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公布。它们是： 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浙江仙居下汤遗址、甘肃临洮寺洼遗址、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乔云飞表示，入选的项目，是过去一年田野考古工作的突出代表，涵盖了人类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夏商周考古、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佛教考古等多个领域，进一步实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

为东亚现代人由来提供全新证据

东亚现代人的由来是当今学术界与公众聚焦的热点问题。经过系统调查与科学发掘研究的四川濛溪河遗址群，为揭开这个长期论争的谜底提供了全新证据。

濛溪河遗址群分布在四川省资阳市川东丘陵地区，沱江支流濛溪河沿河两岸。考古人员在此确认了多项展现早期现代人行为特征的考古学证据，比如专注硅质岩小型工具制作与应用、对有机质材料的早期加工利用、象征行为的系统出现等，对认识东亚地区现代人的由来与发展提供了全新证据。

此外，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丰富程度前所未有，改写了早期植物利用历史，系统展现了本阶段动植物利用及狩猎采集的经济形态，反映了古人类对环境的广谱化利用和生存策略的多样化。与多样的动物群共同第一次系统全面地呈现了同时段早期人类的“食谱”。

浙江仙居下汤遗址

实证我国万年文化史

下汤遗址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横溪镇下汤村。历经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4个阶段，纵贯新石器时代的始终，是我国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实证，是我国万年文化独立起源、绵延发展的生动范例。

考古人员在遗址的生土层中发现了距今4至2.7万年的野生稻。专家表示，遗址具有连续的考古学文化，经历了从稻作农业起源阶段到新石器晚期农业高度发达的整个发展历程，为研究稻作农业起源和万年稻作农业史提供了重要材料。此外，遗址丰富的聚落要素、清晰的聚落结构，为研究我国早期稻作农业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样本。相关学术成果展现出相对完整的定居社会，揭示了长江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基本面貌，为上山文化申遗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

甘肃临洮寺洼遗址

或发现（长）方形“城池”雏形

寺洼遗址位于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寺洼山，展现了50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大型聚落的整体面貌和丰富内涵，彰显了西北地区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填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黄河上游核心腹地关键时期的空白。

考古人员首次发现史前时期三重近方形布局大型“围壕（沟）”，是目前已知国内最早的多重近方形大型“围壕（沟）”结构，为后世（长）方形“城池”的出现奠定了早期基础，很可能是中国（长）方形“城池”的雏形。在“围壕”内侧，考古人员发现多处手工业生产生活区；外侧，发现疑似“道路”和大面积“人工堆土”。

遗址所在的洮河谷地南端，还分布着数十处同时期不同规模的遗址，形成了一处马家窑文化聚落群。寺洼遗址在其中属引领者，应是一处马家窑文化的中心性聚落。

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

为西藏中部史前文化找到历史源头

玛不错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康马县嘎拉乡政府驻地东北10公里的玛不错湖岸，是目前所知青藏高原腹地海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序列最清晰、在被多种外来要素不断影响下依旧保持自身文化特色鲜明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湖滨遗址。   

遗址展现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的连续发展和演变，揭露出距今4400至3000年的连续文化层及墓葬，另发现了直逼距今5000年的早期活动区，以及距今3000至2000年的大型石构建筑群。这些发现不仅为构建史前青藏高原腹地长程的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础，也是其他遗址和相关材料的参照标尺。

遗址的发现，为西藏中部史前文化首次寻找到了距今4000年前的“历史源头”，为构建西藏史前社会历史和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同时，为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提供了可信的佐证。

考古人员还在此发现了一批具有明确出土层位和高原测年最早的外来遗存，这些发现不仅填补了高原地区跨大陆文化交流的诸多空白，而且对于研究互动背景下极端环境中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

为认识长江水位变迁史提供证据

盘龙城遗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西北郊，为长江中游商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城市聚落，也是这一区域考古工作最为系统、历时最长的夏商时期的遗址。

盘龙城遗址的景观与环境考古学研究，首次在长江中游夏商时期遗址中揭示出遗址景观与环境的变迁态势。而从盘龙城遗址周边河、湖水位的变迁和遗址景观研究，可进一步推知整个江汉地区夏商时期的水位变化，这为认识长江历史上水位变迁，古今聚落选址规律提供了重要资料。

考古人员在城址区西侧的小嘴地点发现铸铜手工业作坊遗存，这是首次在早商时期的地方中心城市中发现明确的铸造青铜容礼器的证据，表明早商时期地方城市能够获取青铜资源、铸造青铜器，为重新认识商王朝早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提供重要资料。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

发现甲骨文新见字、待识字

为揭示周原遗址商周时期聚落结构，进而探讨西周国家形态，周原考古队近年把探索城垣结构、道路网络、池渠水系、建筑群落作为田野考古的“金钥匙”与“总开关”。

考古人员完整揭露2座先周与1座战国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可确认周原遗址是先周都邑，乃古公亶父迁岐之地，有力地推进了先周文化等重大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发现了建造于不同时期三座西周城垣，初步揭示了周原聚落的城垣结构，大致厘清了周原都邑的空间结构和布局；城址规模之大，充分彰显了周原遗址的都邑地位。

考古人员还完整揭露了大城东南门和宫城南东门，填补了以往西周城门发现的空白，丰富了对中国古代城门结构形制的认识。同时发现一批西周甲骨文，在甲骨形制、年代、刻辞内容等方面多有新见，是西周甲骨文的一次重大收获。比如，首次在甲骨文发现的“秦人”刻辞，是迄今对秦的最早记载。本批甲骨中还发现一些新见字、待识字，已识字的新见写法等，具有很高的文字学价值。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

