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百年历史的窗口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梁小兰

2025-04-02 11:02 语音播报

深读

乔雨是我熟悉的作家,其散文、诗歌、散文诗,甚至摄影都有专集,但当我拿到《长城传》,仔细阅读后,完全震惊了。因为我所阅之处,完全看不出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手法娴熟,谋篇布局开阖有致,语言细腻生动,竟完全是一部成功的史诗般鸿篇巨著。

《长城传》是围绕地理位置长城旁石峡村建构的小说,地域性很强,从慈禧太后仓皇“西狩”一直写到中国改革开放,期间百年历史被演绎的波澜壮阔、荡气回肠。

《长城传》乔雨 著 文津出版社

 

全知视角构建作品

《长城传》一书并未采用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来叙述,小说一开始就用“贺鸿礼的老婆吴佩环难产了”一句话开启整篇小说。这一句话即是整部作品的钥匙,也是整部作品的锁头。言简洁,而意无穷,作者和读者就在这忐忑不安的紧张氛围下开始了著述和阅读。

不得不说,乔雨是很懂得制造悬念的,也很懂得如何利用线索去锁定读者的阅读兴趣,吊起读者的阅读胃口。当你读了这一句后,就不由得陷进作者所设定的陷阱中,要急迫地读下去,急于弄明白之后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之前又发生了什么事。在接下来的阅读中,读者自然也明白了乔雨正在以全知视角来建构整部作品,这是他的叙事策略。

相较于有限视角,全知视角的优点在于能自由穿梭到不同人物、不同事件中,这给叙述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叙述者洞悉一切,对事物既能作出客观又能做出主观的叙述,这对情节的规划极其重要。这样,作者的叙述之门就有无数扇门,而非一扇,他在这些门中自由出入,自由网出各种线索,而他就像一只大蜘蛛在自己精心构造的复杂而有序的网中自由拉伸,精彩的故事也就在这气定神闲中神秘展开。

书中插图

“微故事”带来了鸿篇巨制

《长城传》各章中每一节的故事并不长,我且把它称作“微故事”,这些微故事很自然推动着情节的发展。

乔雨很显然明白读者需要什么,他擅长通过微故事来构建起他的鸿篇巨著,我们读他的作品丝毫没有负重感,因为他章节里的每一部分都短而有趣,比如第二章第九节《贺家兄弟学成回国却没有回家》这一部分仅五六百字,还有很多小节不足一千字,如《贺鸿礼一病不起》《梅清夷老公被打》等,我相信他在写作时也处于一种极享受和轻松的状态。

一部小说如何吸引读者去读,把读者吸引进去后,如何留得住人去读,这很需要方法和技巧,乔雨无疑做得很出色。当然他的每一个短章都具有很强的故事性,这使我们在阅读时不仅有马上可以读完这一节的兴奋感,还有被其中故事所打动的愉悦感,这有效避免了阅读冗长文字所带来的枯燥、乏味,这得益于乔雨叙述故事的超强能力、驾驭故事的高明手段。当然,短的章节并没有割裂整部作品的艺术性和完整性,它内在的线索将这些短章节焊接的自然无裂隙,我们在阅读时毫不觉得费力,反而有种紧张感急切期待下一情节如何发生。

乔雨无疑用最短的路构建了最长的行程,我们在这行程中不仅不觉得累脚,还走得很轻松,可以说乔雨洞察了小说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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栩栩如生的故事和人物

很多小说有故事,没人物,或者说有人物,没故事。无论哪种都不是好的小说。而乔雨的《长城传》有故事有人物,人物在故事中生,故事在人物中长,两者之间相互匹配,相互成就。

小说实际是以家族史为切入点展开叙述的,但并不局限于个人史叙述,而是通过家族史、个人史反衬时代、社会。纵观整部作品,从小处着手,一点一滴涌动着时代特点、历史特点、社会特点,展现了各个时代的风起云涌,塑造了各个历史阶段人物的鲜明个性。从贺鸿礼到贺元城、贺仲城、贺叔城、贺长城都是小说要表现的重点,当然贺鸿礼就像一味药的药引子,他是整个家族的主角,也是整部作品埋伏的一条线索,由他织起了整部作品的网,但贺鸿礼并非整部作品的主角,小说从他开始叙述,但最终落脚点是他的子孙们,这正符合《长城传》的特点,“长城”在这里其实是双关语,即是指中华大地上蜿蜒起伏的长城,也是指贺长城及为长城奋斗过的数代人。

