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1911—1992年），中国历史地理学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1934年，受严重民族和边疆危机刺激，他与顾颉刚共同发起成立“禹贡学会”，提出将传统的沿革地理改造成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地理。1955年，他主持“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工作，历30余年，编成《中国历史地图集》。他还承担多项国家重要任务，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既产出成果，又培养人才，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由此建立。

　　开创历史政区地理研究新范式

　　传统沿革地理较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两方面都有不足。要实现禹贡学会提出的从沿革地理转到历史地理的学术目标，需要地理学的科学方法，但学会会员多缺乏地理学专业训练，实际研究工作与传统沿革地理几无差别。实质性转变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侯仁之主攻城市、沙漠，史念海主攻交通、经济以及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积极拓展新研究领域；谭其骧主攻的历代疆域政区，是沿革地理的核心内容，他着力提升研究精度，建立新的研究范式。

　　1955年，为完成毛泽东同志交办任务而成立的“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委员会”，借调谭其骧主持重编改绘杨图工作。原设想对杨图本身不作过多修改，仅将底图由杨图所用的清代地图改成现代地图。但工作一铺开，谭其骧就发现这一想法从学术上绝不可行。因为杨图对历代政区的复原太过粗陋，不仅政区范围等颇多疏误，而且同一幅地图上的一些政区设置，在历史上其实并不是同时存在的。

　　谭其骧坚持将底图改用今地图，重新考证历代政区建置。考虑到历代疆域政区既有时间上的延续，又有空间上的盈缩，一幅地图不可能将两个维度的变化同时呈现出来，他便以每个朝代和政权疆域的极盛值为准，设定“标准年”，图面内容以该年实际存在的政区为准，为历史政区地理研究开创了新研究范式。

　　这一新研究范式，一言以蔽之，就是“纵成线、横成面”：在纵向时间轴上，每个政区的来龙去脉都要一清二楚，串连成线；在横向的空间轴上，前后左右的政区要能拼合成一个完整平面。这就使得历史政区研究真正具有时空两个维度的坐标轴，逐年连贯起来，就能看出立体的连续变化。这是之前沿革地理研究难以做到的。

　　因为要反映历代疆域政区变化大势，谭其骧只给每个朝代设立一个标准年（时间长、疆域前后变化大的唐代才设两个）。之后，他指导学生将此研究继续延伸，复原出一些朝代内部疆域政区的逐年变化。可以说，截至目前，历史政区地理研究的数据提取的精度标准，是由谭其骧确立的。

　　提出“历史上的中国”理论

　　在对杨图“重编改绘”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杨图阙如的清代地图是否要补画？答案是毋庸置疑的。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既然清代地图要补画，那么杨图缺画的边疆地区地图要不要画？由于谭其骧的坚持，从1963年起，“重编改绘”工作突破杨图的空间范围，发展成为编绘一套全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里面牵涉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如何定义“历史上的中国”？

　　众所周知，中国历代王朝的疆域范围变化很大，而且历代对于“中国”的认知各异。谭其骧认为，“我们是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历史上的中国”。因此他主张“采用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即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在此范围内，既有中原王朝，也有边疆民族政权，虽然彼此和战不常，但随着历史发展，总的关系是愈来愈密切，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及至17、18世纪，清朝完成统一任务，并稳定和巩固下来，此即“自然形成”的历史底蕴。至于现代的中国疆域，是在中华民族反抗近代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形成的，而非历史上自然形成的范围，故不能代表“历史上的中国的疆域”。

　　这一理论为涉及历史时期“中国”概念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路。例如，历史上的跨境政权，究竟是否算我国历史上的边疆政权？以谭其骧的理论衡之，如果其政治中心在“历史上的中国”范围内，连同其所有辖区都算当时中国的一部分；若其政治中心在上述范围外，就是境外政权，连同其辖区都算外国。

　　谭其骧一生治学严谨，务实求真，对待学术事业“锲而不舍，终身以之”。他提出的“历史上的中国”概念，堪称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理论贡献，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有重大现实意义。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