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15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二号F型火箭发射成功，中国首位航天员被顺利送上太空。

“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

当杨利伟在飞行日志上写下这句话时，时间定格在公元2003年10月15日10时10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用汉字在太空中留下的笔迹。一个古老的国度，千年飞天的梦想，就此写进浩渺的太空。

此刻，“神五”飞船已经起飞1小时10分钟，正在预定轨道上徐徐飞行，距离地球表面大约两三百公里。

跨越这两三百公里的距离，“神五”飞船只用了9分50秒，杨利伟用了一千八百多个日夜，而几代中国航天人则用了数十年的光阴。

重启“飞天梦”

1996年春天，北京外国语大学迎来两位特殊学员。

俩人都是30多岁，个头不高，一来就住进了专门预备好的单元宿舍。别看学生只有这俩人，校方却特意抽调出3名最有经验的教师全程辅导。尽管基础为零，他们却得在大半年内攻克俄语听说读写大关。这样的安排有点不近人情，但也实属无奈。因为8个月之后，他们必须赶往俄罗斯加加林宇航中心，成为第一批在那里受训的中国学员。

这两个人，一位叫吴杰，另一位叫李庆龙，是未来中国航天员的教练员。

这一年，代号为“921”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刚刚走过三四个年头。但若从新中国第一次秘密选拔航天员算起，时间已然过去了二十多年。一路之上，风雨反复，波折不休。

1970年，“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成功发射、遨游天宇，第一次唤醒了中国人的飞天之梦。这年7月14日，毛泽东主席批准了国防部五院和空军联合提出的“曙光号”飞船研制计划(后被称为“714”工程)，与之密切相关、配套支持的航天员选拔工作也随即展开。航天员训练筹备组的专家们星夜兼程，奔赴沈阳、南京、广州和北京四大军区的空军歼击机部队，蹲点百余处。次年，专家们从1918名飞行员中挑选出20名预备航天员的候选人。然而，遴选工作刚刚结束、训练还未开始，就赶上了“9・13”事件。空军成了“重灾区”，由空军负责的航天员训练筹备组自然也在劫难逃，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戛然而止。

这次秘密选拔中，总共有20名空军飞行员入选。尽管出于保密的需要，没有人明确告诉他们选拔的真正目的，但人人心里都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解散离开时，他们更被再三叮嘱对入选一事守口如瓶，如有召唤，他们必须随召随到。

此后多少年，这批人一直在默默等待，等待祖国需要他们的那一刻，等待太空召唤他们的那一刻，等到发鬓凝霜，又等到垂垂老去，等来的却只是生不逢时的无尽叹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太渴望一个真正的机遇了！

这一天终于来到。1992年，“南巡讲话”拉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序幕，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迈进关键时点。这一年，恰好也是国际航天年，美国、俄罗斯纷纷制订新的载人航天计划，西欧、日本则加紧追赶的步伐。在这个奇妙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拉开了重启的序幕。

这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中南海召开，专题审议《中央专委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会上一锤定音，批准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计划：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将航天员送入近地轨道，进行对地观测和科学实验，并使航天员安全返回地面；第二步，完成多人多天飞行，航天员出舱和太空行走；第三步，建立永久性的空间试验室，建成中国的空间工程系统。“921工程”正式启动。

按照这个计划，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分出七大任务系统（到“神七”发射的时候增加为八大系统――记者注）。其中包括，航天员系统、飞船应用系统、载人飞船系统、运载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着陆场系统，以及航天测控与通信系统。这七大系统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若是非要有个计较，载人航天的核心在于“人”，所以肩负着选拔、培训“人”的航天员系统不可谓不关键。

航天员系统任务的承担者是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后改名为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这是个严格保密单位，2003年“神五”成功发射之前，它的名字几乎不为普通民众所知。

秘密选拔

当黄伟芬第一次站在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航医所）门口的时候，心凉了半截。她没想到，航医所周围竟这般寂寞荒凉，眼前是一片废土扬尘的工地，只有一条公交线通往这里。

