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敦厚”是中国儒家所推崇的理想人格特质，体现了儒家对人的完美性情的价值追求。“温柔敦厚”一词始见于《礼记·经解》篇，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孔子对六经的评价均是“教”的结果。在与其他五经的比较中，《诗》教的积极作用是使人“温柔敦厚”，其消极之处是易使人“愚”。

“温柔敦厚”的人格特征有文献可考的最早出处是《尚书》。《尚书·尧典》云：“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可以说，“文思安安，允恭克让”是对“温柔敦厚”一词最早的诠释。曾运乾《尚书正读》注“文思安安”为：“敬事节用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虑深通敏谓之思、宽容覆载谓之安。”笔者以为，曾运乾对“文”“思”“安”的解释略有不妥之处。如论尧的功绩，则其解释无可厚非，但此处显然是对尧帝性情的描述。若否，如何解释后文的“允恭克让”？“允恭克让”显然是针对人性，而非事功。详细推究，“文思安安”应释为形容词义，形容尧帝性情文雅好静。“文”指尧帝性情斯文恬静、温文尔雅；“思”为句中语气词。如《诗经·大雅》中“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王引之《经传释词》云：“‘无思不服’，无不服也。思，语助耳。”关于“安”，《尚书·皋陶谟》中有：“在知人，在安民。”“安汝止，惟几惟康。”《尚书·周书》又有：“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迩人安。”这些“安”均指向安定、安心、安处，不轻率躁动、不轻举妄作。联系前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可释为尧帝性情温和、安静、儒雅，能够恭敬、谦和、和善、和悦地待人。

“温柔敦厚”的人格追求，在后世儒家经典中不断得到阐释。《诗经》中有：“终温且惠，淑慎其身。”“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温温恭人，维德之基。”《礼记正义》多次提到“容貌恭敬，颜色温和”。如《玉藻》篇：“凡祭，容貌颜色，如见所祭者。”孔颖达《正义》：“‘容貌颜色如见所祭’者，容貌恭敬，颜色温和，如似见所祭之人。”如上，和气、温和、愉色、婉容、恭敬、婉顺，均是对于人的性情、行为、容色的描述，统而言之，是对人内在素质及外在形象的重视与追求。具体而言，容色上视恭敬为重；恭敬则严肃、不轻浮，不轻浮、不妄作就会安静。与前面的“文思安安，允恭克让”一致，均为“温柔敦厚”的阐释。

如果说温和、恭敬、厚道是一个人外在表现，那还应有其内在的心理支撑。《后汉书》八十七《刘陶传》中刘陶上议云：“臣尝诵《诗》，至于鸿雁于野之劳，哀勤百堵之事，每喟尔长怀，中篇而叹。近听征夫劬劳之声，甚于斯歌。”朱自清《诗教》一文中评价刘陶说：“悼古伤今，蔼然仁者之言，可作‘温柔敦厚’的一条注脚。”《礼记正义》孔颖达云：“温柔敦厚，《诗》教也者，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因此可以说，不直言切指而委婉表达，不直抒胸臆而借风诵雅，这就是“温柔敦厚”之性情与兴观群怨之《诗》在心理内质及情感基调上的统一。然而，“温柔敦厚”也不只是《诗》教的结果，完美的人格追求还应有礼乐的熏陶。《论语·泰伯》篇云：“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季氏》篇云：“鲤趋而过庭，（孔子）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孔子）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可见，孔子并重诗礼乐对人的教育和培养意义。董仲舒《春秋繁露》同样持重六经、礼乐教化并行的态度。《礼记·经解》中孔子六经并举言教；《论语》中孔子将诗、礼、乐齐言并说，正说明了《诗》教应该有礼乐的补充。朱自清在《诗教》一文中也说，“孔子将《诗》《礼》《乐》似乎看作三位一体，因此《经解》里所记孔子论教便觉亲切而有所依据……所谓‘温柔敦厚’，还得将《诗》礼乐合看才明白”。正是这个看法。

至于《诗》教之长处在于“温柔敦厚”，其失在愚，是说“温柔敦厚”发展到极端而生“愚”，其原因在于一个人不加思考而一味地顺从他人、人云亦云，唯别人马首是瞻，严重时就表现为懦弱。如何能做到“温柔敦厚而不愚”？我们的祖先在提出完美性情的命题要求的同时也给了解题的途径。《尚书·舜典》云：“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正直而温和、宽容而坚毅、坚强而不粗暴、简约而不傲慢。这四组反义词两两同时出现，常人应该取何弃何？其实就是引导人们要把握恰当的尺度、分寸，这就发展出了后来的中庸思想。郭沫若在《周彝铭中之传统思想考》中说：“征伐以威四夷，刑罚以威内，为之太过则人民铤而走险，故亦以暴虐为戒，以壅遏庶民，鱼肉鳏寡为戒，而励用中道……明心之道欲其谦冲，欲其荏染，欲其虔敬，欲其果毅，此得之于内者也。其得之于外，则在崇祀鬼神，帅型祖德，敦笃孝友，敬慎将事，而益之以无逸。”国家通过对外征战讨伐来震慑边远的异族，通过对内施加刑罚来令民众生畏，其目的是使之至于中道，而郭沫若所说的谦冲、荏染，亦是使人不突兀、不张狂、不急躁、不暴怒而徐缓而来、谦虚用事，而后才能虔诚而恭敬，可释为对“温柔敦厚”的诠释。朱自清认为郭沫若此段话所说的“君臣之分”“中道”“谦冲”“荏染”“敦笃孝友”“敬慎将事”等，“温柔敦厚”一语的涵义里都有，并感慨“周人文化，继承殷人，这种种思想真是源远流长了”。可以说，《尚书》中关于人的美好性情的向往与描述，正是“温柔敦厚”及“温柔敦厚而不愚”的源头。边家珍也认为，“温柔敦厚而不愚”是周代中和、中庸观念的体现，它与“柔而立”“温而厉”“和而不同”的涵义有相近、相通之处。

综上，“温柔敦厚而不愚”的追求最早出现于上古时期，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阐发与提炼，形成了“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中庸思想。“温柔敦厚”的性情观与“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以及中庸思想有着质的同一性，对于丰富国人精神世界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兰州理工大学文化遗产法研究所研究员）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5月19日第3135期

• 作者：张俊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