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所讲的故事，当然是为其主题服务的；而其主题，则是为其创作目的服务的。曹雪芹细致描摹贾家败亡，目的在于警醒王室贵族：不要贪图享乐、追逐奢华。或问：曹雪芹的这个见识从何而来？笔者认为，来自皇帝的旨意。

康熙朝政局趋于平稳之后，满族上层开始追逐奢华生活，像贾府那样讲究虚荣、挥金如土的过度靡费，逐渐成为普遍现象。这个现象引起了康熙皇帝的注意。

康熙十一年八月，玄烨谕礼部：“帝王致治，首在维持风化，辨别等威，崇尚节俭，禁止奢侈。故能使人心淳朴，治化休隆。近见内外官员军民人等，服用奢靡，僭越无度。富者趋尚华丽，贫者互相效尤，以致窘乏为非，盗窃诈伪由此而起，人心嚣凌，风俗颓坏。”他要求礼部拿出办法对策来，广施教化，在旗人中倡导节俭，禁止奢靡。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玄烨要求八旗都统、副都统，六部满人尚书对八旗子弟加强轸恤、引导。他说：满洲八旗乃是国家根本，近来朕发现许多满人陷于贫困、负债，赌博之风屡禁不止。这是你们这些都统、佐领和尚书没有尽到训导的责任。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三月，康熙帝对大学士等人说：什么级别穿用什么服饰早有规定，近来发现有“习俗奢靡、服用僭滥”现象，这都是有关所司官员不认真稽察造成的。嗣后必须切实奉行已有规定，返朴还淳，恪循法制，以副朕敦本务实、崇尚节俭之意。

康熙帝认识到，奢侈腐化是导致明朝亡国的原因之一，故在大臣中大力倡导节俭。他告诫百官说，生活奢侈是腐败根源，说：“位官者俭则可以养廉。居官居乡，只缘不俭，宅舍欲美，妻妾欲奉，仆隶欲多，交游欲广，不贪何从给之？”他本人也身体力行，所居宫殿里铺的毡子，有的三四十年没有更换。他自己说：“朕生性廉洁，不欲奢于用度也”；“宫中、府中之用，刻意损抑（注：即减少）”，虽然不敢比大禹、周文王，但“较之前代，每岁所需，十不及一”。

雍正皇帝胤禛即位后，继承了他父皇躬节行俭的传统。雍正元年，他废除了万寿节各地演戏为皇帝庆寿的惯例。他颁布上谕说：“国家欲安黎庶（百姓），莫先于厚风俗；欲厚风俗，莫大于崇节俭。”他说他临御以来就躬行节俭，这倒不是虚话。他不饮酒，不让大臣们进献华丽无用的东西。雍正五年端午节前夕，江宁织造曹頫等进呈的丰灯、香袋等物“皆用绣地”，胤禛说：“此皆靡费于无益之地，开风俗奢侈之端，朕所深恶而不取也。”雍正十二年，他下令“禁广东象牙席，并禁民间购用”。他特别指出：“诸凡奢侈风俗，皆从织造、盐商而起。”因为这两个职务一向是“肥差”，发财机会多，所以“衣服屋宇穷极华丽，饮食器皿备求工巧，俳优伎乐醉舞欢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使愚民尤而效之，其弊不可胜言”。他多次训诫织造、盐商：“奢靡二字当切戒”，务必“崇尚节俭，无事奢侈”。有些话是雍正皇帝当面对曹頫讲的，并让曹頫向别的织造、盐商传达。后者接到这些谕旨后还要写奏折向皇帝表态：一定认真执行，“务使敦本崇俭，醇朴成风”。

雍正还不止一次颁布御令：禁止满洲、蒙古之家丧事过于奢靡，严禁兵民等出殡时前列诸戏、丧事期间聚集亲友设宴演戏。他告诫旗人：“量入为出，某百年之生计”，禁止旗人分外享乐，不许旗人酗酒、赌博。但这些措施效果有限，至雍正十二年，他对大臣说：“近闻八旗人等仍未改陋习，以夸多斗靡相尚”，命八旗都统严加管教。

雍正帝还明确表示反对外官畜养优伶。他认为：“外官畜养优伶，殊非好事。”他降谕旨要求各地督抚细心访察，发现所属府道以上官员及提镇家中有畜养优伶者，必须上报揭参。

从雍正帝的这些要求，再看宁荣两府的作为，作者的用意就不言自明了；皇帝明令“禁止丧事过于奢靡”，宁国府却在秦氏丧事上挥金如土；皇帝明确反对蓄养优伶，荣国府却养十二个唱戏的女孩子；至于贾家“衣服屋宇穷极华丽，饮食器皿备求工巧，俳优伎乐醉舞欢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就不用一一细说了。皇帝要求旗人们量入为出，贾府的寅吃卯粮连林黛玉都看出来了：“咱们家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不俭省，必致后手不接。”贾宝玉听了一笑：“凭他怎么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人的。”（第六十二回）

贾府被抄家，导火索是贾珍聚众赌博。康雍两代皇帝都明令严禁赌博，贾府上下却赌博成风。贾珍竟在居丧期间开局设赌引诱世家子弟，白天赌射，晚上斗叶掷骰，并且狎优、狂饮，“天天宰猪割羊、屠鹅戮鸭”，终于招来御史参劾、锦衣府奉旨查抄。

贾家被抄时的惨状是通过焦大眼中反映出来的。焦大跑来一看，“只见箱开柜破，物件抢得半空”，金银珠宝登记上册，“女主儿们被什么府里衙役抢得披头散发戳在一处空房里，……所有的都抄出来搁着，木器钉得破烂，瓷器打得粉碎”（第一〇五回）。贾政心如刀绞，道：“完了完了！不料我们（家）一败涂地如此！”曹雪芹就是用这个故事告诫他的读者：瞧见了吧，不遵皇上的旨意就是这个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