“长城”的内涵和外延很丰富。乔雨是擅长隐喻和象征的。其中贺长城也是最具特点的人物,当然也是作者巧设的主角和桥梁式人物,通过贺长城又引出贺照久、贺亮等一众人物的故事。贺鸿礼代表的是没落时代,贺长城代表的是战争年代,贺照永、贺照久代表的是建国初期,而贺亮则代表的是改革开放时代,这是四代人的故事,四代人如何在动荡不安的、和平的年代渡过自己的生命?实现理想、抱负?这必然充满诸多悬念,而乔雨处理的举重若轻,他擅长描述故事,表现人物,使几代人的命运清晰展现在读者面前。文字跌宕之中,我们感受到中华民族百年历史的沧桑之变。

要写几代人的生活,要表现几代人的奋斗拼搏、人世浮沉是非常耗精力的事,作家要绞尽脑汁筹划如何布局、如何结构、如何表述、如何衔接、如何突出某个人物、如何具有可读性、如何艺术性呈现而不单调,这需要前期工作与书写当中不断构思、调整。显而易见的是乔雨把它处理的独具意味。

有关长城的历史文献很多,但对长城近百年生活表现的小说并没有,长城仅仅作为精神的象征屹立在人们心中,而忽视了人在其中的挣扎、奋斗、烟火生活,乔雨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打开了历史的一角,真实还原了那段历史,还开拓性地把长城与人类命运结合起来,构筑了新的长城价值观。一直以来,长城是悲壮性的,但在乔雨笔下,它不仅具有悲壮感、反抗性,还具有乐观性、坚定性、开拓性、无限性。

乔雨生长在长城脚下,事实上,他肯定见证了无数长城人的喜忧欢乐,我想他一直有为这些人树碑立传的愿望,现在他终于找到一个途经,将这些人个性鲜明地呈现到大家眼前,为他们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文学归宿。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近乎绝望地指出:“拉丁美洲的历史也是一切巨大然而徒劳的奋斗的总结,是一幕幕事先注定要被人遗忘的戏剧的总和。”所以他写的《百年孤独》充满孤独、幻灭的气息,而《长城传》所表现的恰恰相反,它反应的是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曾经经历过的悲怆瞬间,彷徨后奋起反抗的时刻,为生活永不熄灭希望、永不停歇追求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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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幻手法虚实交错

《长城传》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但这并不妨碍它采用魔幻艺术表现错综复杂的历史、社会现实。小说有些地方借助魔幻手法造成了氛围的紧张感,增添了小说的魔幻气息。比如在写三岁的贺长城回到妫川城里的大宅子里,一进门就感觉阴气森森,到了晚上睡觉,半夜醒来,突然就看到一屋子人拥在炕头上纠扯娘,而且这些人天天夜里来,书中写道“直到有一夜,一个圆脸细眉的人突然注意到虎头在看他。

他走到跟前盯着虎头看了一会儿,确定是在看他后,往后退了一步,忽地把四肢和脑袋分开,鲜血从断口处流出,然后又呼地合起来,血也瞬间消失。”情节写得充满血腥味,这是作家第一次用魔幻手法描述吴佩环即将死去时的预兆,当吴佩环在入秋死去出殡后,作家又用魔幻手法写贺长城做了一个梦,突然感到娘的棺材头上有双眼睛盯着他,再看那个坐在棺材头上的小男孩竟然是他自己。两次幻觉,也正符合贺长城三岁这个年龄特点,而魔幻叙述准确表现出小小贺长城对母亲去世的恐惧和担忧,尽管他不会说,但他内心十分害怕这一天到来。

魔幻手法渲染了整部作品的神秘感。此外,作家还用魔幻手法写槐道长驱鬼,那时小贺长城一连几天高烧不退并说胡话,贺鸿礼就请了冠山神仙道观槐道长来作法,小说写“只见香案上三个碗猛烈的转动起来,像是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间歇而有力的转动它们。