一同来报考研究生的同学里，有一位当场掉头走掉。不过，黄伟芬留了下来，成为所里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毕业后直接进了航医所。“921工程”启动后，她起先被调到航天员系统总体室，在医学总体组工作。草创之初，医学组办公室也就三四十平方米大小，五六个人挤着。办公桌、资料柜一摆开，屋里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当时整个航医所的条件也是这般简陋，但航天员的选拔工作还是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首先是确定选拔标准和程序。中国航天员选拔参考了俄罗斯和美国的标准，但也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进行了调整。比如，美国航天员的身高标准可以达到1.96米，但美国发射的是航天飞机，空间大，中国发射的是飞船，空间小。最终，中国航天员的身高标准被定在1.60米至1.72米之间，体重要求在55公斤至70公斤之间，年龄在25岁至35岁之间，且不得少于600小时的飞行经验。当然，这几条只是硬杠杠，通过之后还有更多更细的筛选。

1995年11月，选拔工作逐渐铺开。最先选出来两名航天员教练员――指令长教练员吴杰和随船工程师教练员李庆龙。

教练员选出之后，培训中心决定送他们俩人前往俄罗斯培训。当时，中国尚不具备训练航天员的能力和条件。放眼世界，也只有美俄两国具备这个实力。这便是吴杰和李庆龙前往北外恶补俄语的缘由。

就在吴杰和李庆龙天天跟俄语单词较劲的时候，大范围的航天员选拔工作正式启动了。当然，整个选拔工作是在绝密状态下悄然进行的。中央领导曾特意叮嘱过：（载人航天工程）怎么干？要关起门来，悄悄地干，坚持不懈地干，锲而不舍地干。要多干少说，甚至只干不说。

所以，当被点名参加体检的时候，某军区空军飞行员聂海胜事前没听到任何风声，他以为只是普通的身体检查。那是1996年6月，聂海胜正在江西九江的一座空军疗养院里疗养。这种疗养，空军每年都会安排，一是放松调整，二是例行体检。只不过，聂海胜觉着，这回体检好像比平时稍微细致了一点，还做了一个心理调查问卷。聂海胜并不知道，评选专家当时已从空军1500多名飞行员的档案中确定了800多人参加初选，聂海胜正是其中之一。

检查进行了三五天，风声慢慢透了出来，说是要选出60个人到北京去。当年10月，聂海胜接到了进京通知，他也知道了选拔的真正目的。

60名飞行员分成4批赶往北京，接受检查。在空军总院里，聂海胜第一次见到了同一批次的战友，这其中便有杨利伟。他们在医院里住了1个月，天天做检查。用聂海胜自己的话说：“你能想到的，查了；你想不到的，也查了。血液检查指标就有上百项，连续抽了好几天的血。眼睛被查了无数遍，还要做胃镜、肠镜。中间还插空去航医所做了一次脑电图，仪器一卷一卷地黏在头皮上，就像女同志烫发时一样，一戴就是24小时，睡觉时也不能摘。”

一个月的临床医学检查结束后，还有航天生理功能检查，为期还是一个月。如果说前一个月还算正常体检，这一回可就纯粹是在“折腾”人了。一会儿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上，测试超重耐力；一会儿进低压实验舱，考察耐缺氧能力；一会儿再上旋转座椅和秋千，检查前庭功能……总之，怎么难受怎么来，就是要看一看受查者的天生耐力。

全部“折腾”结束、离开北京回部队那天，恰好是1997年元旦，京城飘起了雪花。聂海胜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入选再来北京，他也不知道，如果能入选，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训练。

“希望有一天，我能驾驶祖国的飞船”

航天员训练的艰苦，远在俄罗斯加加林宇航中心的吴杰和李庆龙此刻已经亲身感受到了。

莫斯科北郊有一片湛蓝的湖水，湖水轻拥着美丽的树林和建筑。那里就是拥有四十多年航天员培训历史的加加林宇航中心。受训的学员临水而居，推开宾馆式住宅的窗户，入眼便是令人心旷神怡的白桦林。不过，身处其中的两位中国学员对湖光山色似乎毫无兴趣，他们想的，只是如何渡过一道道训练难关。

航医所原负责人吴川生曾作为支援人员，前往加加林中心观摩训练。对于吴杰和李庆龙的付出与坚韧，他最清楚。

吴川生说，在白雪皑皑的北极圈，俄方安排了一项野外生存训练，要求航天员在零下五十多摄氏度的雪地里挖洞，生存两天两夜。洞里的温度也只有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睡觉的话，只能用模拟的飞船座椅铺上降落伞，身上裹些伞布和隔热铝箔。其实根本睡不了觉，两个人就在洞外边搭了一堵雪墙，倚着墙边生火取暖，捱了两天两夜。就这样，俩人居然还从本就不够的太空食品中省下一餐，拿回来供给中方专家做研究。

