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展览的古代经卷，似乎每一卷上都染有人民战士的血花，才渐渐明白文物的保存不是容易的事，而人民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也只有靠人民的力量才能保存，才能光大。时间的考验，英雄帝王，象电光石火，终不免黄土一抔，人民却永垂不朽，人民所创造的也永垂不朽。

——向达《记赵城藏的归来》

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新馆的地下二层的一间大型藏书库内，一个个高大精致桐黄色的楠木书柜比肩而立，里面储存着码放整齐的古代手卷的卷轴，卷页泛着淡淡的黄色，显示着它们所历尽的沧桑，而且无冬历夏，这间藏书库内的温度总是恒定在20摄氏度。从保管措施的严谨程度上就可知，库内所储绝非凡品，而这就是位列国图四大镇馆之宝、被称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笈”、有着无法估量的文化价值的赵城金藏。

一、范成法师发现古版藏经

1930年，笃信佛教的著名慈善家朱庆澜在西安城内的卧龙寺和开元寺中偶然发现了宋版佛教藏经《碛砂藏》。这其后，他遍邀佛教名流于沪上集议，大家都认为这部流传600余年的宋版藏经是古版藏经中最完善的版本，大有影印出版的必要。会上就决定成立“上海影印宋碛砂藏经会”，负责影印出版事宜。范成法师被推举为该会的常务委员。

影印工作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委派专人赴西安翻检核勘藏经的完整程度，有着佛典版本学丰厚学识和鉴别能力的范成法师被视为最佳人选。1931年春，肩负着重任的范成法师带着照相技师、冲印技师及助手20余人从上海抵达西安。范成法师在西安清理藏经的结果是：宋代刻印者以开元寺的2889卷与卧龙寺的4548卷，两相比较，除有雷同外，共得5226卷，尚缺576卷。后来查到北平松坡图书馆的《宋藏目录》，有一部分可补西安所藏宋藏的不足。但西安与北平两处的藏经合起来，仍缺173卷，如此影印仍显美中不足。范成法师是一位力求完美的人，他不顾辛劳，著破衣，经战乱区，冒着很大的风险继续到山西、陕西各地古刹查访藏经旧本，以补缺憾。功夫不负有心人，1933年春，范成在西安偶遇一位法号性空的老僧，性空和尚刚从山西朝拜五台山归来，他向范成法师提及“晋省赵城县太行山广胜寺有四大橱古版藏经，卷轴式装订”的信息。范成法师听后立刻动身，徒步前往山西。当风尘仆仆的他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内看到尘封多年的满满四大木橱5400余卷的古版藏经时，不禁惊喜万分。范成法师根据随身携带的《大藏圣教法宝标目》，用了5个月的时间对广胜寺的古版藏经进行了逐一的校核整理，他还走村串户，寻访附近村庄，用金赎回已散失在民间的300余轴散卷，赠与广胜寺，使广胜寺古版藏经达到了5700余卷。范成法师还“托各方面关系通过全县士绅将此经借去一箱，限期翻印归还。至期归还后，并有赠送新印宋版藏经一部”。

二、崔法珍断臂劝募刻经

范成法师虽将这一重大发现公诸于世，引起了整个文化界的轰动，以致“中外人士连袂蹑履往赵城探讨者不绝”，但当时没有人知道这部藏经是谁主持刻印的，以及为何保存在广胜寺中。1934年10月，一位佛教居士蒋唯心也来到赵城广胜寺校验这部藏经。蒋唯心在潼关黄河渡口候渡时，正遇大风，他冒险登舟舍命强渡，不幸失足落水，耳目皆着泥沙，虽大难不死，但从此落得眼疾。在广胜寺，他忍着眼疾批阅经文，连续工作40天，他确认这部藏经刻印于金代，因为发现于赵城，故将其命名为《赵城金藏》或《赵城藏》。他将考证过程写成《金藏雕印始末考》，这篇1.5万字的长文对《赵城金藏》的历史谜团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和论述，至今仍是这方面最具权威性的考证文章。