九个香头在黑暗中快速舞动,香头红通通地闪烁。突然一只碗转到了地上,‘啪’的一声摔成几瓣,香也灭了一只,另外两只断成不等的两三截。紧跟着出现的一幕惊呆了所有人:两只断头香从地板上一跃而起,飞快在地上来回跳动,敲击地板嗒嗒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这段描写可谓惊心动魄,让人心惊肉跳。而神奇的是在槐道长驱鬼后,小贺长城的病果然就好了。小说的描写不免荒诞,但真实反映了当时农村生活现状,槐道长的存在也为小说增添了魔幻感,这种离奇表现,不仅没有削弱小说现实性的表现,反而更增加了小说的文学性,为读者提供了亦真亦幻的多层次阅读体验。

其实魔幻情节的背后隐藏着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积极反思,正如阿根廷著名文学评论家安徒生•因贝特指出的:“在魔幻现实主义中,作者的根本目的是借助魔幻表现现实,而不是把魔幻当成现实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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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方言使人物生动

《长城传》是一部地域性很强的作品,人物语言肯定脱离不了地方特色,文本中,乔雨有意使用了地方方言,比如,在吴佩环待产时,老仆人说要去迎接生婆,贺鸿礼心里很着急,但他心里又很矛盾烦燥,于是说了一句“怎么这个节骨眼生孩子,不是裹乱嘛!”“裹乱”一词用得好,虽是方言,用在此处,却格外传神,尤其“裹”字,准确表现了当时贺鸿礼又慌乱又紧张的不安心情,把当时的“乱”全囊括在里。当吴佩环生下一个男孩后,贺鸿礼感谢接生婆的接生,接生婆回话谈及他的老头,说“我也是等我们家那挨刀货,他去口外都个把月了,这都乱朝了还不知道回来。一年到头哼憋努蛋地瞎挣巴,也挣不了仨瓜两枣……”“挨刀货”“个把月”“哼憋努蛋”“瞎挣巴”“仨瓜两枣”活生生把一个农村接生婆那种伶俐又泼辣的形象刻画出来。

此外,小说中还有像“熬煎”“揆程”“呼雷闪电”“背兴鬼”等方言,小说用地方方言写作有一个很大缺陷,就是其它地方的人读来会有生涩感,会很“隔”,这就涉及到哪里可用方言哪里不用这个问题,乔雨的睿智就体现在这儿,他不是无选择使用地方方言,而是有意识选择了可以准确表现人物特点的地方性词汇,而回避了可能产生歧义的地方用语,这就使那些地方方言为他的小说生产了意义,而不是无聊地应用,地方方言的应用增强了小说的可阅读性,形成了某种语言张力,显出浓郁的生活气息,使作品更加散发出语言的光泽。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是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他指出:在语言中,每一个要素单独拿出来什么也不是,它们唯有在系统中与其他要素产生联系、构成差异才有价值。地域性方言在整个文学作品中与其它语言形成鲜明对照,而正由于这种反差,呈现出语言的独特性,表现出特定情境下人物的性格特点。海涅说“语言可以把死人从墓中叫出来,也能把活人埋入地下”,充分说明了语言对塑造人物的神奇魔力。

长城 视觉中国供图

通过对话塑造人物性格

《长城传》塑造了众多人物,如何表现这些人物的个性特征,如何展现他们在复杂历史中的形象?这显然是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乔雨特别善于利用人物对话将人物的精神面貌展现出来。如在黎永忠劝贺长城做日本人的伪县长时,贺长城说:“永忠兄,你处处为我着想,我感谢你。可是做汉奸是要上县志的,会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秦桧到现在还跪在岳飞墓前,我是绝不会去做这个县长,你把保举撤回来,就说我身体不行,抽大烟,得了梅毒,你怎么说都行,就是别让我当他们的县长,就算你把以前的人情全还了。”这些对话把贺长城大义凛然地气节表现了出来。《长城传》中贺照久、贺亮、丁建国、黎东斌、梅清夷等人物的性格特点大都是通过人物对话表现的,尤其黎津的出场,让人感觉眼前一亮,在妫川第七届冰雪节新闻发布后,县委一些领导与记者们共进午餐,黎津的开朗、泼辣、敢作敢为通过她的语言表现得淋漓尽致。人物对话能使读者身临其境感受人物个性特点、人物思想、情感的起伏变化,有效推动了小说情节发展,制造了故事冲突,进一步吸引读者读下去。

在《长城传》中,可以说人物对话就是一种声音,读者可以根据人物声音辨别人物特点,这种声音其实也是一种可视听图案,当那些声音响起来,我们就会感到人物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通过一个个人物的声音,我们感受到他们的移动,他们的活着,他们的丰满圆润,他们的画面感、真实感、生动感、立体化,人物对话作家不仅仅塑造出具有很高辨识度的人物形象,也表现出绚丽多姿的时代生活画卷,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细节描写突出人物特点

