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快雪堂的“半生缘”
2025-05-27 19:48 来源:  北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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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海公园太液池北岸、九龙壁旁,藏着一座古雅幽静的三进院落——快雪堂。这座依北高南低地势而建的历史院落,自明代便作为皇家礼佛更衣休憩之所,至清乾隆年间因《快雪堂法帖》石刻、楠木殿、太湖石“三绝”闻名。从先蚕坛东值房到皇家行宫,从松坡图书馆旧址到如今的快雪堂书法博物馆,这里不仅承载着城市记忆的文化符号,更是向八方来客讲述京华往事的独特窗口。

快雪堂书法博物馆正门

澄观堂

浴兰轩

游客欣赏石刻

绿荫环绕下的快雪堂

院内有两块高约五米的太湖石

“快雪堂”源自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

乾隆酷爱书法 敕建快雪堂收藏石刻

明代,快雪堂为先蚕坛东值房,后作为阐福寺的附属建筑,也称阐福寺东所,是皇家到阐福寺礼佛时更衣、休息的地方。清乾隆年间,此地改作行宫,两进院落澄观堂、浴兰轩均建于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帝收藏了四十八方《快雪堂法帖》石刻,大喜过望,遂命人运来稀有的楠木,兴建第三个院落快雪堂,并将御笔“快雪堂”匾额悬于檐下。院内有两块高约五米的太湖石,状若浮云,疑为宋徽宗在汴京所修艮岳的名石,其中一块刻着乾隆帝所写“云起”二字。《快雪堂法帖》石刻、楠木殿、太湖石,被誉为“快雪堂三绝”。

“快雪堂”源自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快雪时晴帖》号称“天下法书第一”,为王羲之写给友人“山阴张侯”的一封信:“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短短二十八字,叙述了自己看到雪后天晴的愉悦心情以及对亲朋的问候;后一句的断句存在争议,大意是,上次的事情没办好,内心有些纠结,力量不够而勉为之。与《兰亭序》相比,《快雪时晴帖》的笔法古雅雍容、厚重内敛、不露锋芒。

据载,《快雪时晴帖》曾由魏征、褚遂良、苏易简、米芾、赵佶等递藏,明天启年间,文渊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冯铨将其收入囊中,冯铨降清后,出任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康熙十八年(1679),冯铨之子冯源济将《快雪时晴帖》献给康熙帝,此帖遂入藏清内府。乾隆帝对《快雪时晴帖》格外珍视,从乾隆十年(1745)到乾隆六十年(1795),对此帖的题跋多达七十四则,他还在卧室旁设置小暖阁,用来珍藏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与王珣的《伯远帖》。

冯铨家藏甚丰,他曾选出几十幅书法,以重金邀请明末清初石刻第一高手刘光晹摹刻,一共刻了四十八方。这些书法中,名气最大、价值最高的当数《快雪时晴帖》,这套书法石刻便以“快雪堂”来命名。尽管明清两朝民间有不少书法刻石,但《快雪堂法帖》石刻的知名度最高。冯铨去世后,家道中落,福建人黄可润从冯氏后人手中买下整套石刻,黄氏后人又将其转让给闽浙总督杨景素。

上文提到,1679年,冯源济将《快雪时晴帖》献给康熙帝,整整一百年后,杨景素又将冯铨的四十八方《快雪堂法帖》石刻献给乾隆帝。乾隆帝甚悦,亲书《快雪堂记》,文中有言:“夫快雪堂之建,因石刻,非因雪。”

快雪堂两侧游廊墙壁所嵌四十八方《快雪堂法帖》石刻,共收录晋至元代二十一位书法家的八十余篇墨迹,以乾隆帝的《快雪堂记》开篇,第二篇即为《快雪时晴帖》。因原藏中有几方是木版,乾隆帝命人易以为石;后又因石版长短、宽窄不一,遂命内府善手重新摹刻,应去掉一方,加上乾隆帝的题记,维持四十八方的总数。

此前,乾隆帝敕命吏部尚书梁诗正、户部尚书蒋溥等人,从清内府珍藏的书法中精选出数百幅,刻制《三希堂法帖》,置于北海琼岛的阅古楼,《快雪时晴帖》也在其中。阅古楼《三希堂法帖》是著名的官刻成果。