抗孤独训练更可怕。一个人，关在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木屋里，要整整待三天。这期间不能睡觉，只能按24小时程序做规定工作。第3天凌晨四五点钟是最难熬的时候，人只要稍微对自己怜悯一点，闭一下眼睛就一定会睡着，当然这项训练也就失败了。吴川生后来问过吴杰是怎么熬过来的，吴杰说，困得受不了的时候，他就扯着嗓子，一遍又一遍地唱《铡美案》。训练结束，吴杰收到了宇航中心工作人员送来的鲜花，而另一间屋里受训的外国学员被直接抬进了医务室，因为实在熬不下来，他以头撞墙，受了重伤。

一年之后的结业典礼上，加加林中心主任克里木克中将亲自为吴杰颁发“联盟号飞船指令长证书”，也向吴杰表达了衷心祝贺：“今后你就可以驾驶我们的联盟号飞船了。”

吴杰的回答得体又精当：“我今天拿到了联盟号指令长证书，回国后我将继续训练获得中国飞船指令长证书。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我能驾驶祖国的宇宙飞船与贵国的载人飞行器实现对接！”

1997年底，吴杰和李庆龙揣着这个梦想和一纸证书回到北京。此时，即将与他们并肩受训的人员名单也最终确定下来。

聂海胜先是听说北京来人到部队和他的家里做了调查，后来北京方面又打电话来询问他的军服尺码。他觉得，有门儿了。

新兵种

1997年12月，聂海胜接到了正式通知，通知他前往北京航医所报到。负责传达的部队领导很重视，立刻将聂海胜“看”起来，其间只准他回了一趟家。

1998年1月5日，聂海胜和另外11名飞行员走进了北京航医所的学术报告厅，经过4轮严格的筛选淘汰，他们是最后的入围者。再加上刚刚从俄罗斯学成归来的吴杰和李庆龙，14人组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航天员大队。而那间小小的学术报告厅便成了第一支航天员大队成立时的见证者。

成立大会上，空军方面正式将14人移交给航医所。大会最后，14名航天员面朝五星红旗，一溜儿站好，庄严宣誓。直到今天，聂海胜还能清楚地记起当年的誓词：“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高于一切，为实现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我们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宣誓完毕，每个人都在那面国旗上签下自己的名字。那一刻，聂海胜感到了肩头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从14名飞行员脱下身上的空军军装、换上陆军军装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添了一个新的兵种：航天员。

不过，这个称谓并不严谨。聂海胜说：“大家很尊重我们，管我们叫航天员，其实当时我们只算预备航天员。”的确，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过了选拔关，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航天员，还有更为艰苦的训练，更为漫长的路要走。

而他们的领路人，便是航医所选训室。此时，黄伟芬已经从原来的医学总体室调到了选训室，成为航天员选训分系统主任设计师。黄伟芬被调往选训室并非偶然，我国首部航天员训练总体方案就是出自她手。

虽说都是选训室的业务，但“选拔”和“训练”的基础情况却大不一样。选拔工作从“714工程”起步便已初步建立起一定的方法和标准。至“921工程”启动前的二十多年里，这项工作的研究也始终没有停止。航天员训练则不同，没有任何经验储备，几乎是在一张白纸上从头迈步。

黄伟芬先是翻阅了大量国外相关资料，寻找依据，但却远远不够。她知道，航天员训练的核心在于使航天员从思想、身体、心理、知识、技能等方面都能具备载人航天所要求的能力。所以，了解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对航天员的特殊需求，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为了弄清这一点，她查阅了工程总体和七大系统的所有文件资料，又一趟趟往各大任务系统跑，收集资料、征求意见。当时，承接各大任务系统的单位地址很分散，搞火箭的在南苑，搞飞船的在白石桥，检控系统在中关村，甚至还有的单位在外地。一连跑了小半年，记不清召开了多少次调研座谈，也记不清翻阅了多少本书籍资料，黄伟芬终于拿出了系统的方案设计。心血没有白费，几十页的报告在专家评审会上得到了高度赞扬。

最终确定的训练项目包括8个大类：体质训练、航天环境适应性训练、基本知识训练、专业技术训练、飞行程序任务模拟器训练、救生与生存训练、心理训练，以及大型联合演练。每类训练又包括若干子项，每个子项又包括若干小项。一个个项目仿佛一级级石阶，蜿蜒而上，气势磅礴地注视着每一个敢来挑战、攀登的人。

