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4-17 07:01
衡量中国经济学研究好坏的标准是“两个有用”:一个是对中国有用,另一个是对经济学有用。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转型期,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能置身事外。事实上,伟大的理论都来自对现实重大问题的回应。
斯密的《国富论》为被启蒙运动解放的人性找到了一个私利和公利相结合的出口,奠定了经济学的基础;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产生于对大萧条的思考,创造了宏观经济学;科斯的《企业的性质》来自他对福特式生产体系的观察,确立了交易成本在制度分析中的核心地位;等等。
中国经济学家要想发明新的理论,就必须深入中国现实,做对中国有用的研究。
《做对中国有用的研究》(姚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