快雪堂与阅古楼,一北一南,一民刻一官刻,精美绝伦,交相辉映。

梁启超在快雪堂原址开办松坡图书馆

松坡图书馆,以蔡锷之字为名。

蔡锷字松坡,是梁启超的学生,师生情谊很深。1911年,蔡锷响应辛亥革命,在云南成立“大汉云南军政府”,任都督,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1915年底,他在小凤仙的帮助下秘密离开北京,辗转回到云南成立护国军,通电声讨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并于次年1月率部出征。1916年11月,蔡锷因积劳成疾,在日本去世。闻听蔡锷的死讯,梁启超十分悲痛,为他举办了私祭,并提议创办“松坡图书馆”,以示纪念。1923年,经黎元洪批准,将快雪堂拨作松坡图书馆,由梁启超出任馆长。

1923年11月4日,松坡图书馆在快雪堂原址成立。梁启超非常兴奋,他在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昨日松坡图书馆成立(馆在北海快雪堂,地方好极了,你还不知道呢,我每来复四日住清华,三日住城里,入城即住馆中),热闹了一天。”澄观堂改作阅览室,配备书桌、杂志架、报架、目录柜;浴兰轩辟为藏书室,放置了一排排木制书架;快雪堂变成蔡公祠,用以供奉蔡锷和数位护国运动将领的灵位。起初,松坡图书馆并未对公众开放,直到1925年10月北海公园对外开放,松坡图书馆才随之开放。

松坡图书馆成立后,接纳了北洋政府收购的湖北藏书家杨守敬的旧藏,包括两万四千册古籍。其实在梁启超酝酿开办松坡图书馆之初,便四处搜集图书,1920年完成赴欧考察归国时,他带回一万多册图书,作为松坡图书馆的基础馆藏。

虽然北洋政府拨付了馆舍,但后期运营仍需要大量资金。为此,梁启超在报上刊出润格,卖字筹集经费,他在给梁思顺的信中说:“我精神极旺盛,一点也不觉疲劳。晚上还替松坡图书馆卖字,自己又临帖临出瘾。”

1915年8月,徐志摩到北京大学读预科,经蒋百里、张君劢、张公权等人介绍,成为梁启超的入室弟子,蔡锷是他的同门师兄。1922年10月,徐志摩学成归国,次年春,到松坡图书馆担任英文秘书,负责外文书籍的采购和英文函件的处理。后来,松坡图书馆分设两馆,第一馆位于快雪堂内,收藏中文图书;第二馆位于西单石虎胡同7号,收藏外文图书。徐志摩给英国朋友写信时说:“图书馆的创建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现在看来似乎前途似锦,如果诸事顺利,每年有大约五百镑用来买书。”1924年,梁启超邀请泰戈尔来华访问。4月26日,泰戈尔到北海公园静心斋出席欢迎仪式,并在欢迎仪式结束后参观了松坡图书馆。当天下午,徐志摩、林徽因等人陪他去法源寺欣赏丁香、发表演讲。

梁启超事务繁忙,松坡图书馆的管理工作,由他信任的蹇念益完成。袁世凯称帝期间,蹇念益曾与蔡锷往返京津,与梁启超密谋反袁。因对现实不满,又患偏瘫,蹇念益整日酗酒,徐志摩称“大量的蹇翁,巨樽在手,蹇足直指天空,一斤,两斤,杯底喝尽,满怀酒欢,满面酒红,连珠的笑响中,浮沉着神仙似的酒翁”。1930年,蹇念益在松坡图书馆自尽。

1931年,徐志摩乘飞机由南京北上时发生空难,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他曾在松坡图书馆“寄存书橱十二架”,一直没舍得捐出,徐志摩身故后,其父徐申如将这批书捐赠给松坡图书馆。

蹇念益的侄子蹇先艾曾在松坡图书馆任职,1942年,他著文描述彼时的快雪堂:“院中堆着一座石山,遍身的苔痕野草,据说这座石山中有两块是宋徽宗从太湖运到义南的花石纲,后来被金人当作胜利品又从开封搬到北平来的。穿过石山,才能到祠堂面前。两庑的石壁,便是有名的快雪堂法帖的石刻,用栏杆保护着。”此时,《快雪堂法帖》石刻仍归属于北海公园。

1951年,北平图书馆更名为北京图书馆。1998年,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

学校组织学工 中学生与快雪堂法帖结缘

我与快雪堂结缘,到今年,整整五十年。

1975年,我在地安门中学读高二,那时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学工、学农、学商、学军,为期一个月。春季开学后不久,学校安排我们班的部分男生到北京图书馆学工,所谓“学工”,就是到工厂向师傅学习。