此时，航天工程指挥部已经用4年的时间，在北京西北郊的一片荒滩水田上建起一座占地三千多亩的现代化航天城。航天城里有一座5层小楼，属于航天员训练中心。培训教室在4楼，可以容纳15名学生，还有投影设备，在当年算得上很先进了。

1998年3月8日，在这间小小的教室里，黄伟芬第一次见到了杨利伟、翟志刚、聂海胜等人。当然，他们的长相，黄伟芬一点也不陌生，因为照片上早已会面无数次了。

特种训练

1998年，聂海胜34岁。

俗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但就有这样14个人，在步入中年的时候，重新回到教室课堂，重新摸起书本纸张，学的还是最尖端的“技艺”。

聂海胜说：“当飞行员的时候，主要是战术演练，天上地下我都不怕。现在要静下来学习了，反倒成了难事，毕竟十几年没有系统学习过了。”更何况，课程一上来就是载人航天技术，课上听老师讲新知识，课下再去翻“开普勒三定律”、惯性、惯量和函数。就这样，边学新的，边补旧的，聂海胜很少能在12点前睡觉，他的队友们自然也是一样。除了载人航天技术，还有英语、物理、数学、心理、医学、哲学……基础理论多达13门，每个人学习所用的课本、作业和资料堆起来能有1米多高。相比之下，那些体能训练和航天环境适应性训练，在聂海胜眼里，反倒不是个事儿了。

而事实上，特种训练的痛苦和煎熬，普通人根本无法想象。别的不说，就只说超重耐力训练。人躺在可以产生8倍地球引力的离心机上，机器一转，就只见人的面部肌肉变形下垂，肌肉下拉，整个脸庞只见高高凸起的前额，身上好像压着几百斤重的巨石，心跳加快，呼吸困难。受训者的身边就有一个按钮，一旦支撑不住伸手就可以按下按钮请求暂停。但在5年多的训练时间里，它从没有机会发挥作用。

航医所原负责人吴川生后来有次接受采访，曾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航天员选拔有走后门的吗？”吴川生的回答斩钉截铁：“没有，一个也没有，如果有走后门的，不要说他能坚持5年，恐怕三五个月，他自己就跑了。”这话绝对有道理，因为航天员训练是对人的身体耐受力和意志力的很大挑战，托关系进来的根本耐不住。

1999年，14名航天员集体前往俄罗斯加加林宇航中心做模拟失重训练。这种失重训练需要借用高性能大飞机，在1万多米的高空中，连续飞行12个抛物线，交替产生超重、失重的模拟环境。上飞机的前一天，俄方对时任航天员系统副总指挥的宿双宁说：“你们的人要是吐了，我们就停飞。”宿双宁一听就急了，那怎么行！训练使用的大飞机中国没有，只能到俄罗斯受训。每飞一次，中方都得掏很多钱，几分钟的失重体验，其实是靠真金白银堆出来的。不过，宿双宁心里也没谱，他只好说：“希望你们动作不要太大，因为我们的小伙子都是第一次做这种失重飞行训练。”

第二天登机前，翻译偷偷告诉中方人员，俄国人私下嘀咕，说动作要大一点，看看中国人的前庭功能和身体素质行不行。结果，第一个架次飞下来，还真有人吐了，是俄方的一位助理教练。至于中国小伙子，一个个神情自若，还不断地做着翻滚转圈、穿脱宇航服的动作。

模拟器“迟到”

当航天员接受“魔鬼训练”时，作为“总教头”的黄伟芬则承受着另外一种压力。前航天员系统副总指挥宿双宁曾对她甩过这样一句“狠话”：“（航天员）少一根汗毛，我找你算账。”不是宿双宁不通情理，而是选拔培训一名航天员太过不易，容不得半点闪失。

黄伟芬听说，有位法国航天员上天前打羽毛球伤了腿而前功尽弃。她也听说，就连最有经验的美国宇航局也有航天员在训练中肩部受伤上了手术台。她唯有小心翼翼、精心组织。

滑道逃生、飞行跳伞、野外生存，但凡有危险的训练项目，教员们一定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碰伤、扭腰、崴脚，对教员们来说是常有的事，却以此换取了航天员5年训练的“零损伤”。黄伟芬有句开玩笑的话，中国要选女航天员的话，她肯定是第一人选，因为航天员训练项目她全经历过，选她还能给国家省下老大一笔培训费。

