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底尽头：穆旦传》易彬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穆旦参加中国抗战远征军时的戎装留影

1949年12月23日穆旦夫妇结婚照

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诗人的诗就是他最好的传记，因为诗作的背后必然站立着一个诗人的形象。就诗人穆旦而言，今年竟有两部传记问世，包括译林出版社推出的《穆旦传：新生的野力》、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幻想底尽头：穆旦传》，在穆旦研究史上可谓盛事。

穆旦的传记曾经长期处于一片空白，加之穆旦本人很少写自传类文章，其生平经历有诸多晦暗不明之处。《幻想底尽头：穆旦传》的作者易彬长期专注于穆旦研究，也吸收了这些年来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传记中引用了大量信件、日记、采访、档案和老报刊文章，以夹叙夹议的方式，完整讲述了穆旦的一生，重塑一位诗人的独特形象，也呈现出一位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心灵史。

“野人山”带来的内在转变

诗人穆旦本名查良铮，在二十多岁的年纪即展现出非凡的诗歌创作天赋。在上世纪40年代，穆旦就写出了一批如今已被视为经典的诗篇，其同学和同道如王佐良、周珏良、袁可嘉等人也对穆旦做出了最早的诗歌评论。但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穆旦主要以查良铮的本名从事翻译，诗歌创作一度中断，诗人身份长期湮没无闻。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穆旦被重新发掘出来，相关研究逐渐升温，上世纪90年代中期更是被一些批评家列为“20世纪中国新诗第一人”，虽然这一认证有争议，但其经典地位也逐渐得以确立。

在穆旦青年时期的经历中，参加中国抗战远征军无疑极其重要，堪称人生一个转折点。1942年3月，从西南联大毕业留校任教不久的穆旦，放弃了教席，参加中国远征军，在杜聿明部任随军翻译，出征缅甸抗日战场。同年，由于杜聿明决策失误，远征军在撤退时选择穿越缅甸野人山原始森林无人区，遭遇洪水、疫病、绝粮等灾难性的袭击，部队如同陷入人间地狱，损失极其惨重。穆旦历经九死一生，侥幸得以生还。这段经历，王佐良在评论文章中提起过，穆旦本人对此似乎沉默少言，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只知其作有《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一诗，以纪念那些在野人山倒下的战友们。

而近年的研究者搜集到了新的史料。原来穆旦1943年在报刊上连载过一篇长文《苦难的历程——遥寄生者和纪念死者》，较为详细地记叙了那段地狱似的苦难经历。穆旦在上世纪50年代写的交代材料，如《历史思想自传》《我的历史问题的交代》，近年也意外流入民间市场。借助这些新发现的史料，易彬对穆旦部分诗作进行了新的解读，认为穆旦的“野人山经历”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绞刑架经历”有相通之处，穆旦从死亡线上活了下来，但也“从此变了一个人”，获得了新的看世界的眼光，不再是此前“雪莱式的浪漫派”，而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对控制自身命运的外在强力有了深刻感知，对个体命运进行强烈审视。

“小职员”盖过诗人身份

穆旦历经残酷战争幸存归来后，从1943年到1949年出国前这段经历，也曾经长期是一个盲区，相关史料并不多，仅靠一些零碎史料、友人回忆来拼成相对完整的图景。据易彬分析，到1945年年底为止，穆旦还只能说是一位文化身份微渺、诗名微薄的诗人，主要是作为一个小职员奔波于西南地区谋生。1945年年底至1947年，穆旦离开西南地区北上，并在沈阳创办《新报》，但报纸仅存活两年就被查封。这段报人经历，也让穆旦作为文化人的影响逐渐扩大。但办报遭遇挫折后，穆旦又辗转奔波于沪宁线谋生，更多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小职员”，屡屡失业，屡屡求职碰壁。

正因为穆旦未能成为一名文化潮流中人，诗名未能得到稳固，缺少足够的文化话语权，也导致他的人生经历缺少记录，他写的一批散文、报章评论，长期湮没于故纸堆中，没有得到重视。若是没有近年来研究者大海捞针式的打捞，恐怕至今无人知晓。

以穆旦出国留学为界，在其前半生诗歌创作中，情诗或涉及情感背景的诗作，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诗八章》更是成为中国现代情诗中的经典之作。在《幻想底尽头：穆旦传》一书中，易彬以单独一章来梳理穆旦的感情纠葛和情诗创作，材料印证和评判尺度把握得当，没有随意猜测渲染，而是有一分依据说一分话。

穆旦的情感经历颇为曲折，其性格内敛，内在情绪热烈，屡屡爱而不得、爱而无望。但除了对极个别的亲密友人如萧珊、杨苡之外，他极少诉说自己的情感史，因此也给后来研究者留下猜测的空间。穆旦曾被初恋女友万卫芳抛弃，后与曾淑昭相恋而未成正果，最终和周与良结为眷属。

未来成为迷人的“黑暗”

1953年初，穆旦、周与良夫妇几经辗转，从美国留学归来。从归国直到1977年初猝然病逝，这一段可看作是穆旦的后半生。《幻想底尽头：穆旦传》有将近一半的篇幅讲述穆旦坎坷的后半生，读来令人唏嘘不已。穆旦归来后，在南开大学任教，并积极翻译、出版苏俄文学著作，成绩斐然。但不久后即卷入“外文系事件”，后又被错误打成“历史反革命”，长期遭受不公待遇，直至1979年底获得平反。易彬在传记中，引用了不同方面的材料，详尽还原了诗人在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经历。

纵观穆旦生平，不管是从军经历九死一生，退伍后艰辛求职，还是后来的不公遭遇，他都身不由己卷入各个历史时期的漩涡中，成为被历史俘虏的渺小个体。穆旦无疑是一位爱国诗人，从早年满腔的炽烈、愤激，到晚年时“我已走到幻想底尽头”，发出人生最后的哀音，始终承受着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折磨，并没有得到解脱。然而，穆旦并非只是作为一个“历史的人质”而放弃自身的主动作为，个体没有被时代的洪流压倒，即便在噩梦似的漫长年月里，他仍然在坚持自己的工作，翻译普希金、雪莱、拜伦、丘特切夫等人的诗歌，以及瞒着家人偷偷写诗，为中国新诗传统输入养分。

穆旦很不幸，在“新时期”来临前夕去世，时年59岁。易彬提出，学界曾经把晚年穆旦归为新时期复出的“归来者”，并不符合实际。易彬的判断非常准确。穆旦最终停留在“过去和未来的两大黑暗间”，他并没有机会走近未来，未来对他而言永远是迷人的“黑暗”。

晚年的穆旦翻译过奥登的一首名诗《悼念叶芝》，其中有这样的诗句：“靠耕耘一片诗田/把诅咒变为葡萄园，/在苦难的欢腾中，/歌唱着人的不成功。/从心灵的一片沙漠/让治疗的泉水喷射，/在他的岁月的监狱里/教给自由人如何赞誉。”奥登写的是叶芝一生的遭遇和勤奋的工作，认为诗歌既不能使任何事发生，同时它又是心灵的沙漠中喷射出的治疗的泉水。作为叶芝和奥登的中国私淑弟子，这同样也适用于穆旦，诗人承受过历史苦难经验的击打，陷身于岁月的监狱，毕生耕耘着诗歌，把诅咒变成了葡萄园。

（作者系诗人、作家、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