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春日之一大盛景，当推玉渊潭的樱花。在梅花、山桃、迎春报得春信之后，渐次苏醒的，便是这枝头上跃动的粉雪。和风初畅，浅浅匀红，花枝招展娇艳，吸引无数游客驻足观赏。

中国赏樱的历史由来已久，只是长期未形成规模，注重“实用”的古人更看重其果实价值，对于其花，则重视程度不高。不过散见于各种典籍之中的记载，还是显示出在“雪后寻梅、霜前访菊、雨际护兰、风外听竹”之外的美学意趣，方便今人打捞起一个又一个因春樱之美而动情的赏花故事。

关于“樱”的记载很早便已出现，识得其物，赋予其名，足见古人对这种植物的熟悉。汉扬雄的《蜀都赋》中有“被以樱梅，树以木兰”之句，描绘了蜀地繁茂的植被景象，其中“樱梅”与“木兰”并列，可见樱在当时已是常见植物。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则更为具体，罗列了上林苑中丰富的物产，提到“樱桃蒲陶”，直指这种水果在当时受人重视，且已进入宫廷贵族的饮食之中。

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之际，“美”的发现便成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了，樱花其美也被人们所注意。唐代之前，赏樱并为之赋诗的文人已不乏其例。南朝宋王僧达有诗云：“初樱动时艳，擅藻灼辉芳。缃叶未开蕊，红葩已发光。”叶子尚未舒展，花蕾便已绽放出夺目的光彩。以现代植物学的眼光来看，这种“先花后叶”的特征正是早樱或中樱的典型表现，说明王僧达所见到的很可能是这类樱花品种。沈约在《早发定山》一诗中写道：“野棠开未落，山樱发欲然。”以“发欲然”形容山樱怒放之景，仿佛花朵红艳如火，即将燃烧，不难想象其绚烂之美。到了隋朝，江总有《春日诗》描写樱花：“水苔宜溜色，山樱助落晖。”他将山樱与落日余晖相结合，描绘出一幅静谧而壮丽的春日图景。此时的樱花多生长于山野之中，它们独自绽放，与山水相伴，偶被文人墨客所见，便成为诗中的点睛之笔。

“城头坎坎鼓声曙，满庭新种樱桃树”，丁仙芝的《馀杭醉歌赠吴山人》如此落笔，唐人的偏好完全在这句诗中透露出来了：樱花已非山野中自开自落的孤芳，而成为普罗大众随处可见的观赏植物，乃至进入私家庭院。在这样的氛围中，如李白《久别离》中“别来几春未还家，玉窗五见樱桃花”，杜甫“朱樱此日垂朱实”，孟郊“樱桃花参差，香雨红霏霏”便有了现实基础。诗文为历史开了一扇窗，让今人在观览樱花之际，可以想见古时花树之参差，多了一分今古交叠的意味。

樱花还与“离别”形成了一种微妙的联系，王维送钱少府还蓝田，想象友人之隐居生活：鸟鸣山幽，樱花绽放。同是春光，而不同景致，两地相隔，多少有些寂寞。杜甫也曾在樱花开放的季节送别友人。春光渐浓，而友人将离去，怎不让人伤怀？此时樱花已成为春天的一个注解，点缀起诗文中的伤怀时刻。

有两位樱花爱好者值得特别提及，其一便是张籍。他有多首诗写到其赏樱的情景，其中《和裴仆射看樱桃花》一诗尤为生动：“昨日南园新雨后，樱桃花发旧枝柯。天明不待人同看，绕树重重履迹多。”新雨过后，庭院里的樱桃花在老枝上悄然绽放。诗人迫不及待，等不及友人同赏，便独自绕树徘徊，一遍遍观赏，以至于树下留下了重重脚印。放在今天，怕是要被人提醒：不要踩踏绿地。另一首《病中酬元宗简》写自己生病，不能陪友人赏樱，惆怅中带些许牢骚：“东风渐暖满城春，独占幽居养病身。莫说樱桃花已发，今年不作看花人。”

还有一位白居易，可谓是樱花资深爱好者，即使知道是官舍，也要从山里掘回山樱植于庭院观赏：“亦知官舍非吾宅，且劚山樱满院栽。”而美丽的樱花也能勾起他的各种心绪，有时他会在樱树下感叹自己的年老：“红樱满眼日，白发半头时”，有时他会带客人一起去看花：“晓报樱桃发，春携酒客过”。长庆元年春，韩愈邀请张籍和白居易前往曲江赏春，白居易这次爽约了，面对韩愈寄诗略带嗔怪的责问，白居易回诗道：“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蹋雨曲江头。”自家小园中的樱花足以胜过曲江春景，无须远行。白居易对樱花的偏爱可见一斑。

梅花谢后樱花绽，浅浅匀红，自唐以后，樱花的观赏价值与文化意义得到认可，成为春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今日。现在的赏樱习俗多少受日本的影响，这源自长期以来的互相交流，宋濂曾记录过“赏樱日本盛于唐，如被牡丹兼海棠”，明代文人祝允明在与日本僧人的唱和诗中写道：“剪云雕雪下瑶空，缀向苍柯翠叶中。晋代桃源何足问，蓬山异卉是仙风。”

尽管明代曾实行海禁政策，与日本之间时有冲突，但双方在文化上的交流并未完全中断，近现代日本对于文化的输出自然更不必说。不过,若大谈民族主义，将樱花视为日本之独特象征，并加以排斥，这种事则大可不必。赏樱则赏其美，赏其怒放之生机，自然之美高于一切人为附加于其的所谓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