不过，黄伟芬也有掉眼泪的时候――已经到专业技术训练的关键环节了，他们却连一个完整的飞船座椅、一个完整的飞行工作界面也没有。更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无法回避：飞船模拟器迟迟没有到位。

所谓模拟器，就是按1∶1的比例原样建造的飞船模型。除了不能起飞，模拟器内部的仪器位置、操作界面都与真正的飞船一模一样。

自从“曙光号”飞船计划在1971年夭折后，中国与飞船绝缘二十余年。“921工程”上马之前，也有很多专家主张搞航天飞机。但几经争议、反复论证，工程最终选定了更为稳妥、技术基础扎实同时又能省钱的飞船方案。尽管如此，技术难关也像一道道崇山峻岭横亘在天地之间。飞船要完成载人飞行，必须破解三大难题，上得去、待得住、下得来。看起来简简单单的3句话、9个字，却蕴含了18项重大技术难关，技术难题成百上千。整个飞船任务系统包括了13个分系统、六百多台设备、五十多万个软件程序、三百多根电缆、八万多个接点，还有三百多个协作单位。数万人在为“神舟号”飞船殚精竭虑、夙兴夜寐，谁不希望早点把飞船造出来呀！可是谈何容易。

由于载人飞船最终技术状态和飞行程序迟迟不能敲定，自然也就谈不上飞船模拟器。按照工程最初安排，模拟器应该在2002年年初就建造完成、提供给航天员训练中心才对，可是已经2002年底了，仍然不见它的踪影。

黄伟芬绝对能理解，飞船系统任务艰巨异常，草率不得。然而模拟器训练也耽误不得呀，那是航天员训练中最后、也是最紧要的一步，决定着整个训练的成败。

暂时没有模拟器，教学只能因陋就简、虚实结合地进行。能弄到个座椅，就先练习座上动作；能弄到条束缚带，就先练习怎么系带。

2003年初，模拟器终于到位，比原定计划晚了整整一年，此时距离“神五”上天的时间点已经不到10个月。

“一个人”的苦训

时间非常紧迫。14名航天员开始了车轮式训练，轮流进舱。教员们没法替换，每天都得工作到半夜。

5月份，有关方面决定，从14人当中选拔5人，进行模拟器集训。9月份，5人中再挑选出3人，进行最后冲刺。而这3人正是后来蜚声四海的“神五”首飞梯队：杨利伟、翟志刚和聂海胜。

“神五”首飞梯队亮相，从左至右依次为：聂海胜、杨利伟、翟志刚。

模拟器训练跟之前所有的训练一样不轻松。每一次训练时间都很长，最快也得三四个钟头。模拟器里逼仄狭小，也就几个立方米的空间，人待在里面，只能蜷着腿。训练时还得穿上10公斤重、又厚又不透气的宇航服。聂海胜说，头罩的面窗一关，人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那里只有令人窒息的闷热与滚落的汗水。开始训练的时候，由于对各项技术操作不是太熟，兴致还大些。等训练了成百上千次，每一个指令、每一个动作都了然于胸滚瓜烂熟的时候，一个“烦”字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按1∶1时间比例进行的训练是最“烦”的。训练时，一切程序步骤都要遵照飞天实际来进行，航天员需要提前进入模拟器，蜷着双腿，一动不动地耗上2小时45分钟，之后开始的第一个动作，还是那个已经不知道练了多少遍的“点火起飞”程序。而且在整个过程中，模拟器里永远只有一个人。没有人在一旁加油鼓劲，孤寂与心理压力更大；没有人在一旁提醒堵漏，任务程序一样也不能出错；没有人在一旁分担任务，所有的程序必须全部掌握。

其实，原本的设计方案安排了两名航天员一起上天。这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与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相比，“神五”的飞船直径更大、空间更充裕，逃逸系统也更为先进更有保障。再者说，俄罗斯早在四十多年前就把宇航员送上天了，中国在四十多年后所搞的载人航天如果还只上一个人，脸面上也说不过去啊，所以很多工程技术人员都不赞成首飞方案由“两人”改为“一人”。原航医所负责人吴川生记得，最后说服大家的是这样一种假设：如果你有一对双胞胎，都是航天员，你说让他们一起上天好，还是只上一个好？这个将心比心的设问化解了所有的反对之声。中央最终决定，首飞方案改为一人一天，白天发射，白天回收。

