅25岁,遗有妻廖骥千和一子。

卢秉枢(1912—1942)江苏东台人。南通医学院学士,曾任江苏省政府保卫会总务主任,铁道部正太路局秘书。1922年在上海被聘为时报馆特约记者,自办《老百姓》《漫画》等刊物。1934年,派任驻马尼拉总领事馆主事。殉职时年仅30岁,遗有妻邱天佑,子正阳,女美纯。

姚竹修(1907—1942)江苏苏州人。毕业于万国函授大学。1936年,派任驻土耳其大使馆主事。1937年,调任驻新加坡总领事馆随习领事。1939年,调任驻马尼拉总领事馆随习领事。殉职时年仅35岁,遗有妻杨锡珍,子建华、铮华,女敏华、舜华。

受尽严刑拷打,8名外交官始终坚贞不屈。眼看威逼不成,日本人杀心顿起。

8位烈士如何遇害,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被活埋的;有人说是烧死的;还有人说是因骂敌被割舌而死。直到杨新华辗转找到烈士牺牲的唯一见证人——廖西白,那个血淋淋的杀戮时刻才被还原出来。

1942年4月17日,华侨廖西白正在华侨义山指导当地土著人开垦种菜。一队日本人命令土人用水浇土,预备开掘墓穴。廖西白听当地人讲,日军已经先后在此处杀害了三批中国人,他心想下午免不了又是一场杀戮。

13时,果然见到几名日本兵,押解着一队身穿白衣的囚徒,鱼贯而来。廖西白一数,共有8人。

8人被押解到华侨义山东南的草丛洼地,站列一排。刽子手给他们脸上蒙上黑布,他们甩掉;让他们转过身去,他们8人则直面枪口,无所畏惧。枪声响起,总领事杨光泩未中要害,他用手指着胸膛对刽子手说:“朝这里打。”后来,杨光泩的妹妹杨立林感慨道:“我哥哥胆子最小,我没想到,他竟然会那么勇敢!”

一阵乱枪响过,8名烈士扑倒在预先挖好的土坑中。日本宪兵则一拥而上,用刺刀在各人身上胡乱戳刺。直到确定众人绝无生还可能,才命令当地菲工用土掩埋。

违反国际法,杀害外交人员,即便在野蛮的日本占领军看来,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8名外交官遇害后,日寇始终对外宣称8人失踪。但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1942年9月11日下午,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约见了国民政府外交部官员傅秉常。薛穆告诉傅秉常,据近日两名被释放的英军战俘说,4月17日他们出狱时,莫介恩曾对其中一人说,他们身上的钱当天上午已经被日本人搜出抢走。几个星期后,与这两名英军住同一个病房的病友说,就在他们与莫介恩对话的当天,8名中国外交官被日本人杀害在华侨义山。

外交官们被捕后,留守的妻子们集中到严幼韵家的大房子里,过起了集体生活。杨雪兰记得,当时母亲一个朋友从上海准备到美国看她的丈夫,转经菲律宾来看母亲,正好赶上战争爆发,也只好滞留在马尼拉。她们母子和杨家母女四人,挤在一个房间里,一住就是4年。

直到多年以后回到上海,杨雪兰才知道当年母亲是多么出名。舅舅曾带她去看望一位老先生,老人听说她是严幼韵的女儿,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说:“噢,你就是‘84’的女儿?当年,我们可是天天站在沪江大学大门口,就为了看‘84’一眼!”

“84”是严幼韵的汽车牌号。那时,时髦的严幼韵经常是自己开车,却让司机坐在副驾驶位上。许多男生将英语“Eighty Four”念成上海话的“爱的花”。后来,“爱的花”这个绰号不仅传出了校园,还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严幼韵成了当时最时髦的人物。当时刚刚留学归国不久的杨光泩,则是在击败无数追求者后,才最终赢得了“爱的花”的芳心。

杨雪兰觉得,母亲很了不起。这样一个养尊处优的阔家小姐,在失去丈夫的支撑后,并没有垮下来,还肩负起照料其他几位外交官妻儿的责任。

战争一来,花园变成了菜地,严幼韵带着女儿种菜,养鸡、养鸭,甚至还学会自制酱油、肥皂。没有收入,她只能靠当地华侨接济为生。即便是这样,严幼韵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空闲时常坐到钢琴前,为孩子们弹上一曲。

杨雪兰记得,父亲被害不久,日本人曾寄了一包东西给母亲,里面有父亲的眼镜、手表和剪下来的一绺头发,母亲收到后痛哭失声。但也有人说,日本人不至于公然违反国际法杀害外交人员吧?还有人说在什么地方又看到杨光泩他们了。外交官的妻子们始终又半含希望,期待着奇迹的出现。

