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在“十万工农下吉安”的革命热潮中，时年十五岁的父亲，把梭镖交给九岁的弟弟，参加了红军。他曾在瑞金红军卫校学习。长征开始，先在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四团当卫生员，夺取泸定桥后，调军团卫生部医务科任医助。在长征途中，他曾三次“差一点‘光荣’”：四渡赤水时，为了抢捞一顶红军军帽，他不顾一切扑入奔腾的河水，即刻被冲出几十米远，命悬一线。时任红二师卫生部长的王奇才，凭着“多一人活着，就多一份革命力量”的信念，拼死相救，使父亲捡回一命；过草地第二天，父亲伤口感染，高烧不退。虽为医助，但绝不肯动用原本就少得可怜的药品，渐渐跟不上队伍，倒在路边。恰逢时任军团卫生部主任的姬鹏飞路过，把他抱上自己的马，使父亲没有掉队牺牲；第三次是在一个叫“打鼓岭”的地方，部队严重缺炊断粮，在吃光了野菜、皮带后，体质瘦弱的父亲饿昏了过去，战友们四处寻找，找到一些前面同志吃下后未曾消化又拉出来的青稞粒，才又一次接续了他的生命！

我们曾问父亲：当红军甚至比在家里还苦，而且随时可能牺牲死亡，您为什么还去？作为一个普通战士，当时了解长征的目的吗？看您个头不高，身体也不壮，怎么就能够坚持下来呢？

每当这时，父亲镜片后的眼神深沉悠远，仿佛穿过时间隧道，回到了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我从儿童团长当上红军，虽然当时识不得几个字，但我知道，苏维埃是工农的政权，红军是穷人的队伍。长征开始，只晓得是打仗需要，走多久、到哪里去，我们不了解。但心里就一个念头，认准了共产党和红军，就跟着走；跟着走，就要坚决跟到底！”

我们懂了，父亲讲的是一种信仰，人有了崇高的信仰，就会生长出无穷力量，焕发出火焰般的激情，足以克服任何艰难困苦，创造出人间奇迹！

从长征开始，父亲一生从事卫生工作，没有显赫的战功和官职，他生性淡泊、谦虚，甚至不愿让我们把“老红军”挂在嘴上。但在我们心中，凡走过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战胜千难万险，一步一个脚印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所有红军，不论将军还是士兵，不管炊事员还是马夫，每个人都是勇士，都是令后人景仰的英雄！

我们的内心因父亲而骄傲，不经意间，家庭所有成员，都有了一种“红军情结”：凡看到报刊上关于红军的报道，我们要认真阅读、讨论；凡登载老红军逝世的消息，我们都要剪下来，精心留存；《长征组歌》从录音带到音碟，反复购买了十几个版本；偶尔与朋友小聚唱歌，我们上来就是一曲《红军不怕远征难》。从女儿懂事起，我们就给她讲爷爷的长征故事，红军情结在她幼小的心里深深扎根。小学、中学一直品学兼优，后来考上了北京大学。上大一时，随学校“爱心社”到四川凉山社会实践，在红军当年走过的地方，特地买回来一双草鞋，虔诚地放在书柜最上面，说看见草鞋就想起爷爷，想起长征。研究生毕业后，她进入新华社工作。

那年，我们一家终于实现了夙愿，回到父亲出生的红土地。在黄洋界五大哨口，我们潜伏在战壕里，模仿着红军反“围剿”的身姿；在红军树下，我们身穿“红军服”，感受那艰难而辉煌的岁月；在于都河，我们肃立桥头，聆听奔流不息的河水讲述红军长征出发时的号令；在烈士陵园，我们含着眼泪，在密密麻麻的烈士墙上，寻找父亲战友的名字。我们的心被震撼着、感动着、激励着！

父亲以他的品格深深地影响着一家人。我1969年入伍到内蒙古守备部队，1979年战备施工时负伤，把一双眼睛永远留在大青山的山洞中，献给了国防事业，现为一级残疾。我的负伤，成为父亲晚年心中最大的痛，他对我说：“爸爸对不起你，本来是可以把你调出来的……”

屈指数来，父亲去世已三十七个年头，我负伤也有四十六个春秋。但我觉得，父亲一刻也不曾离开我们。父亲长征经历所昭显出的无比高尚的精神内涵，滋养着我们的心灵家园，成为我们战胜困难、磨砺人格、提升境界的动力；同时也主导滋养了三代人的红色家风，那就是：永远忠诚于党的事业、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和组织的利益、甘于吃苦勇于奉献，力虽绵薄此志不懈。

我在黑暗中已经摩挲了四十六年，但无怨无悔，内心十分光明，因为我觉得，比起长征，比起老一辈，我们是幸运的。每一代都会有每一代人的承担、牺牲和奉献。我积极自理并努力分担家务，培养教育孩子，克服困难支持爱人的工作。我的爱人赵海涛，在部队服役三十六年。由于正确处理家庭与工作的关系，忠于职守自强拼搏，三次荣立三等功；退休后近二十年来，一直积极参加文化公益事业，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的家庭健康和谐，曾受到原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各级数十次表彰；《解放军报》《家庭》等报刊杂志从不同角度多次报道。近几年，北京广播电视台、通州融媒体及其他媒体，多次作专访节目，宣传我们传承红色家风的故事。

伟大的长征精神，是永远的精神营养；长征精神滋养的红色家风，成为我们家庭成员尊崇、践行、维护和宣传的日常。如今，我们正在努力向第四代孩子们赓续。

家和国盛时运隆。愿千家万户好家风，推动全社会的和谐文明与进步。在民族复兴的新长征路上，携手合力，代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