所以，聂海胜知道，一个人的苦训是成功的关键。只有经历过了，将来在天上才能做到万无一失。这既是对自己生命负责，也是对整个载人航天工程负责。

2003年9月底，培训全部结束。此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10月12日，北京迎来了一个气温骤降的清晨，远山上隐约还有些许雪痕。航天城里，数百名科研人员聚集在一起，为杨利伟、翟志刚和聂海胜送行。吴川生说，三个人的表情都很平静，平静得就像平常上班一样。只不过，他们要去的地方与往日的不同，是千里之外的酒泉发射基地。

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茫茫戈壁雄关漫道，是吟唱千 年的弱水河，当然，还有一座先进现代的“三垂式”发射场(在这种模式发射场里，火箭可以垂直装配、垂直测试、垂直转运――记者注)，以及发射场中刚刚矗立起的“神五”飞船和“长征二号F”火箭。

“让我静静地去飞吧”

2003年10月14日，发射前最后一天。酒泉发射基地正亲眼见证着发射之前的忙忙碌碌，期待着中国人开启巡天之旅。

黄伟芬已经两三天没有合眼了。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所有的细节需要再捋一遍，千万不能出错，至于最终能否成功，她反倒没时间多想了。她帮航天员做着出征前的最后准备：到什么地方要停下来向人群致意，进舱前准备工作有哪些要求，进舱后操作的动作要领以及和首长通话时要注意些什么，临时增加的联合国旗帜展示任务该怎么进行……

与黄伟芬的高度亢奋截然相反，3名航天员平静如水。早晨9点，3人把飞行程序温习一遍，之后踢了一阵象棋子，稍稍活动了一下。1点钟吃过午饭，开始准备下午首次亮相时的记者提问。聂海胜说，他脑子里想的就是如何把身体和心态调整得再好些，如何把程序记得再牢些。“这才是最现实的，至于其它的事，(比如)能不能上天，能不能成功，有没有危险，我都没想，因为想也是白想。”

但是，很多人此刻却不得不费尽心思、反复权衡地去想一个问题：到底让谁上天？

这天下午4时，工程总指挥部召开会议，最终确认发射前的技术状况，包括首飞航天员的确定。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在极小范围内掂量过无数次。三位航天员各有优点、各具所长：杨利伟最沉稳，技术全面，在首飞梯队中综合考评成绩排名第一；翟志刚操作能力强，手巧，幽默又活泼；聂海胜曾有过空中特情处置的经历，心理素质非常好。黄伟芬的内心一直很犹豫，但她在最后一次向上级作汇报的时候，还是认定了排名第一的杨利伟。

机会只能属于一个人。发射前17小时，历史最终选择了杨利伟。

2003年10月15日9时34分，从飞船里传回的正在太空中飞行的杨利伟的画面。

这天晚上8点左右，航天员公寓“问天阁”里宁静安详。

此时，有工作人员抱着厚厚一摞发射任务书，敲开了黄伟芬的房间。黄伟芬要在这些任务书上一个一个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名字签好时，也就表明她该做的一切工作都已经完成。

此时，杨利伟、翟志刚、聂海胜三人已经吃过晚饭，正在等待简单的体检和洗肠程序。

此时，吴川生出现在三名航天员所住的房间门口，他招呼杨利伟出来到另一间房间里去。抬脚移腿时，吴川生听到另外两位航天员在说：“我们把利伟的东西收拾好，帮他带回北京去。”

落座后，吴川生首先开口说话了：“祝贺你担任首飞！”

那一瞬，吴川生觉得，杨利伟眼睛一亮。他半开玩笑地想，如果当时测测血压和心跳，杨利伟肯定不合格。但吴川生完全能够理解，五年多的甘苦，一千八百多个日夜，盼的不就是这一刻吗！

杨利伟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他在听完吴川生的嘱咐之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会把它当成一次普通的训练，就让我静静地去飞吧。”

那天晚上，杨利伟睡得很踏实。

几小时后，当他沉静地把目光投向舷窗之外，已是从二百多公里外的太空俯瞰家园。美丽而宁静的蓝色星球，第一次在一个中国人的直接注视下缓缓转动。

此时，在他的祖国，亿万人也透过杨利伟的镜头看到了太空景象。它是那么壮美，就像一个古老民族终于实现了的飞天之梦。

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2009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