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兹宗周物，郑重等球箓（音如录）。何取轻诋諆（音如七，意为欺骗），鲁赝同垢黩。”

这是清末名臣潘祖荫《大盂鼎歌》中的句子，意思是大盂鼎代表了伟大的西周文化正统，像球箓（球指美玉，箓指符命）般重要，谁敢轻视并诋毁它，亵渎它为赝品？

潘祖荫在诗中骂的是他自己，他曾“轻诋諆”大盂鼎，张之洞、吴大澂（著名学者、民族英雄）亦视之为赝品，好在学者陈介祺一口咬定：“（大盂鼎）真三千年来之至宝，成康（指周成王、周康王）以后之人，恐即不得见，况秦汉乎，况宋之后乎！今人何如是之幸，斯器又何为而出，殆天之为矣！”可潘祖荫仍半信半疑，勉强接受了大盂鼎。

大盂鼎出土于19世纪40年代，目前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它与毛公鼎、大克鼎并称晚清“海内三宝”（一说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散氏盘并称“晚清四大瑰宝”）。陈梦家先生认为：“所见铜器中的重器，此鼎为第一瑰宝。铭文之长虽不及毛公鼎，但内容更为重要而形制厚重雄伟。此器重量不及殷代的司母戊方鼎和大克鼎，而制作精于后者。制作、铭文和体量又都超过虢季子白盘。”

大盂鼎被收藏后，潘祖荫立下“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规矩，三代后人不懈努力，终于保持其完璧。1951年，潘祖荫的后人潘达于将其捐给国家。与大盂鼎同时出土的小盂鼎则下落不明，仅余拓片，或已毁于战火。

2002年，大盂鼎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三千买入七百卖

大盂鼎出土于何时何地，仍有争议。

据学者李伟涛钩沉，大盂鼎最早拓片见于“道光庚子辛丑间”（1840—1841年），出土时间应早于此。学界一般认为出土地在陕西省岐山县礼村，公元前12世纪末至11世纪初，周人首领古公亶（音如胆）父率族人在此建都，即周原，《史记》称：“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

公元前1136年左右，周人将都城迁至东南170公里外的沣邑（今属陕西省西安市），西周末年，周原被犬戎毁坏，但这里常有古青铜器出土。

吴大澂在《愙（同恪）斋集古录》记：“是鼎（指大盂鼎）于道光初年出郿县（今属陕西省宝鸡市，古称郿坞）礼村沟岸中，为岐山令周雨樵（即周赓胜）所得，旋归岐山宋氏。同治间项城袁筱坞侍郎（即袁保恒）以七百金购得，今归吾乡潘文勤公（即潘祖荫）。”

当代学者指出，吴大澂所记地址、过程均误。大盂鼎初期被当地富豪宋兆奎购入，他死后，其子宋兑成持有，县官周赓胜强占大盂鼎。1850年，宋兑成的儿子宋金玺进京科举，在琉璃厂意外看到大盂鼎，以3000两白银购得，带回老家。此时周赓胜已被罢官。

在这次科举中，宋金玺中了二甲第54名，传说咸丰皇帝不喜其名，御笔改成宋金鉴，袁保恒（袁世凯的叔父）则是二甲第16名。

宋金鉴当官不满10年，调任贵州某地知府时，他选择辞官回乡，正赶上1862年爆发的西北叛乱，宋金鉴第二年便去世了，年仅42岁，宋家衰败。1874年，袁保恒至陕西任官，用700两白银从宋金鉴后人手中买到了大盂鼎。

天下无第二家

袁保恒买入大盂鼎，是想讨好左宗棠。左宗棠时任陕甘总督，调袁负责西征粮务，速升至从二品。

左宗棠清廉，任两江总督时，养廉银每月超1万两，全家早餐却只有蒸红薯和煮蚕豆，小孩仅能分到半个红薯。没想到，左宗棠回信称，愿付700两买下大盂鼎，送恩人潘祖荫。

潘祖荫出自潘氏家族，祖上是盐商，爷爷潘世恩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中状元，座师纪晓岚被乾隆斥为“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常劝潘世恩低调。