实证北京城市建设史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部，背靠太行山、燕山，是东部季风区、旱作农业区北端，地理单元相对独立，其文化面貌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呈现多元聚汇的格局。西周初期，燕国的分封使北京地区首次被纳入中原文明的治理体系中，开始了城市化、华夏化的进程。见证这一关键转变的考古发现便是西周燕国始封地——琉璃河遗址。

琉璃河遗址位于房山区琉璃河镇，是燕山南麓地区目前已知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

专家表示，外城的发现完善了琉璃河遗址的城圈结构，改变了遗址城市布局、规划设计的认识。内城外郭的城市布局反映了中国早期营城建都的理念，城市方向、城圈结构等与中心都邑周原遗址相似，是分封制下国家统治、边疆治理的有力见证。成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是迄今西周封国中揭露面积最大、最完整的，不仅完善了琉璃河遗址的城内布局结构，更为研究西周封国都城的城内构成要素提供了关键材料。城内新发现的大型夯土井，可能是西周时期华北平原的先民为应对冲积平原粉砂土易垮塌而做出的适应。不同于以往以道路、水网的分区体系，大型夯土井在城内分散分布，为探索西周时期的城市单元提供了新的视角。

燕侯墓地的发现弥补了贵族墓葬分布规律中最关键的一环，由此可大致推断琉璃河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延续时间，为填补燕侯世系空白提供重要考古依据。此外，首次在商周考古领域中重建古代家族树，为研究商周考古所关心的墓葬排列方式、组织结构提供了新的技术路线，是研究古代家族关系、社会结构的重大进展。

琉璃河遗址近年的考古发现、研究成果与“太保墉燕”等重要出土文献，从不同角度证实了北京自西周时期开始的城市建设史，见证了北京逐渐从一隅之地发展为一国之都的关键转变，是首都北京三千余年赓续不断建城史的开端。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

为楚国研究提供丰富资料

武王墩墓地位于淮南市高新区三和镇徐洼村武王墩自然村南约150米。墓地具有布局清晰的独立陵园，规模巨大、结构复杂、内涵丰富，是楚国最高等级的陵墓，为研究楚国高等级陵墓制度和陵园设计规划、埋葬习俗等问题提供了实例。

考古初步探明，武王墩墓地是一座带围壕的大型独立陵园，陵内设施齐全。主墓武王墩一号墓木椁室首见结构完整的九室多重棺椁，椁木上发现有墨书文字，这是目前国内发现数量最多、等级最高、内容最丰富的先秦墨书文字。武王墩一号墓还出土了基本完整的礼容器、礼乐器组合；木俑规模大、种类多、保存完好、共出器物丰富，属楚墓中首见，其性质应是墓主人死后对生前出行仪仗、乐舞队的明器化呈现。武王墩一号墓编号文物已过1万件，数量十分庞大，种类包罗万象，为了解楚国物质文明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经过近五年的考古勘探、发掘、整理、研究，墓主人（陵园主人）身份初步确定为战国末期的楚考烈王，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时空坐标。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

出土西南地区最重要汉代文书

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是云南高原已知规模最大、延续时间较长、文化内涵较丰富的商周至秦汉时期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是研究西南边疆考古及相关历史的重要考古学遗存。

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现揭露了汉代益州郡城址的主体结构布局，发现了主干道路、排水系统、高规格衙署建筑区等城内主要功能分区，出土了“滇国相印”“滇王相印”“益州太守章”“广汉太守章”“交趾太守章”等一批与滇国、益州郡、益州郡下辖县及益州郡周边郡有关的官印封泥，大量有字简牍及“益州”铭文瓦当等重要实物，为准确推定汉代益州郡郡治位置提供了考古学实证，结合文献关于汉代益州郡的相关记载，可以确定河泊所遗址以上蒜第一小学地点为中心的区域正是汉代益州郡郡治所在地。

益州郡城址的双重“墙壕”结构、疑为挡水坝的大型木结构遗迹以及衙署建筑区大量水井等遗迹的发现，与遗址河网密布、台地错落的宏观聚落形态密切相关。它们共同构成了可能集引水、排水、控水、用水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水资源管理利用系统，蕴含着滨水环境下平原城址背山面水、因地制宜的营建理念和湖滨先民适应、改造环境的治水经验，是研究云南高原汉代人地关系及社会组织结构等问题的重要考古材料，为丰富秦汉时期边疆城市考古研究内涵提供了区域案例。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封泥和简牍，是迄今为止西南地区出土的最重要的一批汉代文书资料，在实证《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的“西汉置益州郡”“领二十四县”等历史史实的同时，也揭示了中央王朝通过推行郡县制，对云南实施了有效行政管辖和治理，最终推动西南边疆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

首次提供早期佛寺布局样本

莫尔寺遗址位于新疆喀什市伯什克然木乡莫尔村东北，是一处汉唐时期的佛教寺院遗址。

莫尔寺遗址的系统发掘表明，该遗址结构、布局基本保存完整，寺院建筑类型基本齐全，时代较早且延续时间较长，发展演变过程基本清楚，首次提供了早期佛寺布局及其发展演变的样本，是我国早期大型地面佛寺的典型代表。

北传佛教经犍陀罗地区传入中国，莫尔寺遗址是离犍陀罗最近的大型地面佛寺，显示了其与犍陀罗佛寺的渊源关系，也体现出本地建筑特点和中原经济文化的影响，是三者在我国最西部地区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佛教中国化的新模式。

泥瓦的发现虽仅一例，但提供了中原建筑影响的重要线索，也为寻找武周时期在疏勒镇修建的大云寺提供了线索。莫尔寺的发现实证了新疆地区多种宗教并存，见证了中央王朝对西域有效管治和宗教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