根据蒋唯心的考证，这部卷帙浩繁、刻印精美的藏经并非出于官刻，而是由一位名叫崔法珍的女子独力劝募刻成。崔法珍是金代潞州小吏崔进之女，自幼就笃信佛教，为了弘扬佛法，她立志要刊刻一部7000卷的大藏经。然而身为一介平民之女，家无些许余资，这样的宏愿几无实现的可能。但13岁的崔法珍毅然断去了自己的一条臂膀，开始了惊世骇俗、艰苦卓绝的“断臂劝募”的事业。她是在金熙宗皇统九年（1149年）开始断臂劝募的。募化地主要在山西和陕西两省。她从山西河津出发，过黄河，到秦地白水、蒲城，后又返回晋南，历太平、解州、安邑、夏县、翼城、猗氏、荣河、万泉、临汾等地，后又南行至芮城、平陆，旁涉晋东南的潞州、长子等地，她拖着条臂膀，像一个苦行僧那样，在深沟大壑，在荒岭野村，无论寒暑，冒着风霜雨雪，不知疲倦地行走着、募化着。她的坚毅、她的信念感动了很多信众，这些施主始终是以普通村民为主体，同样不富裕的他们，施钱、施树、施骡、施布、倾其所有，甚至“有破产鬻儿应之者”。从金熙宗皇统九年（1149年），到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劝募完成，共经历了24个寒暑。雕刻大藏经的经费筹齐了，崔法珍在山西解州（今运城市解州镇）静林山天宁寺组成“开雕大藏经版会”，开始招募工匠，终于在山西解州静林山天宁寺，刻经事业动工了。崔法珍主持刻印的大藏经，基本上是宋刻《开宝藏》的覆刻本。《开宝藏》是这一切各版大藏经雕版的鼻祖，也是我国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因《开宝藏》及其别的覆刻本均已散佚，《赵城金藏》便成为我国第一部官方刊印大藏经之覆刻本中的孤本，这对佛学、版本学以及在雕版史上，皆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和意义。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天宁寺的雕刻印制完成。全部经卷编目以千字文，始“天”终“几”，总共682帙、1379部、6943卷，达6000多万字。藏经刻毕后，崔法珍即将印本送到中都（今北京)，金世宗“令左右街、十大寺僧，香花迎经，于大圣安寺安置”，并在圣安寺设坛为她授比丘尼戒。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她又将经板送到中都，“其所进经板，凡一十六万八千一百一十三”片。两年后，为表彰她的功绩，崔法珍被赐紫衣，号弘教大师，“其同心协力雕经板杨惠温等七十二人，并给戒牒，许礼弘教大师为师。仍置经板于大昊天寺”。难能可贵的是，崔法珍在《赵城金藏》的题跋中，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是一个真正超脱世俗的人，蒋唯心为此赞叹道：“此藏卷轴之富，工事之巨，原刻历三十载星霜，补雕劳十余路僧众，创此伟业者，宁遂湮没不彰乎？理决其不然也。”

三、《赵城金藏》避战火颠沛流离

藏经刻成后，一部在赵城县（今属洪洞县）广胜寺收存，广胜寺位于霍山南麓，是座有着1800多年历史的古刹，始建于东汉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原名为俱卢舍寺。在广胜寺的后殿内，今天还保存着8个两米多高的暗红色经柜，每个柜子纵向分4行，每行上下有7箧，箧内4格。当初《赵城金藏》就存放在这些柜子里，在刻完后的800年里，它一直不为外界所知。在漫长的岁月里，广胜寺也是“门庭启闭，一任过客，荒落极矣”的面貌。每年的阴历三月，附近的集市举办庙会，那些知道寺内藏有佛经的人，便溜进寺里，偷偷拿上一两卷，有的是拿回去作镇宅之物，有的则干脆用来糊窗户。家里有病人的善男信女，也会去寺里讨要经卷，挂在窗户上辟邪，或者烧成灰，当作“药引”吞服。这就是《赵城金藏》早年有所散失的原因。

1934年《赵城金藏》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后，震动了学术界，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早在1936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就派人到广胜寺考察，许以22万银元欲收购此部藏经，被广胜寺拒绝。其后一些日本僧人先后几次窜入广胜寺，仍然想用高价买断藏经，同样没有得逞。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引起了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广胜寺僧人的警觉，为防止藏经遭遇不测，他们把5700余卷经卷由霍山南麓的广胜下寺迁移到山顶上寺，吊运进13级琉璃飞虹塔内，并用砖石固封，进行集中保管。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保护《赵城金藏》，蒋介石曾电令驻防晋南的国民党14军军长李默庵前往广胜寺，通知寺庙住持力空法师欲将《赵城金藏》运往西安。力空法师担心搬运时士兵可能哄抢藏经，召集赵城县各寺庙僧众及士绅与李默庵说明道理，终于说服了李默庵，使未让其采取行动。1938年2月，阎锡山派手下一位师长来到广胜寺，告诉力空法师其打算将《赵城金藏》转移到山西吉县山区。力空法师推辞说：“藏经已封存于塔顶，留此万无一失。转迁吉县路途遥远，国军搬运辛劳不说，也难保安全。”那位师长也被说服，《赵城金藏》再次被原地保护下来。