学者张淑贤钩沉，潘世恩下朝后，从不与家人谈及政事，“退直后焚香默坐，时手一编以自娱，从无一语及内廷事。”任主考官时，选出了李鸿章、沈桂芬、郭嵩焘等，曾保举林则徐、冯桂芬。咸丰帝称潘世恩“服官五十余年，小心谨慎，克称厥职”。

潘氏家族分“富潘”和“贵潘”两支（潘祖荫属“贵潘”），潘氏子弟进退从容，任官者颇多，时人称“天下无第二家”。潘祖荫于咸丰二年（1852年）中探花，当官后，坚持“守口如瓶，防意如城”的祖训，但常仗义执言。

张淑贤说：“咸丰帝巡幸木兰，奕訢监国，潘祖荫担心奕訢篡权引发朝堂震荡，三次上疏阻拦咸丰帝。同治朝，慈禧罢免奕訢军机大臣之职，潘祖荫为稳固大局，联名上奏保举奕訢。”

左宗棠遭弹劾时，潘祖荫三次上疏保荐左宗棠，奏折中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传颂一时。左宗棠说，自己与潘祖荫素无往来，没想到得此帮助，得以摆脱“罪且不测”的困境。

左宗棠敬重潘祖荫，欲赠以大盂鼎。

左宗棠拍到了马蹄上

出乎左宗棠意料，潘祖荫并不买账，他觉得大盂鼎是伪造的。

潘祖荫“幼好学，涉猎百家。尤喜搜罗善本书、金石碑版之属”，时人称“图书金石之富，甲于吴下”。潘祖荫还擅长鼻烟壶鉴别，杨度之弟杨钧说：世上没有潘祖荫，就没有真正懂鼻烟壶的了。

潘祖荫不看好大盂鼎，一是铭文字体颇异，二是所见拓本质量均差。学者陆德富在《潘祖荫对大盂鼎态度的转变》一文中指出，潘氏每得一器，即与同好切磋，常往来的有张之洞、吴大澂等，他们都不看好大盂鼎。张之洞认为铭文中“受天有大命”“嗣又作邦”“汝妹辰”等词语不通；开头只记“惟九月”而不系日辰；铭文字体“涣散径直”；“玟”“珷”等字写法无理……

吴大澂借去陕西监考之机，亲见大盂鼎，仍认为：“盂鼎铸款甚深，而缺笔半字处并非土锈，或系铸范不足，殊不可解。”即铭文刻得深，却有缺笔。

左宗棠写信给袁保恒：“盂鼎拓本细玩，定非赝作，伯寅侍郎（潘祖荫）疑为不类，亦因其后互有出入，而神锋微露隽异，与古画别耳……盂鼎既不为伯寅所赏，未宜强之，盍留之关中书院，以俟后人鉴别。其价则弟任之可也。”

只有陈介祺坚信大盂鼎为真，因他看到过大盂鼎的精拓本。陈介祺曾与潘祖荫的父亲潘曾绶定交，与陈介祺书信往来中，潘祖荫自称“侄”，但心里对陈介祺的鉴赏水平不以为然，曾对吴大澂说，陈介祺收藏的三件古钟都是赝品。

张之洞撰文称陈介祺收藏的毛公鼎是赝品时，潘祖荫竟称：“痛快之至，竟无以易之也。”

天下三宝得其二

潘祖荫很快又变卦了，多次写信催左宗棠送大盂鼎到北京。

陆德富猜测，可能是担心被陈介祺买走，当时潘祖荫仅收藏几十件古铜器，无法匹敌，陈已藏毛公鼎，再得大盂鼎，自己将再也无法追上。决心收下大盂鼎后，潘祖荫对吴大澂说：“陈寿卿（即陈介祺）心醉于此，为之魂飞魄散矣。”

1875年初，潘祖荫终于等到大盂鼎，确认是真品，他写信给陈介祺：“盂鼎廿七日到，尚须洗拭泥土，细审款识，的是铸款，竟体无斑，色黝然，花纹镂深而且工，知非伪为也，重三百余斤。”这才明白，为什么拓本中有缺笔，因以往拓印者太多，将表面磨平了，即“从前拓本在外者已无数，故其受拓处已光而亮，模糊处已平，不可剔矣，可恨也”。

