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之路——张洪林文集》即将付梓之际，作者希望我给文集写个序，并发来了这部文集的目录。我发现这本文集容量很大，分量也很重，包括了他的人生经历、学术造诣、研究成果及其社会影响等等，可谓是他七十多年来大部经历的记录。这部文集的序言，我觉得应请知名度高的专家学者，或是地位较高的领导者，或是作者尊敬的长辈来写才是。而我，不过是他众多朋友中的一个，我来写序言，只恐辱没或是矮化了这部巨著。但作者言辞恳切，说何祚庥先生已经答应为文集写序了，“真心希望”我也能“随意说几句”。
张洪林长我两岁，我一直称之为兄；且相交三十余年，堪称莫逆。命我写篇文字，我不能推辞。就为这“随意说几句”，我在脑海里翻腾了两三天。几番思考之后，决定写写和张洪林认识的经过，聊以塞责。
结识张洪林是在1989年秋天。当时，我是北京日报的一名编辑，负责每周六的第二版：《周末》。这个版以社会新闻、文化新闻为主。承蒙总编辑的信任，给了我这个版的组稿权。
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的气功热一浪高过一浪。公园里到处是练功的人群，如醉如痴。大体育馆一场接一场举办气功讲座，入场券几十元，场场爆满。一边是气功师疯狂敛财，一边是精神病医院患者增加。面对这种社会现象，我和我的一些同事不禁忧心忡忡。
1989年夏天，同事张风告诉我：一名十九岁的少女，跟一个河南来的气功师“山泉公”练功“辟谷”，最后饿死了。我闻讯后立刻去采访，写出了报道《气功师“山泉公”骗人害命，十九岁少女活活饿死》，发表在当年10月14日的北京日报周末版上。报道说，至少还有三位糖尿病女患者，跟“山泉公”练功避食而死。
我们借这件事展开了连续报道。
10月21日，记者钟卫宁报道：《专家认为：避食功缺乏科学根据》。告知读者，练功避食不吃饭，必将造成生理功能紊乱、免疫力下降，严重会危及生命。我在编者按中说：“仍有一些人相信‘山泉公’、在练他的‘避食功’。我们劝这些人以自己身体为重，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冒险了！”
同日还有记者孙瑛的报道：《清华大学科研处负责人说：一些“科研成果”未经鉴定与学校无关》。这篇不足千字的稿子不啻捅了马蜂窝，因为所谓“清华大学一项科研试验证明了外气的存在”，已经成为无数人相信伪气功的“科学依据”。
来自气功大师和他们团队的反应是异常激烈的。他们把一大摞复印材料送到了我们顶头上司的桌上。我本人也收到了许多谴责、詈骂的来电来信，还有不少练功的人找上门来兴师问罪。把“山泉公”弄到北京来的那些人扬言，要“砸烂记者的狗头”！还有个大人物说：人不吃饭七天就饿死了，一个女孩辟谷将近一个月才死，说明气功还是有效的嘛！
我意识到，这几篇报道无异杯水车薪。我们需要更权威的科学家，需要更有力的理论武器。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信息：中国中医研究院气功研究室的张洪林，已然发现了“外气”治病的实质。我赶忙请记者杨立君和摄影师刘凯旋去采访。
1989年11月4日，记者杨立君采写的一千六百余字的《中国中医研究院气功研究室负责人张洪林认为：“外气”治病是一种暗示疗法》见报了，同时还有张洪林用暗示疗法为患者治病的照片。报道说：
气功师能不能发出“外气”？如果能的话，这种“外气”究竟能否在别人身上起作用而达到治疗的目的？带着这个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国中医研究院气功研究室负责人张洪林。
在介绍了张洪林所做的研究和实验之后，报道说：张洪林认为，外气效应是心理暗示引起的。临床心理学实验证明，心理暗示具有惊人的作用。正确运用这一心理学规律，就可以将‘外气’治疗纳入科学轨道。反之，如果将其神秘化、宗教化，则势必背离科学而成为现代迷信。
这篇报道，或者应该说是张洪林的这一论断，在当时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因为它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外气”的物质性，也颠覆了所谓“气功师在两千公里外发功使物质分子发生变化”的真实性——而这一所谓“科研成果”，是得到了国家科学界顶尖级权威人士认可的！“心理暗示”说一出，张洪林所面对的激烈反应，不仅仅来自那些男男女女形形色色的伪气功师，更有政界、军界、教育界、科学界一大批狂热的伪气功信奉者和支持者。就连我这个小编辑，都感受到了巨大压力。不用说，张洪林所遇到的压力甚至威胁就更大了。
然而也正是这篇报道，使我结识了张洪林。从此，我们成了一个战壕的战友，也开始了我和他时至今日、长达三十余年的交往。