当时,北京图书馆的主馆在文津街,分馆为北海公园的松坡图书馆和雍和宫东侧的柏林寺。我们先被分配到东方语言编目组,简称“东编组”,后来又被分配到松坡图书馆。北海公园尚未开放,凭证进出。

根据馆里的安排,松坡图书馆要全部用来收藏日文图书;听老师讲,北京图书馆的馆藏日文图书多达一百万册。我们先到柏林寺的书库,抱着一摞摞书走出小巷,放到胡同口的加长130汽车上,再将这些书运至松坡图书馆,堆在院子里。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到澄观堂整理图书,有的同学负责填写图书目录卡片,有的同学负责将书分门别类放到书架上。这么多书,屋里的书架肯定不够,连游廊中也摆着许多书架。老师看我的字不错,就让我填写图书目录卡片,这项工作挺简单,也没有特别的要求。印象中,我总要填写图书出版时间。

浴兰轩延续了民国时期藏书室的功能,里面是一排排高高的书架,分类摆放字典、线装书、精装书等。我不懂日文,文学书好比天书,但字帖、画册一目了然,自然愿意翻看。就是在浴兰轩,我发现了印刷精致的《兰亭序七种》,方才得知这世上还有不同版本的《兰亭序》,尤其是“定武本”,名字好记,意思尚不明白。大量字帖折页装订,书页厚实,一本字帖的内容并不多。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写的粗壮汉字,与中国传统的书法不同,特征鲜明,应当出自日本著名书法家之手。还有一些字帖是片假名,细细的笔画像游丝一样。至于印象最深的,是日本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大约有三四十卷,硬壳装订,全彩印刷,内容丰富,绝大多数图版都是第一次看到。这套书的出版,不仅在亚洲绝无仅有,放眼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

回忆拓碑往事 快雪堂经重修后恢复旧貌

每天中午午休,老师回主馆吃饭,多数同学吃自己带的盒饭。吃完饭,闲来无事,我就在院子里溜达。无论是前院、中院还是后院,杂草丛生的地上横七竖八散放着各种石碑,前院的廊子里还摞着三四排。

至于碑上的内容,除了王羲之的《兰亭序》,其他一概不知。我最感兴趣的是几通竖立的碑,碑上字不少,楷书旁附有草书和篆书的写法。那时我正在学书法和篆刻,想多了解一些草书和篆书,却苦于无草书字典、篆书字典可查。看到这样的碑,我如获至宝,赶忙找了个本子,逐一抄录下来。

至于这些碑价值几何,我们也不清楚,但许多碑上都有“快雪堂法帖”的字样。学校的庄老师听闻此事后,大呼“这是《快雪堂法帖》,价值连城”,我们才意识到自己遇见了顶级的书法石刻。庄老师教语文,擅长书法、朗诵,极富才情,他告诉我们如何拓碑,并且送来几张宣纸,有的同学还自带元书纸、毛边纸。拓碑需要棉锤,就自己动手,将棉花放到绸子里扎好。庄老师特地叮嘱我们,拓碑的墨汁里要加一点矾。

拓碑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宣纸很快就用完了,元书纸、毛边纸不适合,便放弃了。最后用的是绵纸,物美价廉。松坡图书馆的老师知道我们在拓碑,身处特殊年代,看见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感兴趣,他们表面上不说,心里或许还是很高兴的。

毕竟是初次拓碑,水平有限,问题层出不穷,但参与的同学,后来都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成为一生的专业或爱好。学工通常为期一个月,我们却在松坡图书馆里待了近两个月。

1987年,北京图书馆将松坡图书馆的三进院落交还北海公园,北海公园还原了快雪堂旧貌,并将其更名为“快雪堂书法石刻博物馆”;四十八方《快雪堂法帖》石刻重新上墙,清晰可辨。待2014年,快雪堂书法石刻博物馆再度修缮时,石刻都被玻璃罩罩住了。2013年,快雪堂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优秀奖。

我在地安门出生,在地安门中学上学,大学毕业后还在北海公园东墙外的恭俭胡同住了近十年,可以说,北海公园是我去的次数最多的公园。如今,若有外地朋友来北京,我总会带他们游览北海公园,参观快雪堂,向他们讲述快雪堂的前世今生。 作者林阳 记者姜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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