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元朝文化，首先想到的是杂剧，殊不知元朝的音乐也是很有成就的。从《元史·礼乐志》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窥见元代音乐之一斑。

在元代，每当有庆典、祭祀、迎送圣驾等活动，浩浩荡荡的仪仗队伍中，总有一只数百人的乐队。他们使用的乐器种类之多令人惊叹，光琴就有独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五种，鼓有晋鼓、树鼓、雷鼓、路鼓、杖鼓、札鼓、和鼓数种，吹奏乐器有笛、管、笙、籥、篪、箫，还有来自西域的弹拨乐器火不思……

如果以为元朝的乐队演奏的乐曲都是蒙古族的或者是西域的，那就错了。元朝的宫廷乐队始自成吉思汗时代。最初的乐工和音乐是西夏朝的，但后来就不是了。公元1234年，元朝灭掉金朝统一了北方。1239年，孔子的第五十一代孙孔元措来见元太宗窝阔台，建议收集散失的金朝礼乐档案、乐器以及演奏人员。窝阔台于是降旨：如有逃往各地的金朝礼乐旧人，可携带家眷赴山东找孔元措。一年以后，孔元措在燕京找到了原在金朝掌乐的许政、掌礼的王节以及九十二名乐工。孔元措将这些人带回曲阜，为元朝创作、排练登歌乐。十二年之后的1252年，宪宗皇帝蒙哥在青海湖东南的日月山行宫，召见了孔元措和他的乐队。五十余个乐工分别为皇帝演奏了钟、磬、笛、箫、篪、埙等乐器，然后又进行了合奏。可以想见，蒙哥皇帝对乐队的演奏水平是满意的。因为四天之后，蒙哥在这支乐队的伴奏之下举行了祭祀昊天上帝的仪式。

世祖忽必烈在没有登上皇位时就开始关注这支乐队了。中统元年春天他即位之后，便派人将这支乐队召至燕京。七月，登上皇位的忽必烈在燕京举行了祭祀祖先的大礼。大礼在乐队演奏的新作雅乐中进行，参与演奏和祭祀的礼官共一百四十九人。

中统五年（1264），太常寺官员奏称：遵照陛下的旨意，登歌、宫悬、乐舞都已完备，可以在各种祭祀庆典中演奏了，但是还没有名称。“自古帝王功成作乐，乐各有名”，黄帝的叫《咸池》《龙门》《大卷》，少昊的叫《大渊》，虞舜的叫《大韶》，夏禹的叫《大夏》……宋朝总名《大晟》，金朝总名《大和》，“我（元）朝也应有一个总名”。忽必烈在太常寺官员拟的名称中，选定了一个《大成》。取以《尚书》“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乐记》“王者功成作乐”和《诗经》“展也大成”之意。《大成乐》就这样诞生了。可见，元朝宫廷的乐曲，是在继承辽、金、宋的宫廷乐曲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不排除其中有来自其他民族的元素，比如元旦庆典中奏的《吉利牙》之曲，从名称看似是外来的。

演奏大成乐的乐工，计有四百多人。使用的乐器有编钟、编磬、方响，各种规格的钟、磬、鼓、铎、鉦、錞，还有笙、箫、籥、笛、篪、埙、羌笛等等，光各种琴就有二十七张、瑟十二张。有些乐器只见著于文字，已经失传了。如竹字头下面一个“秦”，《康熙字典》中都没有这个字。《元史》中说这种乐器“制如筝而七弦，有柱，用竹轧之”——好像是扬琴？还有“水盏”：“制以铜，凡十有二，击以铁箸”。这种演奏方法当代也有。

有乐，焉能无舞？在郊祀中，降神用《文舞》，终献用《武舞》。《文舞》又名《文器舞》，用一百三十人，手执籥、翟而舞。籥是一种吹管乐器，跳舞时拿的籥是木制的，并不能吹响。翟，木柄，上插雉尾，下坠流苏。梅兰芳在京剧《西施》里创作的《羽舞》，其源头说不定就是从这儿来的。《武舞》又名《武器舞》，用一百四十四人，分别手执木制彩绘的干（盾牌）、戚（斧），和金钲、金铙等。在元旦迎新的仪式中，不仅有音乐，同时也有歌舞。舞者有男有女，穿着特制的服装，戴着不同的面具，分别扮演着孔雀明王、龙王、金甲神、夜叉的角色，在音乐的伴奏中载歌载舞——这使我们想到了藏传佛教中的“打鬼”。给皇帝庆寿和朝会、祭祀，又有专门的仪式、乐曲和舞蹈。

有乐队，当然有指挥。负责指挥的是“乐长”，手执“麾”来指挥乐队。“麾”是红色的，“制以绛缯”，长七尺，“画升龙于上”。考虑到乐队有时要在凌晨光线昏暗的环境里演奏，于是专门配备了两名“乐正”负责掌灯。“以长竿置绛罗笼于其末，燃烛于中”，“夜暗，麾远难辨，举以作乐，偃以止乐”。小型的祭祀、庆典活动，指挥用“欢竹”——长二尺余，上系流苏香囊。

乐队里配备有乐师、运谱、协律郎等专门人员。乐长、乐正是行政领导。乐师、运谱是业务教练，“掌以乐敎工人”。协律郎负责“掌和律吕，以合阴阳之声”。至于演奏水平，不好猜测，但也不可以低估。

可以这样说，元代的音乐不仅继承了前代的成就，又有了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