1938年2月26日，赵城沦陷，日军据点离广胜寺只有一公里的距离。在1940年至1941年间，日本人多次询问《赵城金藏》的下落，均被谎称藏经已被李默庵运走搪塞过去了。但没有不透风的墙，日军还是探知到一些信息，1942年的春天，日军突然提出要在农历三月十八（5月2日）这天的传统庙会期间登上飞虹塔鸟瞰庙会胜景。力空法师深知日军来者不善，是想趁机抢劫藏经，为了保护国宝，他冒着被日军发现的危险，深夜下山跑到数十里外的赵城县抗日政府驻地兴旺峪，找到时任县长杨泽生，提出要将藏经交给抗日政府，并要求转运延安。抗日政府电告上级请示，深知事态严重性的太岳军区的领导立即转呈延安，中共中央马上电令太岳军区全力抢救《赵城金藏》，绝不可使国宝落入侵华日军之手。太岳军区接到命令后立刻紧急动员，周密部署。1942年4月27日入夜后，太岳军区基干营、赵城县游击大队和洪洞县游击大队共百余名指战员，借助夜色的掩护，穿过广胜寺周围的日军驻防区，秘密进入广胜寺。在寺内僧人的配合下，从飞虹塔顶取出经卷，传递到塔下，经过4个多小时的抢运，到午夜12时许，将5000余卷藏经全部转移出广胜寺。战士们跑步把经卷运到郭家节村的驮运站，驮运站事先准备好了驮驴，天亮前，经卷全部从驮运站起运，4月28日，安全抵达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亢驿村。由于行动组织严谨，部署周密，驻广胜寺附近的几个据点的日军没有丝毫察觉，当日军如期登临飞虹塔时，才发现藏经早已被搬空。恼羞成怒的日军欲拿力空法师问罪，但这位爱国僧人早在藏经起运后就开始浪迹天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力空法师被推选为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不久，日军发动了“五一”大扫荡，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清剿。地委机关的干部战士们身背着经卷，在马岭、泽泉一带的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反扫荡结束后，《赵城金藏》被送到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保管。当年的7月6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以《赵城军民协力卫护佛家珍藏，抢出广胜寺古代经卷》为题，报道了《赵城金藏》脱险的经过。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为保证藏经的安全，太岳区派人把经卷运到山势险峻的棉上县，藏在一座废弃的煤窑里，并指定专人保管，定期搬出晾晒，避免经卷受潮发霉。在此期间，有保管经卷的战士遭遇日寇，为了保护藏经，把日寇引向相反方向而不幸牺牲。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赵城金藏》被调拨给北方大学保管。1946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平汉线，北方大学转移到山区，《赵城金藏》被运至河北涉县温村的天主教堂内保存。

四、古经卷逢盛世国宝重光

1949年北平解放后，《赵城金藏》被运至北平，移交给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岁月。

1949年4月30日，当4330多卷、9大包《赵城金藏》运抵北平时，人们发现，由于多年在战争中极端恶劣的保存条件下，多数经卷潮烂断缺，粘连成块，有的被压成黑乎乎的纸棍，十之五六已经不能打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克服经济上的困难，拨款修复《赵城金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由国家拨款的大型古籍整修项目。政府还专门调来4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历时近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

不仅如此，搜集散失在民间的《赵城金藏》的工作也一直在进行中，这同样是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早在《赵城金藏》发现后，就有一些经卷被从广胜寺偷出，运到北平高价出售，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北平图书馆善本部就卓有远见地陆续收购了191卷，挽回了部分损失。

1952年赵城县好义村张筱衡把家藏67箱古书全部捐献给国家，其中第13箱是早已佚失的152卷《赵城金藏》，而且是当年蒋唯心考证时都未曾发现的珍本。而后，陆续向北京图书馆捐献《赵城金藏》零散经卷的有：周叔韬、周一良、徐森玉各两卷，贾静言一卷。

1983年6月28日，《光明日报》报道了《山西老农冯玉璋献出稀世珍品——赵城金藏散经卷》。这是两卷当年八路军抢运途中遗失在路旁的经卷，被捡拾珍藏多年后献给国家。

现存《赵城金藏》共4800余卷，是当今孤本藏经中卷帙最多、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其中北京图书馆存有4813卷，上海图书馆存有17卷，南京图书馆存有6卷，北京大学图书馆、广西博物馆、崇善寺各存2卷，广胜寺、山西图书馆、山西博物馆、苏州西园、台湾中央研究院各存1卷。此外北京民族文化宫存有《赵城金藏》补雕本的另一印本500余卷。

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和拨款，由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李一氓主持，任继愈负责，投入巨大人力物力，重编中华大藏经。由中华书局发行，共计220册，每册约1000页。大藏经是佛教典籍汇编而成丛书的总名，是一部百科式的佛教全书，它收集广博，既是佛书，也是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等领域的包罗宏富的古籍，对中国和世界文化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中华大藏经》以《赵城金藏》为底本，按《赵城金藏》千字文编次的目录体系影印，重编《中华大藏经》。《赵城金藏》为国内外历次大藏经编辑者所未及见，所以新编《中华大藏经》搜罗宏富，远非前代刊行诸藏所能企及。2008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发行出版了《赵城金藏》这一经典。整体原样复制，再现了盛世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