枪响根地咬

就在杨光泩等人被日军逮捕不久,北婆罗洲山打根也于1942年1月19日陷于日军之手。被日军包围后,领事卓还来高悬国旗,静静地坐在办公桌后等候日本人。

日军逼卓还来与他们合作,卓还来拒绝;日军索要领事馆档案,卓还来手指一地灰烬说:“全部在此,可以取去。”

恼羞成怒的日军,把卓还来一家和随习领事杨登程、主事厉鼎元投入了位于沙捞越首府的古晋集中营。此时,卓还来的女儿以佳刚刚三岁,儿子以强仅仅六个月。

古晋集中营占地甚广,四周用铁丝网围起。集中营里有几十间房子,每间房子住着70多名战俘。卓还来与妻子赵世平被分别关在男女囚室中,每周只能见一次面,说几句话。集中营中缺吃少穿,囚徒们却要被迫做苦工。在集中营里生活的人,备受摧残,形容枯槁。

古晋集中营中关押的大部分是西方战俘。当年曾与赵世平囚于同一牢房的美国女作家艾格尼丝·N·基思,多年后写了一本书——《万劫归来》。书中,她写道:“他们告诉卓太太,卓先生若不投降,一定会遇害。如果他们变节,夫妻俩和子女都可获得自由和优厚的生活条件。”日本人希望,如果卓还来加入了汪伪政府,则可以对东南亚华人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让日军可以比较容易地操纵和统治华侨。“但他们没有一个动摇,他们顶住了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压力,抵制了威逼利诱,依然效忠于民族。”

从1944年初开始,卓还来常常在集中营里翻译华文报纸上有关日军败讯的新闻。被日军发现后,卓还来遭到关押审讯。期间,他曾托人带口信给妻子:“我问心无愧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我的人格是清白的,我维护了民族的尊严。”

艾格尼丝写道:“这是多么典型的领事的话,以至于卓太太和我都轻轻地笑起来了。”

实际上,卓还来不是没有逃生的机会。1945年初,他被迁往保佛监狱。当地一个名叫王逸生的华侨医生去医院为他治疗烧伤。他告诉卓还来,侨民为他拟定了逃离监狱的计划。可卓还来却回答:“我越狱将连累许多侨胞,我不走可保全大家。”4月,卓还来与4位英美人士一起被转移到根地咬。那里的侨民再次提出带他逃走,同样被卓还来谢绝了。

1945年7月6日,眼看抗战胜利在即,卓还来和4名英美狱友却被日本兵杀害在根地咬机场附近的丛林中。

归葬南京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美军逼近马尼拉。自知大势已去的日本兵更加疯狂。王恭玮的遗孀邵秀兰在写给杨新华的信中写道:“(日本兵)非但放火焚烧每一屋、一楼,更将逃避战火上街的人们不分老幼用机关枪扫射,还用尖刀刺婴儿、捉女子轮奸再杀害。”

忽然一天半夜,日本兵把邵秀兰等人驱赶到后山。不过这一次,不知为什么,日本兵没有像对待其他女人一样奸杀她们。也许是美军的火力太过猛烈,邵秀兰感到双方的炮火整日整夜在头上轰鸣。全城都成了地狱火窟。

“白天满布浓烟黑得不见天地,夜里满城火光烟红成烧炉,我们四方逃避,每分钟炮弹飞越及枪声啸耳穿身来去。时刻都有人伤亡,没受伤的乱奔。焦土残瓦中,不知去向地发抖、惊呆。”邵秀兰写道。

美军占领马尼拉后,美军民事调查队的两名军官,找到了躲藏在一处尚未烧塌的房屋中的邵秀兰她们。

邵秀兰在给杨新华的信中回忆:军官带领她们来到众外交官遇难的华侨义山。“那是一个大热天的下午两点,在烈日下我们四位妻子一直站着,眼看着好几位工人辛苦掘土不息,将八具遗骨一根又一根地先后找寻出泥土……有还能辨清的皮鞋和铁质……看到遗物后我们四人都崩溃了,三人无声饮泣,莫领事夫人号啕声厉,哭得痛彻心扉。我们死去不知千万遍……直至夜晚上灯,寻到八个头骨才息工,放在8只木盒中暂留在华侨公墓一小屋内,到此时此刻四个妻子已真正绝望,什么都真的完了。”