细节描写是一部小说不可或缺的表现手法。通过细节呈现,读者可以敏锐捕捉到人物的心理、感受人物内心变化。

小说在写贺长城被警察局的人抓到拘留所后,通过一系列动作细节就描写出了麻子看守的贪婪,文中写“麻子看守双手捧起怀表,打开盖凑近煤油汽灯下看了看,又到耳朵边听了听,眼睛眯成一条缝,然后小心翼翼地合上盖,很自然地滑入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捧”“凑”“眯”“滑”这些动作细节活脱脱把人性丑陋的一面展示出来。再如写崔毅晓与孟翠芳结婚,晚上两人躺到被窝里,本来崔毅晓瞬间亢奋,但突然间就沮丧无力了,之后,作家描写孟翠芳一连串的细节动作:“翻”“贴”“提”“压”“画”,经过这些动作后,崔毅晓重新燃起雄风,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但是紧接着作家又写崔毅晓的抽泣和哀嚎,这代表着他同过去的决别,同曾经恋人梅亚男的决别,人性在这里表现的格外真实,人是需要不断向现实妥协的,有些妥协是无奈的、被迫的,有些又在被迫中掺杂了主动,这就是人生的复杂性。文本在此显得格外生动。它不单单是在描述一种野兽般的生理性冲动,而是借此表现复杂环境下的人生际遇,命运不是简单被自己拿捏的,在那个复杂年代,人物不得不作出痛苦决择。

列夫•托尔斯泰曾说:“我在生活中到处寻找细节,如果把我的作品比做编织好的生活的网,那么细节就是网中结点。”米开朗基罗说:“在艺术的境界里,细节就是上帝”。当然他针对的是美术艺术品,但就文学作品来说,也是如此。精准传神的细节描写渗透在人物、景物以及各个场景中,通过细节传神的表现,我们不费力地就能感到文本的主题思想。

当然细节描写也不是越多越好,作品中写到好几次婚礼,比如贺长城与黎惠淑的婚礼、黎永忠的婚礼、贺照永与姜慧云的婚礼、丁建国与沈薇的婚礼,除了黎永忠的婚礼写得较详突出了贺长城嫉恶如仇的特点,其它几次的婚礼就写的没那么细致、丰富,贺长城的婚礼更多突出了当地习俗,贺照永与姜慧云的婚礼只是一笔代过,只用来交待情节,在结构上起承上启下作用。可见作家在哪里该怎么写还是有细致斟酌和别有匠心的。文本叙述就像养一棵大树,多余的枝叶只是使大树具有更饱满的生命力。如何规划,体现出作家高屋建瓴的能力。

《长城传》可读性特别强,它没有冗长句式,没有枯燥乏味的描写,每一章节都有很强的生命力,事实上我在阅读整部著作时,没有焦虑感觉得要硬着头皮读下去,它的叙事节奏不急不缓,跟着作家的叙述能自然轻松地投入到文本中,并能深刻感受到在场性。我想这得益于作家虚实有致的描写,得益于作家情境化处理情节的功夫。作品有令人荡气回肠的地方,有令人心潮澎湃的细节,也有让人扼腕叹息的形象。社会的发展变迁、时代的图景、人性的复杂通过如此浩瀚的画卷表现得淋漓尽致,每一个人物都成为凝视百年历史的窗口。

乔雨书写的是家乡的故事,这意味着他对乡情有很深的了解,他对很多人物有很深的了解,有些事情虽不是在场经历,但可以听亲历人讲述,一本小说需要有这样可信的资料支撑,需要真实感,很显然,作为长城脚下的赤子,乔雨掌握了丰富的叙事资源,叙事凝练可信。而且作家具有文本叙述的可靠能力和自觉性,并有效把控了叙事节奏,构建了一个百年历史的广阔空间。

当然,好的小说需要虚构,而乔雨将真实与虚构结合得非常巧妙,使我们在阅读时,有时竟然忘记小说的虚构性,而跟着其中的人物一起悲欢。

俄国学者罗曼·雅各布森认为,文学是“对普遍言语所施加的有组织的暴力”。乔雨则有效展现了他经营故事的高超的有组织的暴力。

小说足够丰富,所以耐人回味!


编辑:陈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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