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死因，自古以来众说纷纭。近读童洪锡先生《法解文史——文史作品中法律纵横谈》（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一书，感觉或可再添一说：屈原是为法制事业而献身的改革家。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意思是，楚怀王让屈原修订法令，上官大夫要将屈原拟定的法令草案占为己有，屈原不同意，上官大夫就对楚怀王说，你让屈原修订法令，屈原到处炫耀，弄得尽人皆知。每当一个法令颁布，屈原就把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楚怀王听了当然生气。上官大夫的谗言起了作用，楚怀王由此对屈原产生了反感、戒备之心，冷落直至将其流放，最后导致屈原自杀。

《楚辞讲座》，汤炳正著，汤序波、汤文瑞整理，北京出版社出版

　　由此可知，屈原的死因是上官大夫为争夺屈原的立法权、立法成果，然后到楚怀王那里诽谤屈原，导致怀王怨恨、流放屈原，屈原忧愤自杀。

　　那么，屈原所立法令的内容是什么呢？汤炳正先生《楚辞讲座》一书（北京出版社出版）作了如下内容的梳理。

　　第一，励耕战。屈原在《九章·惜往日》里回忆与楚怀王合作时的情况写道：“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这正是从“励耕”“励战”角度来说的。值得注意的是，屈原说“国富强而法立”，是强调用“法”来确立这种“励耕战”政策的。这可以使我们体会到屈原所草“宪令”是一定有“国富强”“励耕战”的条文精神的。

　　第二，举贤能。《离骚》里说：“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在《离骚》和屈原其他作品中，“举贤授能”这方面的句子还有很多。《管子·君臣下》里说道：“布法出宪，而贤人列士尽功能于上矣。”意思是，颁布了法律宪令，贤才能人就都来为国君效力了。可见《管子》明确说出了“举贤能”并写进当时法令之中的，那么，屈原“举贤授能”的诗句，自然是他所草“宪令”中这方面内容的流露。

　　第三，反雍蔽。什么叫“雍蔽”？在周秦诸子中的解释是，在上下、君臣之间，有一个东西壅塞隔开，使下情不能上达，君臣不能沟通。这大致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有坏人或者有不好的制度，使下情不能上达，二是上面的政策法律不能贯彻下去，中间有人搁着，有阻塞。纵观历史，这种“雍蔽”现象往往是因为朝廷中有坏人、有奸臣在有意识地干坏事。所以屈原在《九章·惜往日》中指出：“独障雍而蔽隐兮，使贞臣为无由”，“谅聪不明而蔽壅兮，使谗谀而日得”等。即是说楚怀王被朝中坏人雍蔽，不明是非。所以那谄谀的小人越来越得志，青云直上，越来越得势。因此，屈原的政治主张不能上达于君，受到阻碍和破坏。“反雍蔽”在周秦古书中是多次出现的内容。《管子》中多次讲“反雍蔽”，《战国策》里所说“郭偃之法”也有“反雍蔽”的内容。

　　第四，禁朋党。屈原在《离骚》中有“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等诗句，尖锐地揭露了党人朋比为奸的本性。《离骚》里还揭露了这批党人竞进贪婪，“冯不厌乎求索”，渔利百姓，聚敛财富，作恶多端的本性。对楚国这批贵族的本性，《国语·楚语》《战国策》都有揭露。管子、商鞅、吴起、韩非等人对朋党狼狈为奸、危害国家的行为都进行了大胆揭露，屈原禁朋党思想与他们是相通的。屈原的前辈吴起变法，即明文规定“禁朋党以励百姓”。

　　第五，明赏罚。屈原在《九章·惜诵》中说：“忠何罪以遇罚兮，亦非余心之所志。”意思是，我忠心耿耿为何遭罪呢？这是我想不通的事情。《哀郢》中又说：“信非无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惜往日》里也说：“何贞臣之无罪兮，被离谤而见尤。”总之，屈原是坚决反对赏罚不明的。在先秦革新政治家的著作中，都反复强调“明赏罚”这一问题，并将它以成文法的形式在“宪令”中体现出来。《韩非子》里说：“宪令行之时，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所以屈原在自己起草的《宪令》中应会写上“明赏罚”的内容。

　　第六，变民俗。《离骚》中有“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固时俗之从流兮，又孰能无变化”“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等诗句，屈原这里所说的“世俗”，固然是指怀王左右的谗佞之臣而言，但作为革新政治家来说，它所谓的“世俗”，当然也包括上行下效而形成的社会风气在内。屈原改变“民俗”的思想，也应当是他所写“宪令”的内容之一。战国时的不少改革家皆重视“一民俗”，如商鞅“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吴起“损不急及之官，塞私门之情，一楚国之俗”。《离骚》中那些对世俗的反感，是屈原政治上“变民俗”“一民俗”的思想流露。

　　屈原虽然没有留下“宪令”的基本内容，却留下了《离骚》《九章》等诗篇，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些诗篇出发，结合先秦诸子的论述，去探讨其“宪令”的基本内容，大致勾勒出它的轮廓。

　　汤炳正前辈以他对屈原精深而渊博的研究，给我们展示了屈原一个变法改革的政治家形象，使我们不再停留在他仅仅是一个诗人的认识上。童洪锡先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但仍未引起法史研究者的重视。因此，笔者草成此文，再作呼吁。

　　（作者为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