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史称万隆会议，包括新中国在内29个国家参会。这是亚非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

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参会，中方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终成为“万隆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年轻的中国驻印尼使馆翻译黄书海现场亲历了万隆会议。70年过去，93岁的黄书海接受了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的专访。时过境迁，万隆会议的恢宏历史画卷和周总理在国际舞台代表新中国展现出的卓越外交风采和智慧，仍然深深印刻在他的脑海中……

看到飞机爆炸的消息，他的手都发抖

二战结束后，全球殖民体系快速分崩离析，亚非地区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20世纪50年代，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锡兰（今斯里兰卡）五国建立了松散的非正式国家集团。1954年4月，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根据总统苏加诺嘱托，首次提议在印尼召开由五国共同组织、亚非新独立国家参加的会议，得到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支持。1954年12月，五国政府正式决定于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举行亚非会议，邀请包括新中国在内的亚非国家参加。

黄书海是印尼华侨，1932出生于先达的他热心华侨事业，在1954年底进入中国驻印尼使馆工作。黄书海说，1954年，正在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明确表示中国愿意参加亚非会议。毛泽东主席也向来访的缅甸总理吴努表达了中国参会的意愿。1955年1月，中国正式收到了亚非会议的参会邀请。

亚非会议其他28个参会国中，新中国仅与其中6个国家建交，对尼泊尔、阿富汗等国的政治倾向几乎一无所知。黄书海说，为了做足参会的准备工作，周总理要求外交部认真研究28个参会国家的情况以及与新中国的关系。这些国家独立时间有先有后，政治制度也各不相同，但28个国家都曾经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榨和奴役，与中国有共同的遭遇。大家有共同的利益，没有根本的矛盾。

基于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判断，中国代表团确定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总方针：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创造条件，力求会议取得成功。

然而，会议召开前突发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让中国代表团险遭重创。原定搭载代表团的客机在印尼上空坠毁，先期前往印尼的8名中方工作人员和3名记者遇难。黄书海回忆，当时他不知道周总理已改变行程，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看到飞机爆炸的电文，他的手都发抖，领导听了也很紧张，又让黄书海重复念了好几遍。“会议还没开始，我们就付出了血的代价。”

4月16日，万隆会议开幕前两天，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乘坐另一架飞机“空中霸王号”在雅加达机场安全降落。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1955年4月18日，29个亚非国家的代表团在距印尼首都雅加达140多公里外的万隆召开亚非会议。

会议首日，中国代表团就遭遇挑战。一些国家的代表在西方煽动下，攻击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外交政策，会场气氛骤然紧张。原定会议中段发言的周总理当即决定将发言次序推后，将准备好的发言稿改为书面散发，现场进行即席补充发言。

第二天，周总理最后一个发言。黄书海说，他在现场看到总理缓步走上讲台，当时全场鸦雀无声，各国代表似乎都等着中国总理将以怎样的强硬言辞回击那些针对新中国的攻击。但台上周总理冷静地讲了两句话：“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这两段发言翻译出来之后，全场掌声雷动，整个会议的气氛都改变了。18分钟的发言结束，连前一天攻击中国的菲律宾外长罗慕洛都上前与周总理握手。

万隆会议最终一致通过《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提出了以中方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会议反映的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各国人民友谊的精神，被称为“万隆精神”。

万隆会议促进了亚非各国的团结和合作，鼓舞了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对亚非各国人民反帝、反殖斗争的发展和团结的加强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代表团的成功参会也为新中国打开了新的外交局面，促进了新中国与广大亚非国家的团结。“万隆会议对冷战格局带来很大冲击，让国际社会听到了发展中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声音。”黄书海说。

国际形势动荡，“万隆精神”具有现实意义

万隆会议期间，黄书海负责收集国际媒体舆情。每天夜里，代表团年轻的工作人员都要负责巡逻，严防意外发生。黄书海注意到，即使第二天有重要活动，周总理房间里的灯仍然一直开到凌晨两三点。乘车出行时，黄书海原本应该坐专供翻译乘坐的车辆，但周总理总是让他和自己坐一辆车，以便随时沟通情况。

黄书海回忆，周总理工作时每天都吃着简单的饭菜，胡子要刮两次，以确保刮干净。“总理对我们的教育很深，外交无小事。我们外交队伍就是没有穿军装的解放军。”

周总理的外交智慧体现在细节里。会议期间，针对部分国家对“和平共处”（peaceful coexistence）一词的意识形态偏见，总理灵活引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表述（live together in peace），化解了分歧。

会议期间，周总理还与印尼就华侨双重国籍问题达成协议，成为另一大成果。在黄书海参与翻译的深夜会谈中，总理明确了“自愿选籍”原则，这不仅解决了影响双边关系的历史遗留问题，更展现了中国不干涉内政的诚意。“华人”的称呼自此开始出现。

1963年，黄书海从驻印尼使馆调回国内。次年，他被评为外交部印尼文甲级翻译。翻译生涯中，黄书海多次为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他的客厅里一直摆放着为印尼国父苏加诺与中国领导人翻译珍贵照片。

70年后回望万隆，93岁高龄的黄书海感慨，万隆会议的意义早已超越时代，它首次让亚非国家以“主人”的身份登上国际舞台，推动全球殖民体系瓦解；中方在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求同存异”思想，至今仍能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重要参考。

“现在美国搞霸凌主义、贸易战，而万隆精神‘尊重主权、平等合作’的理念，正是破解乱局的关键。”黄书海特别提到，法国、美国学者近年重提万隆会议，肯定其“非西方集体发声”的价值，“国际形势动荡，更需要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而不是由少数国家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