九烈士在国内的亲属们,对于他们牺牲的消息也已有耳闻。杨光泩的嗣子杨延洪记得,1943年左右,噩耗传来,举家悲痛。担心老太太承受不了,全家都瞒着杨光泩的母亲。杨延洪回忆,祖母虽不点破,实际却心知肚明。她常常趁人不注意,把杨延洪叫到佛堂里,让他在一张黄纸上,用毛笔写“先考杨光泩先生收”,落款为“子杨延洪敬叩”,然后连同点满朱砂的度亡经与锡箔元宝一同烧掉。每到此时,祖母才泪流满面,哑然痛哭。那时年幼的延洪并不能体会祖母的丧子之痛,但那锥心的一幕却永远留在他心中。

1945年10月,卓还来和四名英美人士的骸骨也在根地咬机场附近的黄土垅中被发现。五人尸体均无首级,骸骨散乱不全,无法辨别彼此。骸骨中间有胶片、柴灰等物,据此推断,日本人将他们杀害后,还曾残忍地焚尸灭迹。

1947年9月3日,杨光泩、卓还来、朱少屏、莫介恩、姚竹修、萧东明、杨庆寿、卢秉枢、王恭玮九烈士的骨骸,被安葬于南京忠烈公园,也就是现在的菊花台公园。

当时已经在联合国工作的严幼韵专程请了一个月假,带着女儿回国参加公祭。

朱少屏烈士的小儿子朱康生,也陪母亲参加了在“中国殡仪馆”举行的公祭仪式。他记得,公祭的场面很隆重,海军乐队奏乐,骑兵分立两侧,包括各国使节和家属在内的300余人出席了仪式。

九烈士中,朱少屏的背景和经历显得十分特殊。他早年留学日本,与秋瑾做过同学,是最早的一批同盟会会员。他帮于右任办过《民立报》;参与过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筹组工作。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朱少屏还曾担任过孙中山的总统秘书。在清末民初,朱少屏可算得上是一位风云人物。抗战后,他为什么会远赴马尼拉担任领事呢?

朱康生告诉记者,自1916年起,朱少屏就一直担任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总干事。抗战爆发后,朱少屏宣传抗战的活动惹恼了驻沪日军。朱康生记得,1938年前后,日寇曾往他家院子中扔过手榴弹,还炸伤了看门的师傅。感到上海不宜久留,朱少屏便去了香港。在香港,朱少屏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生活困顿。为了维持生计,他在朋友的推荐下,远赴马尼拉做了领事。

父亲离家时朱康生才只有8岁。虽然与父亲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提到父亲的牺牲,今年已83岁的朱康生不禁老泪纵横。

他永远也忘不了1941年底父亲给上海家里发来的电报:“马尼拉平安,请告知上海情况。”朱康生跟姐姐去电报局回电报,没想到队伍还没排到,上海与马尼拉便已中断了通讯联系。当时,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与父亲的这一别竟成永诀。

70年后的问候

2012年4月5日清晨,阳光穿过苍松翠竹,投射在九座扇形分布的烈士墓上。12只花圈依次排开,鲜花一捧一簇献于墓前。

上午10时,由《现代快报》、南京市雨花台区委区政府、南京市文物局联合主办的抗日外交九烈士公祭活动,即将开始。

一个身着黑色西装的老人,在陪同者的搀扶下来到菊花台烈士墓。看到墓碑,他紧走几步,慢慢跪倒在莫介恩烈士墓前。他就是莫介恩烈士的长子莫伟雄。

70年前父亲牺牲时,莫伟雄还是一个年仅13岁的孩子,而今他已是83岁的垂垂老者。

父亲牺牲后,即随母亲赴美定居的莫伟雄是一位成功的股票经纪人。他也多次回到中国,但70年来他一直以为父亲葬在马尼拉,直到最近才从杨光泩的女儿杨雪兰口中得知,父亲的骨骸早在1947年便已归葬菊花台。今年,拖着病体,莫伟雄来到菊花台,第一次为父亲扫墓。

他用颤抖的双手紧紧抓住父亲的墓碑,哭着用只有自己听得见的声音低声诉说。公祭结束后,有记者问莫伟雄:“跪在墓前时,您对父亲说了些什么呢?”

莫伟雄说:“我在感谢他,感谢他作为领事,为了民族、国家做出的牺牲;感谢他作为父亲,给了我那么快乐美好的13年时光。因为他的谦虚,人们很久不知道他为马尼拉人民所做的一切,如今人们终于了解了他,他终于获得了后世对他的崇敬。我爱他,思念他,并永远铭记着他。”

70年来,他一直记得最后一次见父亲时,父亲留给他的话。那是美国著名爱国者帕特里克·亨利的一句名言——“我唯一的憾事,就是没有第二次生命献给我的祖国。”

本文原载于2012.4.10《北京日报》17、20版

原标题:魂归菊花台

北京日报纪事

编辑:杨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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