也就是在这篇报道之后，一批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慕名来到中医研究院，聚集到张洪林的周围，不定期地举行座谈会。大家成了朋友，并从张洪林这里获得反对伪气功、伪科学的信息和报道线索，在这里策划揭露伪气功、伪科学的报道和活动。
对气功，我并不十分陌生。“文革”前上中学的时候，见有位老师拿着一本介绍气功的小册子，说练气功可以治病。担任周末班编辑之初，对刚兴起的气功热也好奇过，还采访过一位据说用练气功获得“特异功能”、可以预知未来的画家。也正是这位画家，从反面教育了我：所谓“预知未来”纯粹是瞎蒙，没有一点准确性。很快，我不再相信伪气功的“神奇”了。我逐步认识到，伪气功实际上是一种巫术；气功师用发功治病、迷惑群众，发展下去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在我主持的版面上，拒绝给伪气功师作正面宣传。一个老记者拿来一篇稿子，说一位气功大师能用气功给人拔牙。我说：“这稿子谁爱发谁发，我不发。”又一位老记者，拿着一篇专访某离休老领导肯定气功的稿子要我刊登，我逐字逐句地编辑了这条稿子，使其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又请画家穆永瑞画了一幅漫画《仙气》，制得很大发在稿子旁边。画面上，一个丑老太婆拿着鸡毛掸子掸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气功讲座，主讲人三仙姑，票价10元。”三仙姑，是《小二黑结婚》里小琴的母亲，是个跳大神的巫婆。报纸出来以后，那位老记者不满地说：“小宗啊，那幅漫画太丑了！”我暗自发笑，因为我就是想告诉读者：那些气功大师其实就是改头换面的巫师；所谓气功讲座，就是为了骗钱。（见北京日报1988年9月3日第二版。）
认识了张洪林以后，使我对气功发展历史有了全面了解。在张洪林这里，我了解到了当时气功界的全貌，知道了那些为证明“外气”存在、并能“杀灭癌细胞”“抑制细菌繁殖”的所谓“科学实验”。通过张洪林的介绍，我接触和采访到了医学界、科技界一些反对伪气功和伪科学的人士。
尽管张洪林的研究成果是符合科学精神的，结论是正确的，是对社会、对人民有益的，但并没有被大多数人所认可和接受。记者写的揭露气功师骗局和恶行的内部资料，很快就能传递到被揭露者的手里。甚至还有记者因此吃官司、遭报复的事件。
伪气功、伪科学在宗教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渗透越来越深，痴迷者越来越众，终于演变成了邪教组织。返回头再看北京日报10年前的那篇报道，张洪林的警告不幸言中：气功热不仅仅宗教化了，而且已经演变发展成蒙蔽了一二百万之众的邪教组织了。
我凭着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写了一篇长达六千字的《气功热该降温了》。这篇文章全面介绍了气功的起源及其发展，介绍了练气功不当可能给人造成的伤害，并用较多的篇幅介绍了张洪林对气功原理的定义、他所做的一些科学实验和推翻一些虚假“科研成果”的经过，还有他用暗示疗法临床治愈患者的病例。文章说，伪气功的要害是有神论，是唯心主义的超自然崇拜；不正确地练气功，会导致精神失常。文章结尾说道：“气功热该降温了。气功应该回到它本来的位置上去。”这篇文章中的许多观点和材料来自张洪林。它实际上是我和张洪林交往、合作了十年的产物。1999年8月9日，这篇稿子在北京日报上见报了。
不久，北京市成立反邪教协会，要北京日报出一名理事。北京日报社社长满运来同志说：“让宗春启去。”反邪教协会成立那天，在会场上，我和张洪林相遇了，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之后，我的工作岗位变化，兴趣也发生了转移，而张洪林依然战斗在反邪教斗争的前沿阵地上。这让我敬佩不已。在我的心目中，张洪林是一个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反邪教斗士。
我和张洪林之间的交往、故事还有很多。当我在采访中遇到医学方面的疑问时，我总是首先想到打电话向他咨询。他不仅是我的兄长、朋友，还是我医学方面的导师和顾问。我生病，他帮我寻医问药；见我发胖，他建议我锻炼减肥……由于篇幅关系，这些就不一一叙述了。洪林兄要我“随意说几句”，可一打开记忆的阀门就收不住，说了这么多。这本文集里记录着许多真实的历史和生动的故事，希望不要让我这篇东西耽误了读者的阅读。
最后，向洪林兄这本文集的问世表示由衷的祝贺！（此文写于2022年6月）
这张照片拍摄于2024年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