18年后，潘祖荫又得大克鼎，特请人刻“天下三宝有其两”印章，炫耀“海内三宝”已得其二（大盂鼎、大克鼎）。

1890年，61岁的潘祖荫病逝，因无嗣，遗产由比他小40岁的弟弟潘祖年继承。

潘祖荫家中曾藏宋版书140余部，到潘祖年时，大量藏品被盗，为免再遭损失，潘祖年将文物运回故乡苏州，不再对外展示。学者吕友者称：“潘祖年对‘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家规把持极严，甚至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世人皆传‘潘家有宝’，却无人能一睹真容。潘祖荫的故交王懿荣、吴大澂等人，对潘家藏品其实非常熟悉。但是到了潘祖年这里，哪怕仅仅是借金文拓本一阅，也不能如愿。”

直隶总督端方也是大收藏家，一度觊觎潘家所藏双鼎，威逼潘家出让，潘祖年称已被盗走，不知所踪。

见证了历史转型

学者们重视大盂鼎，因它承载了太多历史信息。

比如西周是不是奴隶社会？大盂鼎铭文记，周天子赏赐1050“人鬲”，郭沫若先生认为“人鬲”是奴隶——鬲即锅，常烧则黑，似被晒黑的农奴，故以鬲称奴隶。可鬲亦分铜鬲、瓦鬲，贵族用铜鬲，平民用瓦鬲，难道都是奴隶？

学者杨振之认为，此论先有观念后找证据，则金文中提到的人鬲、庶人、驭、邦司、夷司、王臣等都成了奴隶，似乎周朝处处都是奴隶。

鬲因常被使用、被交易，含义渐变成“人”。学者陈汉平将金文与《周官》比对，明确提出驭、史、臣、小臣等是官员。既然鬲是人，则“人鬲”应指一群人，是一个个宗法家庭构成的宗族。

换言之，周天子赏赐土地和平民给盂，但盂只有收税权，无“人鬲”和土地的所有权，那些权力归天子独享。杨振之认为，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显然不是奴隶社会，它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社会制度——宗法制社会。

西周确有大量奴隶，来自罪犯和战争俘虏，而非“鬲”。

学者李朝远指出，大盂鼎刻意神化周文王，称他“匍有四方”，其实只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说他“受（授）民受（授）疆土”，但分封从周武王开始；说他受天命，但周文王没当过天子……凡此种种，都是通过把周文王改写成神，来为社会制度变革（从殷商的奴隶制，转向周的宗法制）服务。

周文王被神化，因“德正”，大盂鼎见证了从“神说了算”到“德说了算”的历史转型，由此延伸成传承数千年的、独特的传统。

半百重聚为一人

1925年正月，潘祖年突然去世。潘祖年两子早逝、两女嫁人，只好过继潘世恩的孙子潘承镜为嗣。1923年，丁达于嫁给潘承镜，改名为潘达于。婚后3个月，潘承镜故去，未留子女，后过继一子一女。

据学者吕伟涛钩沉，1937年，“潘达于请来家中两个信得过的木匠长工，做了一只大木箱，并撬开一间屋子地面正中的方砖，挖出一个约2米深的大坑，将木箱安于坑内，再将大盂鼎、大克鼎以及多件小型青铜器放入木箱内。随后填进泥土、整平后铺上方砖，于其上堆家具杂物”。为保安全，潘达于“始终在场监督，再没有旁人参加”。

苏州沦陷后，日军最多时一日七次登门翻找。1944年，“木箱已在地下埋藏7年，木料腐烂，旧宅地面突然塌陷”。潘达于找人挖出大鼎，藏在家中，竟又保存了7年。

1951年，潘达于给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写信：“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借以膺先人津逮（到达）来学之初衷。”

政府奖给潘达于两千万元（旧币，相当于新币2000元），抗美援朝时，她将其全数捐出。此后，潘达于又捐赠文物近500件。

1959年，大盂鼎来到北京，成今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2004年2月28日，为祝潘达于老人百岁生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联手举办特展，将大盂鼎送回上海，在阔别近半个世纪后，与大克鼎相聚。2007年8月，103岁的潘达于老人仙逝。（责任编辑：沈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